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朋友们一直把我骨折的胳膊叫作折断的翅膀。是左臂,现在折过来靠在我胸前,用一条蓝色的围巾吊着,在脖子后面打了结,它太重了,绝不可能像翅膀。是我追公交车的时候发生的意外。为了让公交车停下,我像挥动沙锤一样在空中挥动我的购物袋,就在那时我在冰上滑了一下,摔倒了。
所以昨天我坐火车从纽约去萨拉托加,没有开车。我有完美的借口不去萨拉托加看我弟弟,但是一旦我整装待发,我就决定完成这趟旅行,以免内疚。我不介意见我弟弟,但我介意他老婆的两个小孩——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岁的男孩。贝姬要么对她弟弟托德视而不见,要么就折磨他。去年冬天她在屋里撵着他的脚跟走来走去,不管他去哪儿,她都紧跟着他重重地跺脚,吓得他边跑边叫。凯特也不干预,直到两个孩子都歇斯底里,我们再也无法压过他们的声音大喊大叫下去。“我想我是喜欢他们活泼一点。”她说,“也许他们能这样发泄一些敌意,长大以后就不必习惯性玩心理战术来获取所需。”在我看来,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只会像彗星那样燃烧殆尽。
霍华德最终发现了他要的是什么:温馨家庭的反面。曾有六年他跟一个苍白颓废的女人住在俄勒冈。关系破裂后不久,他又跟一个叫弗朗辛的更加苍白的医学预科生结了婚。那段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然后是洛杉矶的一次相亲,他遇到了凯特,她丈夫那时在丹麦出差。没过多久,凯特和她的女儿、男婴搬进他家,是他跟一个剧作家在拉古纳海滩合租的公寓。两个男人正在合写一个关于梅德加·埃弗斯㊟的剧本,但是凯特和孩子们搬进来以后,他们转而写起了这样的剧本:一个男人相亲遇到了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女人,三个人搬来与他和朋友同住,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后来霍华德的合作者订婚搬走了,剧本也放弃了。霍华德在最后关头接受了纽约州北部一个学院的聘书,去教写作,于是一周之内他们全都被安置在萨拉托加一个凉风飕飕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里。凯特的丈夫在她搬到霍华德那儿以前就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但最终他决定不向法庭起诉争取贝姬和托德的监护权,作为交换,他需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数目比他律师预料的一半还少。现在他给孩子寄来硕大的毛绒玩具,他们简直毫无兴趣,附的便条上写着:“把它放进妈妈的动物园。”大概每个月一个毛绒玩具——长颈鹿,真狗大小的德国牧羊犬,一只塞得太满的站立的大熊——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便条。
大熊站在厨房的一角,人们慢慢习惯了用大头针在它身上钉便条——提醒买牛奶,或是给车加油。宽边太阳镜也加上去了,有时胳膊上还挂着围巾和夹克衫。有时绒毛德国牧羊犬被带过来,爪子搭在熊的腰间,支起身子哀求。
现在,我跟熊在厨房里。我刚打开恒温器——这是起床以后该做的第一件事——正把茶包浸在一杯热水里。不知为什么,让我用茶叶和滤茶球来泡茶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帮忙。我唯一能找到的茶包是皇室之选。
我坐在一把餐椅上喝茶。椅子好像粘在我身上了,尽管我穿着保暖秋裤和一件法兰绒长睡袍。椅子是塑料的,风格非常五十年代,图案有时看起来是几何形状,有时几乎是人形。小小的图案,像畸形的手伸向三角形和正方形。我问过。霍华德和凯特在一个拍卖会上买到整套厨房用具,三十美元。他们觉得很好玩。房子本身并不好玩。它有四个壁炉,宽木板地板,高而多尘的天花板。他们用他继承的那份我祖父的遗产买下来。凯特对装修房子的贡献是把踢脚板改成人造大理石。活儿干得是否有效率取决于她开始时抽了多少大麻。有时踢脚板看起来像是餐椅图案的斑驳版本,而不是大理石。凯特把她称为“养育子女”的任务视为全职工作。他们刚搬到萨拉托加的时候,她曾经开过钢琴课。而现在她对孩子置之不理,只给踢脚板刷漆。
我又凭什么在这儿指手划脚?我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没有工作,和偶尔有之的情人关系总是很脆弱,她能轻易想象他们关系的破裂,就像她能一下子在冰上摔倒。也许真的如此,正如我的情人弗兰克所说,有钱于灵魂无益。说的是别人送给你的钱。他也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但那是他赚的钱,又通过投资房地产赚到更多。他的不动产有一部分是药草园。成盒的药草经常出现在弗兰克的办公室——包着锡纸的药草,塑料袋里的药草,报纸卷成筒装的干药草。他把它们撒在蛋饼、烤肉和蔬菜上。他反对吃盐。他坚持药草更为健康。
我又凭什么声称爱一个男人,我甚至怀疑他用的药草。我为自己没有工作而羞愧。我很没有安全感,某人做爱时的一个眼神就能让我跟他继续交往。我偷偷在厨房里撒盐,然后把盘子端出来,微笑着看罗勒被撒在番茄上。
有时在床上,他的手指有迷迭香或者龙蒿叶的味道。浓烈的味道。发酸的味道。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或《卡尔佩珀药草大全》里怎么写,我就是无法想象药草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多要做新娘的女人来到药草园,买几枝药草插进手捧花束。她们相信药草会带来好运。这年头,他们要在房子里放整缸的药草,而不是无花果树。“我一下子进入新世界的尖端。”弗兰克说。他不是开玩笑。今晚的圣诞聚会有这些菜:圣女果切成两半填入奶酪,蘑菇填番茄泥,番茄填碎蘑菇,蘑菇填奶酪。凯特在厨房里大笑。“没人会注意到。”她嘟囔着,“没人会说什么。”
“我们放点坚果不好吗?”霍华德说。
“坚果太传统了。这样好玩。”凯特说着从一个裱花嘴里挤出更多软奶酪。
“去年我们有檞寄生和加香料的热苹果酒。”
“去年我们丧失了幽默感。后来我们都那么兴奋是怎么了?我们竟然在圣诞前夜跑出去砍树——”
“是孩子们。”霍华德说。
“对了。”她说,“孩子们在哭。他们要跟其他小孩攀比还是什么。”
“贝姬在哭。托德还小,不至于为了那事哭。”霍华德说。
“我们为什么说起眼泪?”凯特说。“等不是欢乐的时节再说眼泪吧。今晚大家都会来,爱上画钩上挂的花环,称赞这些食物多有节日气氛。”
“我们邀请了一个哲学系的印第安人。”霍华德说。“美洲的印第安人——不是印度的印第安人㊟。”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看录像带《皇冠上的明珠》。”凯特说。
“我觉得很不开心。”霍华德说。他退到台子边上,身子往下滑,用两肘支起身子。他的网球鞋湿了。他从来不脱湿鞋子,也从不感冒。
“尝一块蘑菇吧。”凯特说,“不过要是烧熟了会更好吃。”
“我是怎么了?”霍华德说。我来了以后他这还是第一次看我。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要对凯特的扯淡流露出厌烦。
“也许我们应该买棵树。”我说。
“我没觉得是圣诞节让我情绪不好。”霍华德说。
“那就快摆脱掉。”凯特说,“要是你愿意,可以提前拆一件礼物。”
“不,不。”霍华德说,“还不是圣诞节。”他把一个盘子递给凯特,她把盘子搁到洗碗机里。“我一直担心你痛得厉害,却不说。”他对我说。
“只是不大方便而已。”我说。
“我知道,但是你会在脑子里一直回想那一幕吗?你摔倒的时候,或是在急诊室,或其他什么?”
“我昨晚梦到维多利亚舞社的芭蕾舞女演员了。”我说,“维多利亚舞社好像一个舞台布景,而不是真实的地方,又高又瘦的芭蕾舞演员一直在列队进入、旋转、做单足脚尖立地旋转。我嫉妒她们能把手指尖在头上方并拢。”
霍华德打开洗碗机上层的门,凯特把冲洗干净的杯子递给他。
“你只是讲了一个小故事。”霍华德说,“你没有回答问题。”
“我没有一直回想那情景。”我说。
“那么你在压制。”他说。
“妈妈。”贝姬走进厨房,“如果戴尔德丽的爸爸周末不开车过来接她,她今晚能来参加聚会吗?”
“我以为她爸爸住院了。”凯特说。
“是的,之前是。不过他出院了。他打电话说北边要下雪,所以不确定能不能来。”
“她当然可以来。”凯特说。
“还有,你知道怎么了吗?”贝姬说。
“进屋的时候跟人要打招呼。”凯特说,“至少要有眼神的接触,或者微笑什么的。”
“我又不是舞台上的美国小姐,妈妈。我只是进个厨房。”
“你要承认人们的存在。”凯特说,“我们没说过这些吗?”
“噢,你们好啊。”贝姬说,抓起幻想中的裙边行屈膝礼。她穿着紫色的运动裤。她转过身对着我,从髋骨处提起裤边。“噢,你好,就好像我们从没见过。”她说。
“你姨妈可不想来这一套。”霍华德说,“她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言归正传吧。”凯特对贝姬说,“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吗,妈妈?”贝姬说,“你小题大做,搞得我好像要说一件大事。每个人都在听我讲。”
凯特关上洗碗机的门。
“你想私下跟我说吗?”她说。
“不不不。”贝姬说着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叹一口气,“我刚才只是想说——现在这成大事了——我想说戴尔德丽才发现她通了一年信的那个家伙在蹲监狱。他一直在监狱,可是她不知道邮政信箱意味着什么。”
“她打算怎么办?”霍华德说。
“她打算写信问他有关监狱的一切。”贝姬说。
“那好啊。”霍华德说,“听到这个我挺开心。那家伙恐怕为了要不要告诉她而痛苦挣扎过。他可能以为她要跟他断绝来往。”
“很多好人进监狱。”贝姬说。
“这很荒唐。”凯特说,“你没法概括一群罪犯,就像你没法概括其他人群一样。”
“那又怎样?”贝姬说,“如果其他什么人要隐瞒事情,他也会隐瞒,不是吗?”
“我们去弄棵树吧。”霍华德说,“我们要买棵树。”
“有人把圣诞树搬回家的时候在公路上被撞了。”贝姬说,“真的。”
“你对这地方的事真是了如指掌。”凯特说,“你们这些孩子能当公告传报员。报纸还没出来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昨天的事。”贝姬说。
“基督啊。”霍华德说,“我们说到眼泪,我们又说到死亡。”他又靠在厨房台子上了。
“我们没有。”凯特说,走到他前面去开冰箱门。她把一盘填料的番茄放进去。“这是你典型的做法,从一堆观点中单单挑出两个,然后——”
“我昨晚醒来时想起了丹尼斯·比杜。”霍华德对我说。“记得丹尼斯·比杜吗,以前他老缠着你?爸爸派我去跟他算账,后来他就退缩了。但我一直害怕他会对付我。好几年他接近我的时候我都装着毫不畏惧。后来,你知道的,有一次我出门跟人约会,车没油了,我走到加油站去买桶油,一辆车跟过来,丹尼斯·比杜从车窗里探出头。他看到是我很惊讶,我看到是他也很惊讶。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车没油了。他说:‘我看你是活该,’可是一个女孩在开车,她对他一阵数落。她停了车,执意让我上车,要捎我去加油站。一路上他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当我知道他在越南战死的时候,我想起那天他在车里的样子——他那笔直的身子上的后脑勺,黑色还是某种深色的衣领竖到发际。”霍华德用四根手指往水平方向划了一道,拇指收拢,划过耳边的空气。
“现在你要让大家都不开心了。”凯特说。
“我愿意振作一点。我要在晚上以前振作起来。我要去主街上的狮子俱乐部弄一棵树。谁跟我一起去?”
“我要去戴尔德丽家。”贝姬说。
“我跟你一起去,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我说。
“一起去好玩。”霍华德说,踮起脚尖跳,“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建议。”
他从衣柜里拿出我的红色大衣,我后退着穿上,把没受伤的那条胳膊伸进去。他从大衣翻领上取下一枚花纹别针,用别针把大衣的另一边别到我的肩头,别针轻轻穿过我的毛衣。然后他把凯特的斗篷罩在我身上。这是规定程序,因为我总觉得冷。事实上是凯特规定的这套程序。我站在那里,看霍华德穿上他的皮夹克。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鸟,夜里它的笼子盖上了一块布。这让我自艾自怜起来,我真的把胳膊想成折断的翅膀了,所有的一切突然都那么悲伤,我发觉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好几次在吸鼻子。霍华德曾经跟丹尼斯·比杜摊过牌,为了我!我的弟弟!但是他那么做其实是因为我父亲叫他去的。我父亲不管叫他干什么他都干。只有一次他拒绝了,在医院,我父亲叫他把他闷死。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一次他漠视了我父亲的愿望。
“找一棵够高的。”凯特说,“不要找那种像仙人掌的。要一棵针叶修长、俯冲下来的。”
“俯冲?”霍华德在过道上转身问。
“有种流动性的。”她说着微微屈膝,用胳膊做了一个横扫的动作,“你明白的——有美感的。”
客人还没来,一个女邻居把托德从他的玩伴那里送回来,他该上床了。树上也装饰了几十个圣诞彩球,还有打印纸剪的星星,一端别着回形针做的钩子。毛绒动物园的小动物——当然没有那只熊——都在树下,模仿马槽里的动物。马槽是一个烤盘,里面有一只绿色的恐龙。
“来的人里有多少我认识?”我问。
“你认识……你认识……”霍华德咬着自己的嘴唇。他啜了一小口酒,有些迷惑。“嗯,你认识凯尼格。”他说,“凯尼格结婚了。你会喜欢他妻子的。他们分头来,因为他下了班直接过来。你认识迈纳一家。你认识——你肯定会喜欢莱特富特,哲学系的那个新老师。别急着告诉他你在跟人交往。他人不错,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我不认为我在跟什么人交往。”我说。
“喝一杯——你会好受点。”霍华德说,“说真的,我今天下午很抑郁。天那么快就黑了,我永远不明白我对什么有反应。我的心情也变得灰暗,就像傍晚的光线。你明白吗?”
“好吧,我喝一杯。”我说。
“要来的一个大胖子在匿名戒酒者协会。”霍华德说着从书架上拿下一只玻璃杯,给里面倒了些酒。“这些昨天都洗过了。”他说。他把酒杯递给我。“胖子名叫德怀特·库尔。是要来的詹森夫妇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他是个单身汉。过去住在大苹果。神秘的人。没人认识。他家里有一个计算机终端,连到纽约某个神秘的办公室。爱讲好笑的笑话。他们整天都在计算机上攻击他。”
“谁是詹森夫妇?”
“你见过的。那个女人跟她情人提出分手以后,她情人偷偷潜入她家,在墙上画满了她和她丈夫的漫画。我听说是个极好的画家。你知道这事吧?”
“不知道。”我笑着说,“她长什么样?”
“你跟我们去赛马会的时候见过。高个,红头发。”
“噢,那个女的。你怎么不早说?”
“我跟你说了她情人的事不是吗?”
“我不知道她有个情人。”
“嗯,幸亏她已经跟丈夫说了,他们决定补救两人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回家看到满墙的画——我是说,我的印象是那些画细节相当生动。可不像在山洞之类的地方撞见一堆象形文字。丈夫是当成自己的笑话来讲的:只好把墙重刷一遍,去涂料店买了桶颜色最深的蓝漆,因为他要的是彻底盖住——而不用抹什么三层灰泥。”霍华德又喝了一小口酒。“你没见过她丈夫。”他说,“他是一个麻醉师。”
“她情人是做什么的?”
“他开一个乐器店。他搬走了。”
“去了哪儿?”
“蒙彼利埃。”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问的。人家告诉我的。”霍华德说,“然后在蒙彼利埃,有天他在擦枪,枪走火了,打中了他的脚。不过并无大碍。”
“很难把任何一件类似的事看成善恶报应。”我说,“那詹森夫妇又快乐如初了?”
“我不知道。我们跟他们也见得不多。”霍华德说,“我们跟那些社会活动实在没什么关系,你知道的。你也只是假日的时候来访,那是我们年度聚会的时候。”
“噢,你们好呀。”贝姬从前门冲进客厅,带来了冷风和她的女友戴尔德丽。戴尔德丽咯咯地笑着,头扭到一边。“我的朋友!我了不起的朋友们!”贝姬小跑着经过,使劲地挥手。她在过道里停下,戴尔德丽跟她撞在一起。戴尔德丽把手捂在嘴上,掩住一声惊叫,然后跑过贝姬身边进了厨房。
“我能记得自己这么大的时候。”我说。
“我觉得我从来没这么傻过。”霍华德说。
“女孩之间不大一样。男孩从来不怎么以这种认真的方式交谈,不是吗?我是说,我记得有段时期我好像一直都在倾诉什么。”
“跟我倾诉一下。”霍华德去把巴赫的唱片翻了面。
“女孩只跟其他女孩那么说话。”我说,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基东·克雷默㊟”。霍华德的手紧贴心脏,“上帝啊——告诉我并不美。”
“你怎么这么了解古典乐?”我问,“问别人,别人告诉你的吗?”
“是在纽约。”他说,“我搬到这儿以前。甚至在到洛杉矶之前。我就开始买唱片,四处打听。半个城市都是古典音乐的非正式顾问。你在纽约能发现很多东西。”他给杯子里又加了点酒。“来吧。”他说,“跟我说点秘密。”
厨房里,女孩中有一个打开收音机,摇滚乐声音放得很低,跟巴赫的小提琴声交汇。乐声更低了。戴尔德丽和贝姬在笑。
我喝了一口酒,叹着气,对霍华德点点头。“去年六月我去旧金山看我朋友苏珊。我比我之前说的早到了一天,她不在家。”我说。“我打算给她一个惊喜,而她却让我吃惊。那倒没什么。旅途劳累,我到的时候乐得有个借口住进酒店,因为要是她在的话,我们肯定会整夜聊天。就像贝姬和戴尔德丽,对不对?”
霍华德眼珠子转转,点点头。
“于是我去了一个酒店,入住,洗了个澡,突然又来了精神,心想管它呢,干吗不去酒店旁边的餐厅——或者我猜是酒店里的餐厅——好好吃一顿,既然人们说这家不错。”
“哪家餐厅?”
“星星。”
“嗯。”他说,“发生了什么?”
“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你要耐心一点,女孩都知道跟其他女孩要耐心。”
他又点头称是。
“他们服务很好。大概四分之三的上座率。他们安排我坐在一张桌子旁,我一坐下就抬头张望,有个男人坐在餐厅另一头靠墙的软长椅上,面对着我。他在看我,我在看他,没有眼神的交流几乎不可能。很明显,我们俩同时来电了。座位另一边有个女人,不算迷人。她戴了一枚婚戒。他没戴。他俩沉默地吃着。我必须强迫自己往别处看,但是只要我抬头,他也抬头,或者他已经抬了一会儿。后来他从桌边走开,我是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的,当时我侧着头,在听右手边的人对话,我嘴里在嚼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结了账,两人走了。她走在他前面,他看起来不像是跟她一起的。我是说,他离她挺远的。但是自然他没有转头。他们离开以后我心想,好神奇。真的像是一种动能,嘭的一下!我又喝了咖啡,然后结账。我离开的时候走下很陡的台阶到街边去,侍者从后面跟上来说:‘抱歉打搅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但我不想让你在餐厅里觉得尴尬。那位绅士出门的时候给你留下了这个。’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我吓了一跳,但只是说:‘谢谢你。’然后就继续走下台阶。我走到外面,四处张望。自然他不会在那里。于是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他的名片。他是一个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他的名字下面他写着:‘你是谁?请打电话。’”
霍华德在笑。
“我就把名片放进钱包,走了几个街区我想:好嘛,这到底算是什么?旧金山的某个男人?图什么?一夜情?我回到酒店,当我进去的时候,柜台后的男人站起身来说。‘抱歉打搅一下,你刚才是去吃晚饭了吗?’我说:‘几分钟前。’他说:‘有人留了这个给你。’是一个酒店的信封。在去房间的电梯里,我打开信封,是同样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请打电话。’”
“我希望你打了。”霍华德说。
“我决定枕着名片睡觉。早上我的决定是不打。但是我留着那张名片。然后八月底的时候我在东村逛街,一对显然是外地来的夫妇走在我前面,一个朋克男孩从他坐着的门廊上站起来,对他们说:‘嗨——我想跟你们合个影。’我进了一家商店,出来的时候那对夫妇和那个男孩都在笑,手里拿着另一个朋克拍下的宝丽莱快照。是个玩笑,不是敲诈。男人拿了一张照片,给男孩一块钱,他们走了,朋克又在门廊上坐下。我走回他坐的地方,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也能跟你合个影吗?’”
“什么?”霍华德说。小提琴乐声高昂。他起身把声音调低了一点。他回头看我。“然后呢?”他说。
“那小孩想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他是为了气我男朋友。他就说好啊——我说理由的时候他脸上都发光了——不过因为拍得多,给两块钱他就更感激了。我给了他,然后他用胳膊搂着我,冲相机做出各种怪相。他像一条人形蟒蛇缠在我脖子上,还做了一个米克·贾格似的噘嘴。照片效果好得难以置信。那天晚上,我在照片底部的空白处写道:‘我是一个你还不知道名字的人。你要找到我吗?’我把它装进信封,给他寄到旧金山去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我是说,这根本不像我会做的事,你觉得呢?”
“可是他要怎么找到你呢?”霍华德说。
“我还留着他的名片。”我冲放在地板上的钱包耸一耸好的这个肩膀。
“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走进一家餐厅,被闪电击中了,另一个人也一样?像部烂片。”
“当然可能发生。”霍华德说,“说真的,你打算怎么办?”
“过一段时间再说。也许给他寄一个他能追踪的东西,如果他愿意。”
“真是个神奇的故事。”霍华德说。
“有时候——嗯,我有一阵没想了,不过夏末我寄出那张照片以后,有时走在路上,或者不管在做什么,突然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在想我。”
霍华德神情奇怪地看我。“他可能是在想。”他说,“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联系。”
“你以前是编剧。他该怎么做?”
“他不能从照片背景猜出是东村吗?”
“我说不准。”
“如果他做得到,他可以在《声音》上打广告。”
“我想背景里只有一辆车。”
“那你一定要给他点别的东西。”霍华德说。
“为什么?你想让你姐姐来个一夜情吗?”
“你说得他好像特别迷人。”霍华德说。
“是,可是万一他是个坏蛋呢?也可以说他过于自以为是,他肯定我会回应。你不觉得吗?”
“我认为你应该跟他联系。如果你愿意,做得有趣一点,要是我就不会让他溜走。”
“我从来没拥有过他。看样子他有老婆。”
“你并不知道。”
“是啊。”我说,“我猜我是不知道。”
“做吧。”霍华德说,“我想你需要这个。”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压低——正像一个女孩会做的那样。他点头表示肯定。“做吧。”他再次低语。然后他猛地转头,看我在盯着什么。是凯特,洗完澡以后裹着浴巾,拖着长长的电话线。
“是弗兰克。”她轻声说,手捂在话筒上,“他说他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聚会。”
我呆呆地看着她,惊讶不已。我几乎忘了弗兰克知道我在这儿。他以前跟我只来过一次,很明显他不喜欢霍华德和凯特。为什么他突然决定要来?
她耸耸肩,手还捂在话筒上。“过来。”她轻声说。
我站过去。“如果不是太让他为难。”她说,“也许他能捎上戴尔德丽的爸爸。他就住在城里你家在的那条街拐角。”
“戴尔德丽的爸爸?”我说。
“你来说。”她轻声说,“他要挂了。”
“哎,弗兰克。”我对着电话开口。我的声音又尖又假。
“我想你。”弗兰克说,“我必须离开纽约。我是不请自来。我猜既然这是一年一度的邀请,应该没关系,对吗?”
“哦,当然。”我说,“你能稍等两秒钟吗?”
“没问题。”他说。
我又捂住话筒。凯特还站在我身边。
“我在浴室里跟戴尔德丽的妈妈通话了。”凯特低声说,“她说她前夫还不能开车,而戴尔德丽一整天都在哭。要是他能把他捎过来,他们可以坐火车一起回去,不过——”
“弗兰克?这有点奇怪,我也不太明白是什么安排,不过我要让凯特来说电话。我们需要你帮一个忙。”
“只管说。”他说,“只要不是琼·怀尔德·杨夫人恶意的修正的修正的修正。”
我把电话拿给凯特。“弗兰克?”她说,“你就要交一个新朋友了。对他好一点,他刚摘除了胆囊,力气只有海藻那么轻。他住在七十九街。”
我跟霍华德在车里,我裹着大衣和斗篷。我们此行的任务颇有点讽刺。我们要去7-11买点冰。月光皎洁,我那一边的窗外,田野里的雪堆像踏脚石一样闪亮。霍华德突然打出方向灯,拐弯,我回头确认我们后面没有被撞。
“对不起。”他说,“我走神了。况且这条路标识得也不清楚。”
磁带卡座里放的是迈尔斯·戴维斯——最温柔的迈尔斯·戴维斯。
“我们还有点时间绕道。”他说。
“为什么要绕道?”
“就一下。”霍华德说。
“冻死了。”我收紧下巴说话,这样我的喉部可以暖和点。我抬起头。锁骨更冷了。
“你说的动能让我想到做这件事。”霍华德说,“你可以跟我说秘密,我也可以跟你说秘密,对吗?”
“你在说什么?”
“这个。”他说着开进一条标着“不得越界”的路。他转弯的地方路有点不平,但随着车颠簸前进,路面平滑一些了。他开车的时候,两只手都紧紧握住方向盘,在座位上挺直上身,好像高出来的一寸加上大灯,能让他看得更清楚。路变得平整,我们右边有一个池塘。没有冻起来,但是冰层挂在池塘边缘,好像水族箱里的浮藻。霍华德退出磁带,我们在寒冷和沉默中坐着。他熄了火。
“上周这儿有一只狗。”他说。
我看着他。
“乡下有很多狗,对吗?”他说。
“我们在这儿干吗?”我说着抱紧膝盖。
“我爱上了一个人。”他说。
我之前看着池水,他一开口,我又转过头看着他。
“我没觉得她会在这儿。”他语气平静,“我甚至没觉得狗会在这儿。我猜我只是被吸引到这里——就是如此。我想看看如果我来到这里,能不能找回那种感觉。如果你给那个男人打电话,或者给他写信,你会找回那种感觉。是真的。我能从你跟我说话时的样子看出来,那是真的。”
“霍华德,你刚说你爱上了什么人?什么时候的事?”
“几个星期前。学期结束了,她毕业了。她一月份走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就那样?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我的好朋友莱特富特的一个哲学专业学生。”霍华德松开方向盘。他熄了火以后手还一直握着方向盘。现在他的手放在大腿上。我们俩似乎都在仔细看他的手。至少我看着他的手就不用盯着他的脸,他垂下眼帘。
“挺疯狂的。”他说,“如此激情,如此迅速。也许我是在骗自己,但是我想我没有跟她吐露我多么在乎她。她看得出我在乎,但是她……她不知道我的心一直为她驻留,你知道吗?我们有天开车到这儿来,在车里吃野餐——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野餐,冷极了——一只狗晃荡到车边上。一只大狗。就在这儿。”
我从车窗望出去,几乎盼望那只狗还在那儿。
“共有三次冰冷的野餐。这只狗是最后一次出现的。她喜欢那只狗——看着像只杂种狗,可能有不少金毛猎犬的基因。我以为我们给它打开车门是自找麻烦,因为它不像是一条特别友善的狗。但是她对了,我错了。顺便说一下她叫罗宾。她刚打开车门,狗就摇起尾巴。我们跟它一起散了会儿步。”他向前努一努下巴。“在那条路上。”他说,“我们给它扔石子玩。一只喜欢人群的典型的美国狗,在树林里迷了路,不是吗?我开始逗它,叫它斯波特。我们回车上的时候,罗宾拍拍它的头,关上车门,它退后,样子很悲伤。好像我们的离去真的毁掉了它的一天。我把车开离路边,她摇下车窗,说:‘再见了,罗弗。’我发誓它的脸上大放光彩。我想它真的叫罗弗。”
“你们做什么了?”我说。
“你是说对狗,还是说我们俩?”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的意思。
“我倒车,狗让我们离开了。它只是站在那儿。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它,直到路面下沉,它从视野里消失。罗宾没有回头。”
“你打算怎么做?”
“买冰。”他说着点了火,“但那并不是你的意思,对吗?”
他倒车,我们颠簸着开向我们自己的轮胎印,这时我又回头,但是没有狗在月光下注视我们。
回到家,霍华德在我前面的方石板小路上走,我比平常在冷风中走得还慢,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他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是在注意力被一块冰吸引过去的时候想到的,我害怕踩到冰。他让我想起那个法庭雕像——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一个眼睛被蒙住的女人手持公正的天平。左手一袋冰,右手一袋冰——但是没有蒙眼布。门突然打开,霍华德和我看到前面是凯尼格,他照例头戴印花手巾,向我们微笑致意。他身后,聚会已经开始,一片亮光中,那个红发女人抱着托德,他一只手抓着绿色恐龙,另一只手摸着自己瞌睡的、哭泣的脸。托德往前一扑——倒不是冲着他爸爸,而是朝向更广阔的空间——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在房子门口,屋里的热气和盘绕的烟雾把从户外涌进房内的寒冷空气变成银白的颜色。弥赛亚——凯特为这个场合选择的完美音乐——没有放;有人放了朱迪·加兰㊟的唱片,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她正在唱:“那就是你会找到我的地方。”歌词像轻烟在空中萦绕。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贝姬叫道,一条穿着齐膝袜的腿在阳台上晃悠,戴尔德丽遮住脸躲在她身后,“为你们俩,只因为你们在这儿,我对你们说:一百万个——一万亿个——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