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钱包物语（1972—1986）

我的前身是一块零头布，我是从一块二尺七寸宽、七尺长的灯芯绒布料上剪下来的。那块布料是一位母亲给她的两个女儿做外套用的，当时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九岁和十三岁。适合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的颜色应该是大红、天蓝、杏黄，再不济也该是墨绿，而我的颜色却是一种与泥土接近的灰。母亲选择这个颜色的理由非常简单：它耐脏。当然，她没想到耐脏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块布本身看起来就已经脏了。母亲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好看”这样虚浮的词，在她的脑子里是轻易找不到落脚的地盘的。

我从那块布料上被剪裁下来之后，就一直躺在某个抽屉的角落里，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时光。后来那位母亲的大女儿高中毕业，要去离家不近却也不算太远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女儿去的那个地方，生活条件自然无法跟城市相比，母亲不放心，就把自己背着丈夫偷偷积攒的二十块钱交给女儿带上。直到这时，母亲才想起了那块已经被冷落了多年的零头布。她把它翻找出来，缝成一个小小的钱包。她的针线本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在剪刀底下出世时的样子有些蠢，而且缝制的针脚也很粗大。但是我外貌上的缺陷很快就被功能上的齐全所弥补。我带有一个夹层，夹层里有两个暗兜。暗兜和明兜相得益彰地给诸如全国粮票、钢镚和纸币等不同种类的票证提供了各自的藏身之处。而且，我的布舌底下钉了一个大号铁揿钮，它极为牢固结实，经得起千秋万代的揪扯。在香奈儿、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名字尚在外语词典里酣睡，大部分百姓人家都还在使用伟人语录的红套封或小硬塑料袋，来装载他们少得可怜的零花钱的年代里，我就算得上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专用钱包了。

就这样，我从一块零头布变成了一只手掌大小的钱包，藏在我主人（也就是那位母亲的大女儿）的贴身裤兜里，和她形影不离地相处了整整十四年。我看得见她每天的一举一动，闻得出她肌肤上随着情绪变化而散发出来的不同气味，听得见各样隐秘的念头在她身子里窸窣爬行的声响。这些念头有的很快在她的嘴巴里找到了出路，有的则会长时间地潜伏在她的身子里，渐渐销蚀腐烂，成为新一拨念头栖身的土壤。

我是一只土灰色的灯芯绒钱包。

我的主人叫全力。

眼睛太细，而且是单眼皮，颧骨太高，嘴巴太大。

全力看着镜子里那张模模糊糊的脸，忍不住叹息。

十七八，丑女也是花。说这话的人，不是没见过丑女，就是没见过花。她想。

当然，她绝对不会料到，几十年之后，她憎恨的这副面容将成为某个版本的时尚。而那时，她只能戴着老花镜，望洋兴叹地看着她的容颜在一些时装模特的脸上东鳞西爪地重现。

镜子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旧物，已经满脸寿斑，老眼昏花。镜子早已看过了一面镜子一生里该看和不该看的一切，可是它依旧未能解甲归田。家里不是买不起一面新镜子。对他们这样一个双职工的家庭来说，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十面比这光鲜得多的镜子。只是在妈妈的开销计划里，诸如镜子这样的物件总是排在最后。眼看着将要轮到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意外堂而皇之地挤到跟前，把它再次推回到队尾。

“家里还剩下几尺布票，你自己拿去扯块布做件衬衫。我给你扯的你都看不上。”妈说。

妈正坐在床上给她缝被子。被里是旧的，棉胎和被面却都是新的。被面是一块棕褐色的布，上面隐隐织了些说不上是枝还是藤的暗花。妈购置家里物件的通用标准是耐脏。全力从小到大穿的所有衣物，上至帽子，下至鞋袜，颜色都像是吸满了灰尘的窗帘布，她不知道这世上到底还留有多少脏需要一件衣服来扛。在等待了这么多年之后，当她终于可以自行挑选一件衣服时，她却失去了兴致：她接下来要走的路，实在不值得一件新衣服来庆祝。

在被子堆成的壕沟那边，全知沉沉地睡着了，身子蜷成松松的一团，两只手臂交错着搭在额上，仿佛在遮挡着一束并不存在的强光。夜还嫩，远没到上床的时辰，可是全知每天撂下饭碗必得闭一阵眼睛。这一觉可以是十五分钟，也可以是一个小时。只有歇过了这个坎，她才能有精神起床写作业。妈伸过手去，整了整全知身上那件短袖布衫的袖口，挡住了她那从袖窝里显露出来的已有了妇人雏形的小乳房。

“这孩子，长得太快，今天来那个了。”妈对全力说。

“来什么了？”全力一下子没听懂。

“那个，女人每个月一趟的东西。家里草纸不够，我去邱阿婆家借的。”

全知到年底才满十三周岁。也就是说，她现在还只有十二岁半。

“她吃的是什么？全家的营养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不长谁长？”全力说。

“不知怎的，我总还是提心吊胆。”妈忧心忡忡地说。

全知除了嗜睡之外，现在基本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了。不，确切地说，她比她的同学都长得更高更壮。话依旧少，但说出来的都有条理，再不是从前的那些胡话了。成绩在班里不算拔尖，却绝对跟得上进度。

“不好你担心，好了你还是担心。”全力说。

“那天我真不该叫她去那头。她要是吓出一辈子的病根来，我还怎么往下活？”妈说。

全力蹲下身，拉出床底下的那个纸箱子，收拾要带走的书。书不多，无非刚学过的课本，几本中外民歌乐谱，一本《新华字典》、一本范氏代数题解、一本《烈火中的青春》、一本《敌后武工队》，还有一本手抄的《塔里的女人》。她把字典和《塔里的女人》挑出来，又找了根绳子把其他的书捆成一摞。

“全知要有什么不好，害她的人也不是你。”全力说。

其实她还有一句话想说。这句话在她心里已经藏了很多年，好多次泛上来，都被她咽了回去，有时在喉咙口，有时在舌尖。

那句话是：“你忘了那天晚上去叶知秋家的，还有我。”

她不肯说这句话，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听上去像在可怜巴巴地乞讨同情。假若她和全知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出生，她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母亲讨要属于她的那一份怜惜。可是她和全知之间相差了四岁，这段间隔无可更改地决定了她们在这个家中的姿势和声音。

“你整这些书做什么，又不是不回来？”妈抬头看了她一眼。

“你见过谁的户口本离开城里还能再拿回来的？除非等我成了工伤，或是烈士。”全力说。

妈捏着针的手停了下来，终于感到了沉重。

“不去不行，政策顶在那里。去了以后让你爸找老领导想想办法，再往城里调。”妈说。

全力冷笑了一声，说：“妈你不要骗我了，我能指望他？”

妈沉默了，又低下头来缝被子。被子太厚，棉芯带着梅雨时节的潮气，针在顶针上滑了几滑，突然拐个弯钻进了肉里。妈啊呀了一声，就捂住了手指。一头黑虫子从妈的指尖钻出来，越爬越肥，落到被面上，摔成一团小小的泥浆。

全力掏出口袋里的手帕，在妈的指头上扎了个结。坐在床边，犹犹豫豫地说：“以后全知学校的家长会，你不要叫爸去了。我不喜欢，她们那个烂学校。”

妈怔怔地望着手指上绑的那朵花，突然笑了：“不就是那个班主任许老师吗？”

全力吃了一惊：“你知道？”

“你以为他碗一撂就出门，都是去开会啊？”妈说。

“那你，怎么不管？”全力问。

“就是没有这个许老师，还会有周老师、李老师的。我管得过来吗？放心吧，他跟这些人长不了。”

“你怎么知道？”

“他当年跟叶知秋都没怎么样，跟这些人更出不了大事。”

“他跟叶知秋，怎么叫没怎么样？还要怎么样？”

“他跟那个姓叶的倒是真心的，我在他裤兜里翻出过离婚申请报告。他一直也没拿出来给我看，他到底还是不忍心，因为我从来没跟他吵过一句。”

妈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平静，仿佛在说着一桩与她并不相干的事。转眼叶知秋走了也有十来年了。日子是一条河，当年她的死在河面上砸了一块大石头，溅出来的水打湿了多少人。可是再大的动静也会过去，如今河水已经在她身后天衣无缝地合拢，生活照旧。

“你不怕，他再遭处分吗？”全力问。

“你看他是怕处分的人吗？他不怕，我怕有什么用？”妈问全力。

屋里的灯闪了几闪，就彻底黑了—— 这阵子城里经常断电。全力去厨房里翻出一根蜡烛，点上了，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出来。烛芯发出嘶啦嘶啦的细响，火苗跳跃不定，墙上飘动着一团团昏暗的影子。全力突然有些毛骨悚然。

“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妈？”全力问。

妈终于摸摸索索地缝完了最后一针，把被子卷起来，用一根布带绑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圆墩。

“他在我身上找不到他要的乐子，你总不能让他活活憋死。等你也嫁了人，你就明白，男人有男人的活法。”妈说。

“我绝不，嫁给这样的男人。”

全力咬牙切齿地说。

“妈，来人了。”

全知翻了一个身坐起来，揉了揉眼睛说。

静芬正想说你又做了什么梦？就听见了钥匙声，是崇武，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静芬，你看我在路口碰上了谁？”崇武指了指身后的那个人说。

静芬将那人仔细打量了一番，才啊呀了一声，说：“阿年你是浇了猪油了，几个月不见就长这么高，要是路上冷不丁撞上了，姨说不定还认不出你了。”

刘年的脸唰地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

“姨，你还好吗？”他说。

“听听，这说话的声音都变粗了。”静芬说。

刘年的脸又红了一回—— 这回是为自己的脸红而红的。

吱啦一声响，突然来了电，屋里一片雪亮，那支烛火就成了豆大的一点黄。静芬把蜡烛吹了，忍不住笑，说：“阿年你手里捏着电闸呢，停了一晚上电，你一来电就来了。”

崇武从桌子底下拖出两张凳子来，一人一张，都坐下了。

“听说姐要走，我来送一送。”刘年说，眼睛却没看全力。

“你比我大，怎么还叫我姐啊？”全力瞪了他一眼。

刘年的双手在裤兜上擦来擦去，半天才嗫嚅地说：“那我，该叫啥？”

爸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全力看你把人家给紧张的，姐就姐呗，有啥关系。弟弟也不是好当的，以后你姐有事你就得豁命。”

“去这种地方，也值得你来送？”全力说。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叔？”刘年试试探探地问。

“这是死政策，没有活动余地。”崇武说。

“我爸可以帮天底下的人，可就是别指望他帮我。学校还没开始动员，他就先要我报名。”全力说。

“逃不过去的事，还不如争取个主动。”崇武说。

“所以，就是地狱，也不要等人推着才去。”全力说。

“这种话，别在外边瞎说，要出事的。”崇武呵斥道。

“你也怕，出事？”全力哼了一声。

全力今晚的每句话里都有刺。刺太多，崇武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拔。他瞟了妻子一眼，是狐疑，也是求助。妻子没接他的目光，只是扯了扯全力的袖子，小声说：“祸从口出。”

“姨，这里没有外人。”刘年说。

静芬沏了茶出来，崇武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烟，一支给自己，一支给刘年。

“你把一个老实孩子教坏了。”静芬说。

崇武嚓地点着了火柴，说：“用得着我教吗？你看看人家的架势，是头一回抽烟吗？”

静芬盯着刘年看了一眼，刘年的头就矮了下去。“姨，我们车间里人人都抽。”

静芬就摇头，说：“省下这几个钱不好吗？”

“算了算了，他一天抽不了几根，又是最次的烟。一个男人，不抽烟在人前怎么抬得起头？”崇武说。

“这些我带不走了，都给你。”全力指了指桌子上的那捆书，对刘年说。

“这些年我们家全力给你的书，你都看吗？”崇武问。

刘年点了点头：“都看了，姐的笔记，记得真齐全。”

“你看没看我不好说，倒是那手字，有些长进。”崇武说。

“你怎么知道的？”全力好奇地问。

“这小子那天到厂里来看我，我在开会，他在传达室留了张条子，还真他妈的有点小模样。”

“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全力说。

刘年的身体突然绷紧了。有一只尖嘴的虫子，在他的小腹里一牵一牵地搅动起来。他知道此刻丝毫也不能懈怠，他只要准许他的身子松开哪怕细细一条缝，那虫子就会刨出一个他一辈子也填补不了的耻辱洞穴。

每一次全力的眼光落到他身上，他的小腹里就会爬出这样的虫子。

那是尿意。

他站起来，噌噌地跑了出去。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纸包。

“清甜橄榄，我知道你爱吃。”

刘年把那个纸包递给依旧还坐在床上犯愣的全知。全知仿佛吃了一惊，接过来，并不吃，却握在了手心里。

静芬便笑，说：“又没人跟你抢，捏得那么紧做什么？”

刘年坐下了，这会儿的神情就镇定了些。他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来，里头装的是一只木质花瓶。花瓶只有一个手掌大小，除了木纹，再无修饰。只是那木纹如被风扯成流线的云，十分灵秀生动。

“我们车间的老卢有一块好木头，我讨过来用车床车了这个东西，给姐带到乡下玩。”刘年说。

崇武拿过那个花瓶，放在灯底下里里外外地看了几遍，才说：“木头好不好我不懂，做工倒是不错。外头的流线好，里头掏的那个洞，口子小，肚子大，进刀时眼睛看不见刀头，全凭感觉走。你使的还是那台C620？”

崇武问的是那台车床。虽然他已经调离了那家厂子，他依旧记得那里的员工和设备。

刘年点了点头。

“这小子脑袋瓜子灵光，刚出徒，就能车出这样水准的东西来。他师傅十几年的经验，也不过如此。”崇武对静芬说。

“刘年哥，为什么姐姐有，我没有？”全知问，手里依旧捏着那包橄榄。

“你姐出远门啊。哪天我给你找块废铁料，车个铁花瓶。”刘年说。

“你给我，立马打住。”崇武的脸一下子紧了。

“别看我不在厂里了，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告诉给我听。你出徒之后没少接私活，深更半夜还用公家的设备赶私工。人没找你麻烦，是看我的面子。这种事，真要上纲上线，是够格开除的。”

刘年没说话，只是用双手拄起了头。他的工作服袖口挽到了胳膊上，露出腕上几个深深浅浅的疤痕—— 那是车床溅出来的铁屑烫的。

“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阿年？”静芬问。

“二十六块，再加四块钱营养费。”刘年说。

静芬看了一眼丈夫，说：“这份薪水，这么大一个家，没有外快他怎么办？”

崇武不说话，只是嘶啦嘶啦地抽着烟，太阳穴一蹦一蹦的，像埋了两根弹簧。

半晌，他才扔了烟头，说：“我有个战友在民政局工作，他们底下有个福利工厂，我去问问能不能给你二哥找份临时工。”

全力咕地笑出了声，说：“刘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爸宁愿帮你，也不会帮我。”

刘年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点头和摇头都是错，甚至连沉默也是。他只能低下头去，盯着自己的鞋尖。还好，今天的鞋子至少没有洞。

静芬扯了扯全力的袖子，全力挣开了，说：“妈，革命者不要害怕真理，尽管真理有时很残酷。”

崇武的喉结跳了几跳，最终还是停在了原处。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我耳朵里要再刮着你接私活的话，别怪我跟你撕脸。”

他转过身去，神色严峻地对刘年说。

这是全力在陈岙底的第二个年头。

她并不知道这个叫陈岙底的地方，正在渐渐蚕食她的生活习惯。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每一嘴下得都很轻，她几乎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她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几张旧照片，才猛然发觉她的那件城市生活外套，已经被陈岙底蛀出了虫眼。

她现在已经学会了像陈岙底人那样天一黑就上床睡觉，赤着脚在田埂上走路，把“明天”叫作“明关日”，把混着菜和番薯粉条的饭碗端在手里坐在门口吃。遇到饿狗，她知道怎样蹲下身来，做出捡石头的夸张动作和声音；在穿毛衣太热、穿衬衫太冷的尴尬时节里，她也会和他们一样，把棉毛衫当作外套堂而皇之地穿到街上—— 如果可以把那条连接村口和村尾的弯曲泥径叫作街的话。

她不知道陈岙底在打磨她的同时，也正在被她打磨。自从她和小宋这两个知青来到陈岙底之后，这里的女孩子从爹妈手里千辛万苦掰下来的几个零钱，便有了些新的用途。进村的流动货摊，也应时添了几样新鲜玩意儿，比如五颜六色的空心塑料头绳，闪闪发亮的有机玻璃纽扣。陈岙底不是个富地方，但也没穷到饿肚皮。陈岙底的女孩子虽然不能每季都添置新衣，但总还能买得起一两根新头绳，或是给旧衣裳换上一副新纽扣。陈岙底离温州城有一两百公里，进城得转三趟车，其中有一趟是拖拉机。陈岙底没有几户人家去过温州城，可是因着全力和小宋，陈岙底的人仿佛也闻着了些温州的气息。

可是全力也有到现在还没有学会的事，比如捆稻草。

陈岙底有足够的男劳力，割稻子的事通常用不着女人。夏收夏种时间太紧的时候，女人也会帮把手，在男人割过的田里收稻草。去年夏收的季节，全力和小宋只赶上了一个尾巴，队里照顾她们初来乍到，只让她们学着干了几天。今年再下田时，全力依旧手生。

弯腰，先把田里散乱的稻草用双手拢在一起。一抓多少株，那纯属眼力活儿，因为没有工夫去多还少补。双脚夹住稻草，顺势抽出一绺当绳子，俯身按住，绕上一圈，在中间打上一个结子。再用双手把捆好的稻草下摆分成两半，转一个圈，那草捆就裙子似的坐在了地上。

这个过程似乎简单，村里的女人们做起来轻省得几乎像在捏一个面团。女人不看手，不看脚，甚至也不看稻草。女人的心思和眼睛都没在活儿上—— 她们完全用不着。女人一边聊着自家和别人家的闲话，一边轻轻一甩，地上就多出了一垛。收完了一垄站起来一看，排是排，行是行，满地都是一模一样的散成了花似的裙裾。

全力不行。她的腰管不了她的腿，她的腿管不了她的手，她的腕也管不了她的指头。她的脑子和身子都在各行其是。她一点也不想看自己扎的草堆—— 她知道它们是什么模样，现在她只想着太阳早点下山。陈岙底的太阳长着利齿，晒在身上不是烫，而是疼。她不是没见过太阳，她只是没见过这样永不归山的太阳。陈岙底的白天似乎比温州长了许多，她早上一睁开眼睛，窗外已经是白花花一片。晚上入睡的时候，天似乎还没黑透。她几乎都已经忘了星星的模样。她不记得去年的伏天有这么难熬，因为去年还有新奇在。新奇是一块垫肩的布，人挑苦日子的时候，有了那块布，虽觉得重，还不至于磨骨。今年新奇磨穿了，她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煎熬。

同屋的小宋脑袋灵光，开镰的时候就让家里拍来电报，说奶奶急病，需要她立刻返城探亲。全力也学着小宋的样子给家里去了信。回信倒来得很快，只是不是她期待的样子。信上说：“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她一看就知道这是爸的话，尽管是妈的字迹。妈的话是下面这句。妈说：“别让你爸犯错误。”全力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灶火。至此她总算明白了妈的心思：妈还是舍不得爸犯错误。既然爸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妈宁愿爸的错误不是犯在自家人身上。自家人的错误是可以省的，省一桩少一桩。

终于到了收工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她用指甲掐了掐腿，腿还在，只是连接腿和身子的筋骨不在了，腿在自己走着自己的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她远远就闻到了厨房里传出来的香味—— 房东阿贵的婆娘在准备饭食。农忙时节，各家的婆娘在饭食上总比平日要多上一点心。

房东的大儿子傻子正站在院里的那棵桑树跟前撒尿。傻子今年二十四岁，五岁时发了一阵高烧把脑子烧坏了，从此全村的人都喊他傻子。傻子听见响动，转过身来，咧开牙对全力嘿嘿一笑，亮出裤裆里那根涨成青紫色的香肠模样的东西，拿手拨弄一下，空中便飞出一条浊黄色的水流。全力的胃咕的一声抽了起来，想吐，却没有东西可吐。她掩着嘴闭着眼睛冲进了屋里。

那顿晚饭果真比平日丰盛。依旧还是一半米一半番薯粉条，但番薯粉条上撒了疏疏几颗海米。浇在米饭上的那层白菜里，卧着一个油亮的茶叶蛋。全力和阿贵婆娘端着饭碗坐在门口吃，阿贵要喝酒，就待在屋里自斟自饮。饭吃到一半，全力望着地上的蚂蚁，期期艾艾地说：“婶，以后，能不能叫傻子哥……嗯，在那个，茅房，小便？”

阿贵婆娘听了就咯咯地笑，说：“他吓着你了吧？”全力说：“你都看见了？”婆娘说：“他一个没脑子的人，你就把他当猪当狗。猪狗撒泡尿还用得着人大惊小怪？就当没看见好了。”全力就问：“婶，他这个病，就没得治了？”婆娘摇了摇头，说：“没得治了。就指望将来他能娶上个媳妇，人都说见过了女人，病兴许能好。”全力想说谁愿意嫁给他呢，想了想，到底也没说。

撂下碗，全力身子也没擦就上了床。一天流下的汗，已经在身上结了一层泥痂，指头轻轻一搓就能搓出一条绳。可是她顾不上。疲乏是个滔天的浪头，疲乏卷过来的时候，所有其他都不过是泥沙。或许今天并不是最累的一天，可是这一季的劳累积攒到今天，今天就成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小宋不在，她终于可以放肆地在床上铺陈自己的身体了。还没容她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她就已经睡着了。她甚至听见了自己的呼噜。轰，轰，轰，像开山的炮，房子在摇晃，天花板在唰唰掉渣。舒服啊，舒服，谁能挡得住一个人十八岁时的呼噜？

她隐隐觉得有一样东西爬上了她的身子，重如山石。是疲乏，又回来了。她想。她想推，可是她身上的每一根筋骨每一丝肉都已经散了架，她的脑子无法把它们汇聚成军，她只好听凭它在她的唇舌她的胸口她的肚腹上匍匐爬行。后来，它爬过来搬她的腿。腿很沉，可是它比腿更沉，它攒足了力气在她的两腿之间狠狠一拱。一阵剧痛，她惊醒了过来，突然看见了星星。

过了一小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趴在门缝里的眼睛。

Machine gun is a weapon, and canon is a weapon, but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is Mao Zedong Thought.（机枪是武器，大炮也是武器，但是最强大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全力坐在院子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听全知朗读英文课本。其实太阳已经斜了，她的身子半个在光里，半个在暗里，可是她懒得起身挪椅子。

她是大前天回温州歇探亲假的。这三天里她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步也没出过门。她懒得去逛街，也懒得去看同学，甚至懒得起床洗漱。倦怠是从乡下带过来的，她原以为城里的日子能治好乡下的倦怠，可是到了城里她才知道，城里也有城里的倦怠。日子仿佛是一堆发霉的珠子，倦怠把那些珠子穿成一个圆圈，她无论捏到哪颗珠子都找不到头。

她实在是打不起精神。

“姐，thought是可数名词，为什么前面没有加冠词？”全知问。

“我哪知道！你去问老师！”全力懒懒地说。

院子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没变。那棵树上的那个疤还长在老地方，那个鸟巢也是。朝南的玻璃窗户中间那个用红漆描的“忠”字，缺失的依旧是左边那半撇。甚至连那条拴在树身上的晾衣绳，尾巴上打的依旧还是她走时的那个结子。一切似乎都屏着呼吸纹丝不动地等待着她的归来，唯一没有等她的，是她的妹妹全知。全知趁她不在的时候飞快地长了起来，十四岁的衣服里藏的是一个二十岁的胴体。她的身体在她的衣服里沉默地呼喊着越狱。

“这阵子，有什么新闻？”全力问。

全知停下来，想了一下，才说：“邱阿婆死了。”

全力嗯了一声，没说话。邱阿婆是无病无痛毫无预兆地睡过去的。邱阿婆的死不是新闻，妈已经写信告诉过她了。

“这么漂亮的皮，哪儿来的？”

全力指的是全知手里那个课本上的封皮，那是一块轻软的塑料皮，在太阳底下闪着一层橘黄色的光亮。

“刘年哥给的。”全知说。

“他还来家吗？”全力问。

“月头的时候，帮家里拉煤粉，做煤饼。”

这两年里全力和刘年疏疏地通过几封信，刘年的信很简短，多半只是询问她的情况，很少说到他自己的事。

“调技术科了。”全知说。

全力略略有些吃惊，心想这也算一件大事了，他信上怎么没提。

“进厂才几年啊？运气。”全力叹息道。

全知看了她一眼，没吭声，重新拿起了课本。

这时静芬下班回家了，进屋系上围裙生火做饭。柴有点潮，烟从炉筒里倒灌出来，熏得她眼泪涟涟。她站起来，想喊全力去搬点松皮过来引火，嘴一张，又把话咽了回去。这趟全力回来总是说累—— 是夏收秋收两季叠加在一起的累。静芬觉得自己在女儿面前多少有点愧，所以就由着她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不忍轻易使唤她做家务事。

静芬拿了一把大蒲扇，扑哧扑哧地扇了约有一刻钟，终于把煤饼引着了，已是一头一脸的灰和汗。淘了米做上饭，就冲着院子喊：“被子晒了一天了，全知你放学回家就不知道收一收？”

全知合上课本，斜了全力一眼，嘟囔了一句“姐一天都在家”，就进屋去取藤条。

“算了，做你的学问吧。”全力懒怏怏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拿过了全知手里的藤条。

静芬撸过一条毛巾胡乱擦了把脸，就从水缸里舀了一盆水蹲在门外洗菜。一抬头，看见了全力在院子里拍被子的样子，突然怔住。

这是一件全力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会做的事，可是她今天做起来样子很生疏愚笨，仿佛不知道该怎样弯腰和俯身。她僵直地挥舞着藤条，反反复复地拍打着同一个地方，似乎那里歇着一只怎么也拍不死的苍蝇。终于拍完了，她踮起脚尖收被子的时候，身上那件带夹里的旧灯芯绒外套随着她的手臂提起来，露出一个浑圆的，已经开始粗笨起来的腰身。

静芬的眼前突然飞过一群黑蛾子。她扶着墙站起来，定了定神，走过去把全力扯到角落里，颤颤地问：“你上次来身子，是，是什么时候？”

全力手里的被子噗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可是她没有去捡。

“你们为什么，不肯给我拍电报？”

半晌，全力才面无表情地说。

女人走进院子的时候，阿贵全家正在吃晚饭。

农闲的时候，陈岙底的人只吃两顿饭。日头刚低矮下来，晚饭就已经摆上了桌。农闲的饭食很简单，一盘白菜、一碗腌萝卜、一大锅番薯粉条。阿贵家的狗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急不可耐地等候着主人碗里的残羹剩饭。

女人走得太快，村里人还来不及给阿贵报信。狗刚抬头汪了一声就噎了回去，因为它看见了女人奓成针的头发和撕裂的眼眶里那两颗血红的眼珠。

女人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姑娘低着头，身子缩得小小的，仿佛只是女人投射在地上的一片影子。

阿贵婆娘是第一个明白过来的，她放下碗，迎上来，颤颤地问：“是，全力的娘？”

女人一把拨开阿贵婆娘，从随身带的布包里霍地取出一样东西，往饭桌上狠命一砸。

当的一声巨响，木板像纸板一样不堪一击地瘪了下去，锅从桌面上弹跳起来，在空中翻了一个笨拙的跟斗，滚落到地上，番薯粉条蚯蚓似的爬了一地。狗的鼻子抽了一抽，身子想动，却最终没敢。

女人手里捏的，是一把方脸的铁榔头。女人平素在单位工作时，就是用它来碎煤砸钉子的。

榔头砸下来只有一声，耳朵里溅出来的回声，却嘤嘤嗡嗡地响了半天。

阿贵是一屋里唯一一个能擒得住女人的人。阿贵翻过几十年的田，打过几十年的夯，一身的力气对付得了三两个这样的女人。可是阿贵没动手。阿贵再蠢也明白疯了的羊可以撕碎一头牛的道理。

阿贵家的几个娃子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

阿贵看了一眼站在跟前的女人，撸下晾在绳子上的一条毛巾，在手里拧成一条绳。

“跪下。”他对依旧坐在凳子上犯愣的傻子喝道。

傻子茫然地望着他。

霍地一下，傻子的脸上挨了一毛巾。傻子嗷地号了一声，右颊上鼓起高高一道赤红。

“全力的娘，你就把他锤死了吧，我保证不叫你偿命。我留着他做什么？一年白喂了多少好米！”阿贵对女人说。

女人愣了一愣。

阿贵趁机瞪了一眼脸色煞白的婆娘，说了一句“阿鑫”。

婆娘立时明白了，飞也似的跑出了门。

过了三五分钟，阿贵婆娘就跑回来了，身后带着阿鑫。阿贵家的院子里已经鬼哭狼嚎地跪了一地的人，阿贵还在挥舞着那条毛巾。傻子跪在地上，抱着头，后背拱成一座小丘。傻子穿的是一件他爹穿旧了的厚夹袄，毛巾落上去的声响嗖嗖的比鞭子还瘆人，但却是隔着皮的疼。全力娘手里依旧紧紧地捏着那把榔头，却似乎不知道下一锤该砸到哪里。全力背着身子靠在墙角，双手捂着耳朵。

阿鑫夺下阿贵手里的毛巾，喝道：“这里有娃娃们什么事？都给我进屋待着！”

阿贵的女人赶紧把孩子一一拉扯起来，塞进了屋里。

阿鑫又转过身来，对门口围看的人群说：“这是唱戏文吗？有那么好看？”

阿贵的婆娘就把院门也关了，插上了闩。

“搬凳子，给城里的客人坐。”阿鑫说。

阿贵的婆娘赶紧搬了一张凳子，用袖子擦了擦，放到全力娘跟前。又搬过一张凳子，也擦了，递给全力。余下的人，便都站着。

“滚，别让我看见你。”阿鑫踢了一脚依旧还跪在地上的傻子。

阿鑫的嗓门儿很低沉。阿鑫说话，远远听上去还听不清话的时候，就已经听见了轰鸣。

傻子呜呜地哭着也进了屋。

“全力她妈妈，我是陈岙底的生产队长。他们是乡下人，什么也不懂。你有话就对我说。”

阿鑫伸出手来，给女人握。阿鑫穿了一件洗白了的军绿球衣，戴着一顶同样洗白了的军帽。阿鑫的军帽戴得齐齐整整，上面还扯出几个角，于是阿鑫看上去就不完全像是陈岙底的人。

全力娘没接阿鑫的手。全力娘坐是坐下来了，屁股却并没有落在实处，手里依旧捏着那柄榔头。

阿贵婆娘俯下身来，把脸凑上去，说：“全力娘你两个都饿了吧，我给你们下红糖荷包蛋。”

阿鑫挥挥手，说：“去吧去吧，我们这里商量事，你们婆娘不懂。”阿鑫说完了，才想起全力母女也是婆娘，话却收不回来了。

全力娘把榔头咣啷一声扔在地上，“队长来了正好，我找的就是你。”说着就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封得紧紧的牛皮纸信封，撕开口，取出几样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在那张瘪了一个坑的桌子上。

是两枚黄铜纪念章，一个小红本。一枚纪念章上铸着一只鸽子，另外一枚是一个扛着长枪的士兵，身后露着一叶帆船。鸽子和帆船都已经老旧了，生了一层绿锈。小红本封皮上裂了一条缝，上边的烫金褪得七零八落了，勉强还认得出一个“奖”字。

阿贵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便转身去看阿鑫。阿鑫把眼睛躲了，因为阿鑫也不知道，只觉得那红、那黄、那绿都有些沉，压得人心慌。

“渡江胜利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二等功证书。这都是，全力她爸的。”全力娘说。

全力吃了一惊。她悄悄抬头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物件，她也是第一次看见。

妈终于，舍得让爸犯错误了。全力暗想。妈在爸明明只需要犯一个绿豆大的小错误时，没舍得让爸犯。妈非要等到绿豆大的洞眼变成一个大缺口的时候，才舍得拿爸出来堵窟窿。

“你们祸害他的女儿，就是……”

全力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卡住了。她寻思了半晌，才说：“是，阶级斗争。”

她说到“阶级斗争”的时候，口气有些迟疑。这并不是她真正想说的词。她真正想说的那个词，应该和那把方脸榔头一样凶猛解气。可是她搜遍了脑袋瓜子的每一个角落，也找不到一个真能和那把榔头相比的词，连皮毛都挨不上。

全力娘并不知道，这个她临时抓来当差的词，其实也是一把榔头，而且是一把更重更猛的榔头。先前的那把榔头砸着了桌子、阿贵，还有阿贵的婆娘。而这把榔头，砸的才是队长阿鑫。

阿鑫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来，点着了，没给阿贵，而是独自抽了起来，抽进去的多，吐出来的少，憋在喉头的烟在他的腮帮和额头上鼓出大大一个包。

“你说吧，这事该怎么解决？”他问全力娘。

“该关的关，该判的判。”全力娘恶狠狠地说。

阿鑫把烟蒂扔在地上，拿脚碾灭了，说：“这好办啊，你去公安局报个案。只可惜他是个傻子，就是抓了也判不了他的刑。”

“我说过要抓他吗？我要抓的是你。”全力娘直直地看着阿鑫，说：“出事那天家里有客，门外围着好几个大人，那些人也是没脑子的傻子？上头有知青政策，合伙欺负知青是什么罪？那些人不明白，你是队长，难道你也不明白？你敢说你没有责任？”

全力娘觉得堵了一天的脑壳子突然开了，四面八方都是路，哪条路上都放着榔头，她指头一伸就能随意取用。

“队长那天，没，没在村里。”阿贵结结巴巴地说。

阿鑫摆了摆手，叫阿贵住声。

“全力娘，你就是把陈岙底的人都判了刑，气倒是出了，可对全力有什么好？一个……闺女，前头路还长着呢。我们得想个法子，叫她把将来的日子过好了，才是正事。”

阿鑫说到“闺女”的时候顿了一顿，他其实是想说“黄花闺女”的，话到舌尖他才觉出了不对，临时咬回去一截。

说完了，他看了全力一眼。全力没理他，可是他看见全力的睫毛颤了一颤。

全力娘这才明白，阿鑫的话才是真正的榔头。阿鑫的榔头是尖嘴的，在她的心上狠狠地锤过一记，又剜走了一块肉。

“公社今年有一个推荐上师专的名额，不是给我们队的。不过，全力的情况特殊，我可以去公社要求。”阿鑫说。

“知青政策很紧，靠别的法子很难回得了城。上了大学，将来户口问题、工作问题一并都解决了，那就是一辈子的安稳。”

全力娘没吱声，但看得出脸上有了松动。

“再有，阿贵你拿出两百块钱来，给人家补营养。”阿鑫说。

阿贵踮着脚跳了起来，额上爆出了几根筋。

“队长，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没有这么多钱！”

阿鑫瞪了阿贵一眼，说：“我知道你没钱，要不，我看你还是蹲班房算了，再拉上你婆娘。那天你两个不都在门外看着吗？”

阿贵说不得话，只是砰砰地拿拳头砸着脑壳，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全力妈妈，你看这样解决，行不行？”

阿鑫又点着了一根烟，还是独自抽，却抽得从容些了。

全力娘依旧没吭声。

全力娘当然还有想法。全力娘的想法在身子里走来走去，发出叽叽咕咕的声响。

“三百。”

全力娘霍地站起来，拉着女儿走出了阿贵家的门。

临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丢下一句话：“给你一周时间。”

天黑透了，陈岙底的人节省，到这时还舍不得点灯，可是全力认得出村的路。全力丢开妈的手，一个人噌噌地走在了前头。

狗放肆地吠了起来，先是一家，后是一村，汪汪地扯成了连绵不断的一片。狗也知道走的人用不着害怕，怕的是来人。

天虽是冬天，却不算冷，即使没了太阳，风依旧像秃了齿的狗，啃在身上不痛不痒的没有多少劲道。出门时妈让穿上了厚棉袄，刚走几步就憋出了一身的汗。全力知道这不关天气，而是因为肚腹里的那块肉。那肉像个炭火盆子，烤得她不识节气。

这事发生在她的身上，却又仿佛与她全然无关。所有的话都是当着她的面说的，却又不是说给她听的。没有人问过她的意思，包括她的母亲。

走出村口的时候，全力迟疑了一下，却没有回头。她用不着。她知道这个叫陈岙底的地方，注定会一辈子待在她的记忆中了。

我只是一只其貌不扬的灯芯绒钱包，很多人甚至不相信我有灵魂，我也和人一样能感觉到疼痛。其实每次我主人身陷危难的时刻，都是我守候在她身边——有时连她的母亲都不能。比如那次傻子趁她睡着了爬上了她的身子，又比如这次她去清除傻子留在她身子里的印记。我虽然救不了她——救人是上帝的事，我却至少能用我的眼睛记录下她的疼痛。在将来的日子里，我或许会是一样随时能解开她记忆死结的不可多得的旧物。

她母亲向单位请了假陪她去医院，当然用的是某个拿得上台面的借口。关于她女儿突然回城的事，她的邻居、同事、朋友都以某种方式向她旁敲侧击地打听过。刚开始撒谎的时候，她还有点藏头露尾欲盖弥彰的腼腆和无措，现在她已经无师自通地知道了该如何把一个破绽百出的故事说得天衣无缝。

那天当我主人被护士带到手术室的时候，她母亲被拦在了门口，而我则随着她的贴身衣物走进了那个弥漫着来苏尔气味的房间。分手时母亲趴在她耳边轻轻叮嘱了一声：“你别喊疼。”她一下子明白了这其实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被母亲吞进了肚子。吞下去的那半句是：“像你这种情况。”这阵子家里人对她说话的口吻都是这样，小心翼翼，迂回婉转，说一半掖一半。她已经学会了从说出口的那一半里猜测没说出口的那一半，说出口的那一半并不重要，没说出口的那一半才是一句话里的精髓。

我看见护士不耐烦地把我主人赤裸的双腿分开，固定在两个脚蹬上。我主人并不知晓她的母亲在几个月前，就是被同一个护士绑在同一张手术床上的。护士记不清人名，却记得清脸孔，所以护士对我主人的不耐烦里，里里外外夹杂着好几层意思。最外头的那层不耐烦源于医院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乏味日程，而里头的不耐烦里还裹着几层别的内容，比如对病历里那张盖着公社印章的手术原因证明的怀疑，还有因母亲累及女儿的鄙夷。护士在洗手消毒时对另一个护士耳语道：“四十多岁了，还干那种事？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我的主人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牢牢记住了她母亲的叮嘱，闭着眼睛，默不作声。

医生把一样闪闪发亮的金属物件，伸进了我主人的身体。我主人颤了一颤，先是因为冷，后是因为疼。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两腿之间竟蕴藏着如此幽深丰润的一个世界。

疼痛开始尖锐起来，我的主人不停地打着哆嗦，她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疼。医生和护士彼此没有说话，他们交流时用的是眼神和指头。他们在可以温柔一些的时候没有采用温柔，在必须使用力气的时候丝毫没有吝啬力度。他们在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我主人发出第一声呻吟。这声呻吟会给他们一个借口，让他们顺理成章、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已经在口罩里憋馊了的话：“早干吗了？”他们压根不相信那个被公社的印章认可了的手术理由，他们在急切地期待着一个可以把羞辱捏塑成偷欢的最佳时机。可是我主人从始至终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主人在还没进门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今天她绝对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哪怕为此她需要咬碎所有的牙齿。

那样金属物件开始在我主人身体里搅动。我主人紧紧地攥着拳头，惨白的关节绷成带着棱角的小球，似乎随时要从皮肤的牢笼里破门而出。在她两腿中间的那片幽深中，我看见了那团匍匐着的血肉。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难看的东西，它颜色污秽形状丑陋，散发出一股阴沟才有的气味。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它是从罪孽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它不可能具有另外一种样子。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无法判断是否纯属我的想象：我听见这团血肉离开我主人身体跌落在托盘时发出了一声呻吟。它似乎是在和它的母亲道别，它毕竟在她的身体里生活了几个月。

我主人紧握的拳头终于松了开来，她的掌心渐渐开出几朵暗红色的梅花——那是指甲在肉里钉出的伤痕。这时我听见了另一个声响。我明确地知道那不是想象。那是我主人的眼泪滑过脸颊，滴落在金属床框上的声音。那滴泪水在床框上砸了一个坑，房子微微颤了一颤。那滴泪水里蕴含的盐分可以跟一汪大洋相比，所以无论清洁工如何擦拭，它都会在那张床上留下一块永恒的锈斑。

我知道我的主人不是在哭疼。最疼的时刻已经过去，她哭的是另外的事情。

她在哭她生命中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的，而且永远无法替补的第一次。

她已经无法再次拥有第一个男人。

或者是第一个孩子。

哗啦。

全力迷迷糊糊地听见了一阵碗盏碎裂的声音。

她不知道她该把目前的这种状态叫作睡还是叫作醒。她隐隐知道周遭发生的事，可是她挪不动身子。意识在沉睡和清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里潜伏着，认得出事件的大致轮廓，却分不清细节和纹理。

眼皮上仿佛沉沉地压了两座山。眼珠子把全身的力气都拽了上来，才终于把山抬起了一条缝，她就看见全知坐在床尾看语文课本。全知看书时身子拱成一个球，两手圈住两个膝盖，书本摊在大腿和肚皮中间，鼻子贴在书上，仿佛在闻字。

“水。”全力翕动了一下嘴唇，对全知说。

她依旧还在出血，身子无力，总是口渴。

全知没动。

全力用脚尖轻轻捅了捅全知，全知抬起头来，全力才看清原来她的耳朵里塞了两团棉球。

全知拔出棉球，斜了一眼厨房，说：“过一会儿。”

全力懂了：原来全知是想等厨房里的人吵完了再进去。

“妈刚刚扯了两块线呢布料，是带我去挑的。一块黄格子，一块豆绿格子。我想你会喜欢豆绿。”全知伏在她耳边说。

全力不知道妈是怎么跟全知说自己的事的，她只是发觉这些天里向来寡言的全知突然话多了起来。只是全知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躲着她走。

全力知道这块布其实是妈专门给她买的，全知只不过沾了她的光。平常妈若给她们添置衣物，是绝对不会去挑这种不经脏的鲜嫩颜色的。而且，为了省几寸布，妈也不会给她们两人扯两种不同的布料。这块布是妈病急乱投医的膏药：妈知道她伤着了，却不知道该怎么止疼。

“不过你要是喜欢黄的，我也可以要那块绿的。”全知说。

她突然明白了全知其实不是在说布料，全知只是不想让她听见厨房里的动静。可是没有用，她的两只耳朵早就练出了各司其职的本领。

“你他妈的吃了什么胆？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

这是爸的声音。爸的声音是努力压抑了的，可是被压住的只是音量，而不是语气。语气在音量的破绽里呼呼地冒出来，全力用不着听清爸的话，就已经听清了爸的愤怒。

“我能找你商量吗？你犯过这么多事了，我总不能再让你去闯祸。”妈也压低了声音。

爸和妈都想避着她吵，可是家太小，没法避得开。只要有火，烟总是藏不住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要露出痕迹。

爸可以在外边犯上千个百个错误，但爸在家里却很少跟妈动怒。妈也很少找爸的碴儿。不是没有碴儿，而是碴儿太大。家就搭在这个碴儿上，碴儿捅开了家就要散架。同样是沉默，爸和妈的沉默却各有各的名字，妈的沉默叫隐忍，爸的沉默叫愧疚。

“那你就放了这群屌毛？他妈的反了天了，真以为是旧社会啊，敢聚众围观？哪一个抓起来，够不上蹲个十年八年？”爸骂道。

爸的粗口是个麻袋，里头的藏货很多也很杂，不过爸通常都把袋口收得很紧，极少在女人面前爆粗，可是今天爸忘了系袋口的绳子。

“你还嫌这事不够丢人？你真想让她给公安局带去盘问，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妈说。

爸的声气软了些下来，火小了，烟却还在。

“那你也不能卖女儿。”爸说。

爸的话像根棍子一下子戳到了妈的心口。棍子太粗，妈攒了好几口气才拔出了几寸。

“她是我生的还是你生的？我不就是想叫这事赶紧过去，她的日子还得朝前走。”

妈窸窸窣窣的像在擤鼻涕。

两人都静了下来。

接着响起了一阵唰啦唰啦的声音，是妈在清扫地上的碎碗碴子。

“这种事，瞒得再紧也会有走漏的时候。你说将来，她还能找个好人家不？”

妈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得像是牙缝里漏出来的一丝风。全力其实听不清妈的话，她是从妈的语气里猜出来的—— 妈的语气忧心忡忡。

爸没回话，像在想事。

“你说我要不要找那个谁，探探口风……”

半晌，爸才开口。爸的声音压得比妈的更低，几乎就是耳语。

“你可不能，挑得太明……”

妈说了一半，就赶紧住了嘴，因为她看见了来厨房取水的全知。

豆绿底灰格子的棉袄罩衫、青卡其裤子、黑攀带皮鞋、蓝条子尼龙袜。

这是早上起床时妈放在她床前的东西。全力不敢问妈置办这些东西的钱是不是阿贵给的。

这堆东西里有好几个第一次：她一生里的第一件鲜嫩衣服，第一双皮鞋，第一套从头新到脚的行头。

可是她把最紧要的第一次丢在陈岙底了，在那之后纵有一千一万个别的第一次，也填不满那个第一次留下的深坑了。

家里没有大镜子，她照不全自己的样子，可是她用不着，全知的眼睛就是一面最平整、最干净的镜子。

“真，好看。”全知看着她，满眼流淌着羡慕。

“你的衣服呢？”全力问。

“妈不让穿，说要等过年。”全知说。

是的，全知没有伤，至少没有她受过的那种伤，全知用不着一帖急急的止痛膏药，全知可以在该穿新衣的合宜时节里，从从容容地换上新衣。可是她不一样。她的新衣是一场恶雨之后的伞。她宁愿在有太阳的日子里打赤脚，也不愿在这样的雨后得到这样的一把伞。

世上的好东西莫非都得跟在灾祸之后到来吗？全力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全力这时还没意识到：她这一辈子面对好东西时心存的疑虑和恐慌，其实就是从这个早上开始的。

有人敲门。她听见了妈的开门声。

“阿年来了，快进屋。”妈在招呼来人。

“叔不在？”那是刘年的声音。

“他哪个星期天也不在家，不是开会，就是加班。”妈说。

“叔说姐病了，我来看看。”

“全知，出来给你阿年哥泡茶。”妈喊道。

刘年进了屋。全知去厨房沏茶，妈跟了过去，扯了扯全知的袖子，低声说：“一会儿送完茶，你就出来。”全知问为什么？妈说他们好久没见了，让他们说会儿话。

全知端茶进了屋，却没走，只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我上个学期的课本你要吗？”全力说：“人家现在是大技术员了，哪还会有空看你这些小孩子书？”全知说：“我不是小孩子，我没问你。”刘年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低头说：“姐你别笑话我，我哪是什么技术员？我只不过在技术科打个下手。”全知说：“我问你呢，要还是不要？”刘年说：“我现在都不看闲书了，要看也只看技术手册。”

三人没说上几句话，妈就在外边喊：“全知，你去帮我打瓶醋。”

全知走了，屋里就剩下了两个人。刘年放下手里提着的东西，看了全力一眼，说姐你这是要出门？全力说谁规定不出门就不能穿新衣服的？刘年说那得看谁家。要是我们家，出门也没有新衣服。

刘年这话本来是没当笑话讲的，全力听起来倒像是一句笑话，心想这人什么时候也有了幽默感。

“这是什么？”全力指着刘年放在桌上的那两个纸包问。纸包很大也很饱实，来来回回捆了好几道麻绳，看上去像炸药包。

“这包是红糖，这包是白糖。得肝病的人要多喝糖水。”刘年说。

全力一愣，半天才回过神来，轻轻一笑，说：“我爸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刘年说：“我叔说你要上大学了。”全力说：“什么大学，其实比中专好不了多少。”刘年说：“有几个人能碰上这样的运气啊？你倒不稀罕。”全力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却到底也没说。

半晌，全力才问：“你来看我，就不怕，我把肝炎传染给你吗？”刘年嘿嘿地笑，说：“不怕，别看我瘦，我身子骨强。”

全力掂了掂那两包糖，说：“你是开糖铺的啊，哪来这么多的糖票？”刘年说：“我把一个科室的糖票都要过来了。”全力说：“那得花多少钱？”刘年说：“你别担心，叔安排我二哥去福利厂上班了，日子不像从前那么紧了。”全力说：“你别蒙我，福利厂那十几二十块钱的薪水哪够你一大家子花？你肯定还在接私活。”

刘年把手上的劳保手套摘下来，又戴回去，说：“你别告诉我叔。”全力说：“用得着我告诉他吗？全厂都是他的耳目。”刘年又嘿嘿地笑，说：“不会有事的，现在我有几项革新，厂里用得着。没钱发我奖金，就由着我接点私活。”

全力暗暗吃了一惊。

他比她大十一个月，她十九，他二十。他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他的身架倒没怎么长—— 该长的，已经在前面的日子里长过了。可是她觉得他变了，他仿佛一下子跨过了一道门槛。隔着这道门槛看他，她突然不知道该用哪种语气跟他说话了。

她看了他一眼，说：“什么革新，能说来我听听不？”

刘年遭全力一看，突然觉出了自己的张狂，脸又涨得通红，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他有些难堪，为自己的自卑，也为自己的张狂。

羡慕啊，真是羡慕，全力真希望她还可以像他那样脸红一回。他虽然经历过贫穷，却没有经历过陈岙底。经历过贫穷的人依旧还会脸红，可是经历过陈岙底的人却再也不会了，陈岙底把人的脸皮磨成了铁砂。

喝过几口茶，脸色终于渐渐平复了，刘年才说：“厂里有些活干得太费时，我就是想法子绕个近路，算不上什么革新。”

全力说：“世上的发明创造大多都是懒人的成果，勤快的人只知道埋头苦干。”

刘年听不出这是不是一句夸奖，也不知该怎么回，便低着头，用劳保手套擦拭着工作服前襟一块没洗干净的油污。

“买自行车了？”全力指了指院子里停着的那辆车问道。

“是我自己搭的杂牌军。26寸的矮车，给你骑正好。学校远，想回家了，骑上就走，省得等班车。”刘年说。

全力只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心底泛上来，在喉咙口涨开一团温软。她清了清嗓子，终于把那团东西慢慢地咽了回去。

“刘年，要是我爸没叫你过来看我，你会来吗？”全力问。

刘年愣愣地看着她，神情像是一个应考的学生突然遇见了一道从没准备过的试题。

“叔是我的贵人。”他说。

两人就没了话，只呆呆地看着窗外。日头已经升到了天正中，将一个院子洗得一片刷白。没有风，地上的树影稀稀落落，纹丝不动。一只鸽子在窗台上叽叽咕咕地啄着身上的羽毛，屋檐下吊着的那两刀半湿半干的腊肉，正嘤嘤嗡嗡地招着苍蝇。

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那是妈一直在忙乎午饭。

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那天我看到的场景。

天下着雨。虽然是梅雨季节，可那天的雨却不是淅淅沥沥的梅雨，而是一种横削过来的鞭子似的冷雨。风很大，把骑自行车的人身上的雨衣吹成一个个半透明的大气泡。她浑身赤裸地在雨中奔跑着，迎着风，迎着满街移动的气泡，迎着一双双惊慌失措的眼睛。雨水在她的身上涂了一层釉，那一对刚刚长好却从未被男人抚摸过的乳房，随着她肢体的动作轻轻颤动着，甩下一串串晶莹的水珠。她的辫子早已松散了，头发在风中扬起一张黑色的帘子。两条颀长消瘦却结实的腿像两道白光，在浓密的雨雾中穿越晃动。脚上那双珠光塑料凉鞋——那是她身上穿的唯一一件物品，在满地的积水中踩出一个个泥花四溅的坑。

“皇天，疯子！”有人惊呼道。

“是个花痴。”有人附和着。

迎面而来的自行车开始掉转车头，和跟在她身后的自行车汇成一股拥挤混乱穷追不舍的车流。

家里人追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跑出了一条街。她的脚跟上仿佛安了弹簧，每跨出一步，不像在跑，倒更像是跳高之后的跳远。不要说妈追不上，连全力也不行，她俩被她远远地甩在身后。

最后追上她的是刘年。

刘年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她回头看见是他，微微一笑，眼里突然绽放开千朵桃花，满街都是暖暖的粉红。可是这些花只开了一瞬间，她眼睛一眨，它们就猝然凋零，坠成一地缤纷。

“你要走了。”她喃喃地说，推开了他的手。

他猛然醒悟这是她的秘密。她十六岁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秘密，她把它无遮无拦赤裸裸地交托给了他，在雨中，在街上。这个秘密太大太沉，他无处可藏，他只能把它一路带进坟墓。

他再次拽住她，脱下身上的衬衫，将她紧紧裹住。

“我不走，我一辈子都在你家。”他贴着她的耳根说。

她不再看他，也不再说话。他看着她缩在他的衣服里瑟瑟发抖的样子，感觉万箭穿心。没人知道他哭了，因为雨水混淆了他的眼泪。

其实这事并不是毫无预兆的。现在回想起来，妈记起了那几天全知饭吃得很少，话也很少。出事那天的早上她很早就起床了，站在院里的那棵树下，看着刚有了些颜色的天空发呆。妈看是看见了，却没有太在意，因为妈的心思在别处。

妈在忙两件事。第一件是全力要去师专报到了，妈需要给她准备行装。不过这件事跟后面的那件事相比，只是小事。妈操心的第二件事，是尽快给全力订婚。妈知道学校里严格规定不许谈恋爱，这一耽搁就是三年。但是假如全力在入学之前就已经订婚，那就另当别论——那是既成事实。一旦有了未婚夫，毕业时全力就能保证留在温州市区，而不会被分到郊县去。妈再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外地生活。

妈催爸去试探刘年的意思。爸去了，是因为经不起妈的絮叨，也是因为觉得亏欠了全力。

刘年听了有些吃惊。爸虽然从前也含含糊糊地说过希望他成为家中一员的话，但是刘年没想到从可能到现实的路途，竟然只有这样短促的一步。二十一岁的男人刚刚走上丈量世界的途程，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女人只是路边一团模糊的云雾。

刘年沉默着。

爸正有些臊皮臊脸的，刘年终于开口了。他说：“她是大学生，我哪配得起？”爸说：“你就这点胆量？配不起就去努力啊。”刘年说：“我家的情况叔你知道，我现在给不了像样的聘礼。”爸这才放了心，说：“通知一下邻里同事就行了，也用不着什么形式。”刘年顿了一顿，就说：“叔我听你的，只是对不起，她。”

妈得了爸那边的消息，就来问全力的意思。全力知道大局已定，所以她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算是一种矜持的答应。全力没说话，是因为她不想招骂。她藏在肚子里没掏出来的话是：“我还没有跟他谈过恋爱呢。”她心里明镜似的，有过了陈岙底的那一个夜晚，恋爱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

妈就找了一个星期天来操办这件事。妈和刘年去县前头那家老店铺买了一沓汤圆票，叫全知给院子里的邻居分一分，谁知刚分到第一家就出事了。

第一家是邱阿婆的儿媳妇，她一开门，眼珠就吓得掉在了手上：她看见她家门前的地上，摊着一堆颜色杂乱的衣物。一个女孩站在那堆衣物中间，正在脱身上剩下来的那件内裤。

那天下午全知被送进了城郊塔下的精神病院，在那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她在医生护士的眼皮底下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全知的失踪实在有些离奇。

全知住的那家医院共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护士办公室，就在离全知病房几步远的走廊上；第二道是住院部大楼门口的病员出入登记处；第三道是大门。这三道防线都是全知离开病房之后的必经之处。假如第一道防线由于任何原因出了疏忽，后面的两道防线必然会依次替补，尤其是最后一道，那是两扇二十四小时紧锁的铁门。铁门上挖出了一爿只够一人出入的小门，这爿门只在白天上班的时间里开着，守候它的是一名猎犬一样警醒的门卫。除了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这家医院几乎和监狱一样戒备森严。从这些层层叠叠的防卫网中，找到一个可以遁身的漏洞，似乎是《天方夜谭》里的一个故事版本。

可是全知就是从医院里出走的。

在全知失踪以后长达一年的搜索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发现过她的任何踪迹。方圆八百公里范围内的公安部门，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与她相符的无名女尸举报。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一丝风、一缕烟，毫无踪迹地消失了。若不是她留在家里的那些衣物，人们几乎要怀疑她曾经的存在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幻梦。

妈很长时间都不能接受全知不在了的现实。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全知和全力合住过的那间屋子的原貌；连全知离家前脱下来的那双拖鞋，也被她按照原样摆放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她仿佛时时刻刻在期待着全知会推门进来，一伸脚就能以最便捷的方式套进她习惯了的舒适。

一个周六的晚上，全力从学校回到家里，只见屋里很暗，妈低头弓腰坐在窗前那一块灰蒙蒙的暮色里，仿佛在打盹儿。全力点亮了灯，才发现妈正在闻一块全知睡过的枕巾。家里凡是全知用过的东西，妈都不许洗，妈要闻那上面的气味。全力进了厨房，摸了摸锅灶，是冰凉的，碗橱里只有一碟吃剩的咸菜。全力探出头来问：“爸回来吃饭吗？”妈摇了摇头。那个摇头意义含糊，可以是不回来，也可以是不知道。全力捅活了炉火，煮了两碗咸菜粉干端出来，妈夹了几筷子，就放下了，嘴里喃喃地说：“她其实是要他陪她出去的……”全力问：“谁陪谁去哪里啊？”妈却不吱声。

其实妈是在想叶知秋。妈觉得不管全知是在哪个当口犯的病，病因都起源于叶知秋死的那个夜晚。这些年里妈总觉得亏欠了全知，就把心思全都放在了全知身上。妈几乎忘了那天去叶知秋家的，还有全力。妈忘了，老天却没有让她忘，老天借着陈岙底的事叫她醒悟，她还有一个女儿正等着她去救。她扑身过去救那个，这个就出了事。妈的心像一件尺寸短缺的布做的衣裳，扯了这头就露出那头，永远捉襟见肘。

妈在那一刻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当她支派全力、全知两姐妹给叶知秋送上那碗腊肉和那句口信时，其实心里已经猜到了叶知秋的死。那天下午，当她在叶知秋的窗外呼唤丈夫，而丈夫也心有灵犀地接应了她的呼唤时，叶知秋的死意就已经定了。叶知秋忍不下的不是耻辱本身，而是一个人经受耻辱。叶知秋原本是铁了心要和崇武一起去奔赴十八层地狱的，可是半路杀出一个她来，临时劫下了崇武。崇武完全可以拒绝她的搭救，可是他没有。就在他开门出去的那一刻里，叶知秋死了心。这个会在抽屉里垫一块印花塑料布，把苹果皮削成一条蛇的女人，天生是惜命的，至少是惜脸面的。即使是死，也不该是那样不堪入目的死法。可是叶知秋已经不在乎了—— 没了心的人还顾什么脸？仔细回想起来，是她杀了叶知秋，用的是快刀，一刀送了她的命。而叶知秋的阴魂又返回来，杀了她的女儿全知，用的却是钝刀，慢慢地剐了她十几年。

不，是一辈子。

命啊，这就是命。

爸回来了。爸开了一天的会，已经很饿了，看见桌上那碗涨成了一坨的粉干，端起来就吃。全力横了他一眼，说那是妈的。爸顿了一顿，还是呼噜呼噜地吃得一口不剩。放下碗，便转身出了门。一会儿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样东西，是一碗街上买的紫菜虾仁馄饨。

妈依然捏着那条全知睡过的枕巾，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爸把碗往妈跟前推了推，说再不吃又要涨成一坨了。妈转身看了一眼爸，那目光让爸身上唰地结了一层冰。

爸就转过身来讪讪地问全力学校里怎么样，全力挑了几样无关紧要的事说了。从前在家，总是妈追着爸，在爸身上一嘴一嘴地凿话，现在寻找话题的人突然成了爸。爸有些疏于操练，话走了没几句就撞到了墙。三人便默默地围着桌子坐着，听着墙上的挂钟刺啦刺啦地刮着心。

爸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去夺妈手里的枕巾。妈不让，两人就来来去去地扯了起来。爸虽然不打篮球了，力气还在，可是那一刻里爸竟扯不过妈—— 爸毕竟没真敢下力气。最后还是爸先松的手。爸坐了回去，椅子吱吱呀呀地呻吟起来，爸的头重重地陷在了两只手掌之中。

“阿芬，我们还有全力，还有刘年。”半晌，爸终于抬起头来说。

这是爸这些年里在妈面前摆的最低的一个姿势，说得最软的一句话，是对以往的歉意，也是对将来的信誓旦旦。全力不敢看妈的表情，因为她不能动。她的眼中蓄满了泪水，但她不想在爸面前哭。

当然，全力也没想到，这只是爸的一时冲动。用不了多久，他还会故态复萌。

全知失踪的那年，妈身体上最大的一桩变化，就是绝经。刚开始妈还以为是怀孕，心里忍不住窃喜。妈觉得那是苍天的眷顾—— 老天带走了一个孩子，又给了她另外一个。妈跟了爸这么多年，妈已经学得跟爸一样不信鬼不信神，可是在那一刻她几乎觉得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的再世。在生养过两个女儿，做过两次人流手术之后，妈突然急切地渴望重温那种怀抱着一团软肉的感觉。

她把全力从学校里急急地喊回来，让她陪自己去医院做检查。平生第一次，她觉得身边需要个陪伴。她不是不明白一个还未嫁人的女儿在这种场合所面临的尴尬，她只是顾不上了，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是没法考虑该挑哪根木头上岸的。

当医生告诉她那是内分泌紊乱导致的结果时，妈一下子瘫在了椅子里。所有的颜色和水分从妈的脸上唰地漏了下去，她猝然枯萎干瘪了，就在全力眼前。

这个叫朱静芬的女人，就是在四十三岁那一年突然步入了老年的。

送走客人，打扫完满地的糖纸烟蒂花生瓜子皮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他坐在床沿上抽烟，眼角的余光里，看见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洗脚。她虽然在田里劳作过两年，但是她的肌肤不记仇，一下子就忘记了太阳啃过的痛楚，所以她的脚依旧像两段没有一个虫眼的藕，在木盆里扑通扑通地相互嬉戏搓揉着。他没见过这样的白，那白在他眼角晃来晃去，不是在踹水，倒像是在踹他的心。

这屋有两间房，各有各的门，门上有闩。可是妈还是撺弄爸去厂里借了一间宿舍躲出去住几天，给他们腾个彻底的清静。

全力今年从师专毕业，如愿分派到市区一家中学当老师。她去学校报完到之后，妈几乎一天也没耽搁就给她和刘年操办了婚礼。全力知道妈的心思，妈怕的是夜长梦多。在温州这样风气闭塞的小城里，大多数人家的婚事都会放置在春节前后那段假期里操办，夏天的婚礼总会让人产生一些与身孕隐隐相关的难堪联想。可是妈顾不得这些。妈绝对不肯等到冬天，妈觉得没有煮成熟饭之前的生米，跟田里的秧苗几乎没有区别。

其实远在婚礼之前，妈就多次暗示过全力趁早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她还在读书的时候，每逢周末刘年来家里看她，只要爸不在，妈总会找个借口避出去，而且会大声告诉他们回家的时间—— 通常是几个小时之后。陈岙底把妈轻而易举地打倒了，妈觉得女儿已经是件彻彻底底的旧货。妈急于把旧货出手给一个稳妥的货主，用新货的包装和样式。妈是个生性简单的人，妈的心思从肚腹走到嘴里，最熟的路径是直路。妈想拐弯抹角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分欲盖弥彰的笨拙，让全力无地自容。有时全力觉得妈是一个道行不深的皮条客，而她自己则是一个随时会馊在妈手里的卖春女。

其实全力也不是没想过把生米煮成熟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卸下妈心头的那块石头。石头虽然是压在妈身上的，可是妈却把自己靠在了她身上，所以妈的重量也就成了她的重量。但是他在她面前总是紧得像一只五指并拢的拳头，她找不到一条可以钻进去的缝。有一次学校放电影，她请他去看，看到一半她试试探探地去找他的手。没想到她握住的是一条簌簌发抖的鳗鱼，皮上浮着一层鼻涕似的黏液——那是他的汗。那一刻他和她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去了厕所，她去洗手，他去缓解膀胱里突然聚集起来的不可抑制的尿意。从此她不再去做这样无谓的探险。她不讨厌他，对他甚至有那么几分好奇，但也绝对没有到可以为他低至泥里尘里的地步，真正爱上他还是后来的事。

全力洗完脚到门口泼水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屋里，见刘年依旧还坐在床沿上抽烟。她不知道他还会在这样的姿势里待多久，咕的一声，她心里突然冒上一个恶作剧的气泡：她想试一试一个人到底要多低才能低到泥里尘里。

她晾完毛巾，回到屋里，关上门，就坐在床头脱衣服。新房很简单，不过该有的也都有了。新买的柜子上摆着刘年单位领导送的一摞四卷毛选，还有他科室同事买的一对新热水瓶，四个新茶杯。床上的旧被褥都撤换过了，现在挨着墙叠放着的，是两条全新的棉被和一条薄毯子。棉被是刘年的妈亲手缝的，一条红，一条绿；一条厚，一条薄。床头贴着红喜字的那个地方，原本挂的是全力和全知的合影。屋里全知留下的空白，正在被刘年渐渐填满。就连那个旧枕头，也已经换上了全新的枕套和枕巾，等待着那个男人把他的后脑勺，贴上全知睡瘪过的那个坑。

全力解开纽扣，脱下那件全新的的确良衬衫搭在床头，床头就开出了一朵软塌塌的红花。夏天虽然只剩一个尾巴了，那颜色让人看着依旧有流汗的冲动。全力身上现在只剩下一件白背心了，背心很小，小得几乎没能罩住身子，就有些丰腴从背心里泄漏出来，滴滴答答淌得满屋都是。她挪过身子，坐到离他很近的地方，从他手里抽出那支快烧到头了的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年。”她轻轻叫了他一声，声音有些颤抖。

他扭过身子找她的声音，没想到找到的却是她的身子。他的眼睛被她的身子烫着了，他忍不住哼了一声疼。她抓住他的手，隔着背心放到自己胸前。他一下子摸到了她胸前的那两坨肉，他把它们紧紧捏住了，突然又松开，他的手陷入了进和退中间的无措。

“我真的，就那么无趣吗？”

她拨开他的手，铺开床上的那床薄毯子，钻进去，留给他一个高高拱起的脊背。

一阵静默之后，她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响，是他在脱衣服。他也钻进了被窝，可是他没有碰她。她抽出头下的枕巾，正想盖在脸上，却觉出了沉—— 他拽住了那一头。他的一只脚试试探探地伸过来，顺着她的脚后跟慢慢地爬上去，停在了她膝盖拐弯之处，他的身子沿着她身子的曲线蜷成了一个半圆。

“我只是，不敢相信。”他俯在她的耳边嗫嚅地说。

“不敢相信什么？”她依旧背着脸，瓮声瓮气地问。

“我这辈子，真的能娶你。我以为是梦。”他说。

他新刮过胡子的下颌蹭着她的颈脖，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痒，她身上所有的毛孔轰地一下张了开来，渗出一股水一样的怜悯。

“你说呢，到底是不是梦？”她转过身来，把脸靠在了他两扇隐约的胸肌中间那个凹陷处。

他的手颤颤地探进了她的衣服，开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找路。他出汗了，先是额头，再是颈脖，再是手掌，他的身上像涂了一层猪油似的泛着青光。她伸手拉了灯绳，这是妈的嘱咐。黑暗中他似乎略微长了些胆气，虽然依旧不认路，却有了些初生牛犊的鲁莽。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任由他的手指笨拙地探寻着她身上的每一处凹凸。她其实是想迎一迎他的，可是她不敢。她怕她的任何一个举止，会在将来某一个时刻被解读成经验。有过了陈岙底，她只是有理无理地心虚。

后来他轻轻地分开了她的腿。她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 这是他和她各自的关隘。他过了这个关隘就是真男人了，而她过了这个关隘也是真女人了，只不过一个男人可以是整个世界的男人，而一个女人却只能是一个男人的女人。今晚他即使没走过这一关，他还可以有无数个明天可以再过一次；而她若没过去这个关，她就一辈子过不去了。她若卡在这个关口上，她的下半辈子就会是另一种活法了。她的身子唰地一下绷紧了，脑子一片空白，她突然想不起妈交代她的那些细节了。

他在她的两腿之间停留了很久，他的气息在她的耳边呼呼地响着，像一辆失修多年的旧蒸汽机车。她想让他省一点气力，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帮他。即使有了陈岙底那一夜，她其实还仍旧是白纸一张。后来他终于自己找着了路，身子渐渐地坚硬了起来。他在攒着劲，她也是。她闭上眼睛，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一刻力量的撞击。

可是那一刻迟迟没有到来。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突然像扎了一个孔的车胎那样懈怠了下来。她感到了烫。一股温热的液体从他身上淌出来，流过她的大腿，流过身下的席子，淅淅沥沥地淌落到刚刚打扫干净的地板上。等她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从她身上跳下来，跑进了隔壁的马桶间。

她听见了叮叮咚咚的水声。他没有马上回屋。他在外屋待过了大概一根烟的工夫，才终于回到了床上。她要开灯，他执意不让。他攥着她的手，把头低低地埋在了她的胸前。

“一紧张，就这样。”半晌，他才说。即使在黑暗中，她也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羞愧。

她不说话，只是一下一下地揪着毯子上的一根线头。

“姐，我会对你好的，一辈子。”他说。

后来全力回想起来，就是在那一刻，他把她永久地安放在了姐姐这个位置上。

她想起了枕头底下压着的那件涂了鸡血的内裤，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妈白费了这番心思，她再也用不着这样东西了。

他和她终于扯平了。他有他的羞愧，她也有她的。她知道他的羞愧，而他却不知道她的。

我是一只土灰色的灯芯绒钱包，我和我的主人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四年。但我很惭愧，因为大多数时间里我只是徒有一个虚名——我经常囊中羞涩。钱仿佛和我前世有仇，它一进入我的怀抱就会惊恐地窜逃。除了几张可怜的零钞之外，我经常被用来装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一些面额以两为单位的粮票，一沓薄薄的食堂饭菜票，两张单位发的电影票，一本磨破了封皮的通讯录，一枚从头发上摘下来还没来得及放到抽屉里的塑料发卡等等。

后来，我的主人从师专毕业参加了工作，她和她的丈夫，一个叫刘年的男人，各有了一份不算多也不算少的工资，我的囊中才开始渐渐饱满起来，尤其是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于是，我的虚荣心，我是指任何一只钱包都会有的那种虚荣心，就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了“暂时”这个词，因为一个月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会显得多少有些名副其实的丰润。可是我很快就会消瘦下来，到月底就瘦到了形销骨立的地步。我时常觉得我只是钱的旅馆，哦，不，旅馆这个词太奢华，我把它留给别的更有气派的钱包。我只不过是一个车马店，钱在路上走累了的时候，就会来到我这里睡上小小的一觉。等它们歇过了那阵疲劳，醒过来就会打起精神再上路，直至找到另一个更好的栖息之处。我囊中的那几张票子，还没来得及被我焐暖，就会落入另一个女人那只常年布满裂纹水泡刀伤的手中，派作好几个用场：她小女儿在杭州上大学的生活津贴，她大女儿从黑龙江回城后找工作的送礼费用，还有她灶里的煤锅里的米和盘中的菜钱。

那个女人是我主人的婆婆。

每一次那个叫刘年的男人从我怀里抽走钱的时候，他都会满怀歉意地对妻子说：“日子不会总这样的。”说的次数多了，她的耳朵和他的舌头都磨出了茧子，他就知趣地住了嘴。他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当然不是指厂里的工作。他早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了，为厂里解决过无数个这样那样的难题，可是他拿的依旧是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工资。除了接私活，他开始留意其他机会。后来有一家郊县的小工厂找上门来，求他做技术顾问。那阵子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消耗在了路上，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妻子很少能见上他的面。有一回他帮郊县的那家工厂调试设备，通宵没睡赶回自己厂里上班，正赶上厂里也在调试设备，他神情略一恍惚，就被一台冲床截去了半截指头。

他的妻子和岳丈闻讯赶到医院时，护士告诉他们：他是这辈子她见过的最能忍的人。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过去了，后来痛醒了，却从头到尾没有喊过一声。

他的岳丈当场红了眼睛。他的岳丈当时刚刚为一件他过去做过、将来还会做的风流韵事，受到了一次降级处分。那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处分。那天在病房里，他心情晦暗，脸硬成了一张铁皮。

“你要再出去吃夜草，我就不是你丈人。”他咆哮道。他从未对他的女婿发过火，那是他对他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

从那以后，他的岳丈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二十块钱来，帮他填补他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样的家。

两年之后，我主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单位的同事都是识字断文的老师，他们起了各式各样的文雅名字让我主人挑。可是她的男人听也不听就全盘否定了他们的建议，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

“我的女儿姓全。爸没有儿子，她就是爸的孙女。”男人对妻子说，用的却不是商量的口吻。

“名字就叫思源，你看怎么样？饮水思源的意思。”他说。

我主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却热泪盈眶。

“思源你听着，将来你和你妈，一定不会过现在这样的日子。”男人对襁褓里那张巴掌大的脸说。男人看孩子的时候眼睛赤红——那是血丝。男人已经连续两夜没睡了。

男人这阵子瘦了许多，也许是颧骨，也许是胡子，他那张方脸突然就尖了。这几年厂里亏损非常严重，厂长是个老干部，上头任命的，没人能罢免。男人被全票选上了副厂长，分管生产。男人现在基本处于脚不点地的状态。

“其实，现在的日子也挺好，只要你不总这么忙。”女人迟疑地说。

女人很容易知足。遭遇了陈岙底之后，女人已经戒掉了其他女人或多或少都会具有的奢望。她对生活战战兢兢，心存恐惧，总觉得福不单行，福是跟着祸来的，福是对祸的补偿，就比如只有当全知腾出了那半拉床，刘年才能睡到她身边来；又比如只有杀了傻子留下的孽种，她才能空出肚腹来孕育思源。她不敢伸手要福，因为她实在经不起祸了。

男人没说话。男人没敢告诉女人，他厂里目前的运营状况，大概只够发三个月的工资了。现在他肩上放着三副担子：两头的家，加上一个几百人的工厂。他正处在举重运动员那种下蹲憋气，等着攒够力量往上一蹿的关头上，要么挑起担子，要么被担子压垮，他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也没有现状可以维持。

平生第一次，他没有对女人说出所有的实情。

当然，以后还会有更多次，他当时只是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而已。

刘年下蹲憋气等候发力的时间，比他想象的长出了许多。真正呐喊起身，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了。

那天他下班比平常早，到家时双手都满了，左手食指上勾着两瓶捆在一起的洋河大曲，右手拎的是三个油渍渍的纸包，一包是卤鸡爪，一包是醉鸭舌，还有一包是油炸小鱼—— 都是他岳丈爱吃的下酒食。那天他看上去神情有些奇怪，有一两丝兴奋，也有一两丝悲壮，但那都只是隐约可见的潜流。覆盖在潜流之上的，是一层风暴来临之前才会有的平静。

岳母见了，有些惊奇，就问什么事花这么多钱？他笑笑，说没事，就是想孝敬一下你们。

一家子坐下了，都满满地斟了酒。

思源坐在外婆的膝盖上吮手指头，下巴流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口涎。刘年要抱，孩子一味地躲，没躲过，就一脚踢蹬了过来。三岁的孩子竟然有了这样的脚力，刘年吓了一跳，骂了句你是猪还是狗啊？就用一根筷子蘸了酒，往她嘴里送。外婆没来得及拦，孩子呵呵地咳嗽起来，把脸蹙成一团乱线。孩子正踩在无知和懂事的那条分界线上，一举一动都是似懂非懂的憨态，众人哈哈地笑成一团。

女人们的酒抿了一抿就撂下了，喝酒是两个男人的事。酒过三巡，男人们的面皮已经从白变成赤，又从赤变成紫。刘年这才停下筷子，说：“爸，我刚签下了军令状。”

众人一愣。

“你们是不是，也搞承包了？”岳父猜测道。

那几年世道很热闹，新鲜事像田里种的韭菜，刚一出来就老了，一茬覆一茬，割也割不过来。全崇武做了三十多年的领导，做到这个地步，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不过他还是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市面上走动的大事，他虽不深通，却也都还略知一二。

刘年点了点头。

“什么是承包？”岳母问。

“就是签个合同，厂里的事完全归我调派，只要每年上交一定数额的利润，就有奖金。”刘年解释给岳母听。

连不看书不看报的岳母也听出来了，女婿是在避重就轻。

“奖金能得多少？”岳母问。

“三千。”

每天都在和斤斤两两的饭菜票打交道的朱静芬，脑袋是一副滴溜滑的算盘，一下子就算出来那是刘年六年工资的总和。

“那，上交的利润，是多少？”岳母问。

这其实是她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她之所以把它往后挪了挪，是因为她害怕听见回答。她知道这个回答肯定会搅碎这顿晚饭，但她不知道它还会搅碎些别的什么。

刘年犹豫了片刻，才说四万。

轰地一下，静芬脑袋里的算盘一下子散了架，算珠子骨碌碌地滚了一地。她突然不会算数了。不过不用算她也知道，刘年这一辈子的工资，不，刘年和全力从现在起一直到退休赚的工资，就是一分钱不花地攒下来，怕也够不上那个数目。

“要是，没达到那个数字，会怎么样？”岳母颤颤地问。

岳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闭上了眼睛—— 她不敢看女婿的嘴唇。其实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假如她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她还可以懵懵懂懂地混日子。可是她一旦知道了，就得帮着扛天。她这一辈子，最早扛的是叶知秋，后来扛的是陈岙底，再后来扛的是全知。人还是同一个人，肩膀却不是同一副肩膀了。现在的她，别说是天，连阵风也扛不动了。

“妇人之见。”岳丈瞪了岳母一眼，“阿年知道厂里的每一个螺丝在哪里，到底松了没松。他要没这个本事，怎么会在那张纸上按手印？”

“我是，不放心嘛。”岳母嗫嚅地说，“这样大的事，阿年你和全力商量过没有？”

刘年看了全力一眼，全力没接他的目光，只是低头吃着饭。其实她碗里已经没有饭了，她的筷子在吧嗒吧嗒地碰撞着空碗。

“妈，我只是想……”刘年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卡在了喉咙口。

“你有哪些新招？”岳丈问刘年。

“也没有大花招，先是精简，把年纪大的没什么用场的人发送回家。再就是把小生产线砍了，包给郊县的小作坊去做，反正靠那个挣不了几个钱。剩下的人力、物力集中开发挣钱的产品线。”刘年说。

岳丈嚼了半天鸡爪，才说：“要把老人安置好，那些人当年是帮着建厂的。”

岳丈在那个厂里工作过多年，至今记得那里的老员工。岳丈心里明白顺应时势的道理，天下既然没有不死的兔子，狗就逃不脱受烹的命。他只是暗地里庆幸他不是那个烹狗的人。

刘年说知道了，我有安排。

岳丈搜肠刮肚，竟再没有可吩咐的。他突然觉得他已经是前浪了，他的女婿已经从后头追上来盖过了他。他还没来得及在海上恣意地游一回，一辈子就过去了—— 这是遗憾。他还想游，只是海已经不是从前的海了。后边追过来的浪头比先前的动静大多了。但是有多大的浪，就能在身后留下多大的乱摊子。他至少不用打扫那样的战场了—— 那是侥幸。

那一晚全崇武喝酒时的心情有些复杂。那天喝得最多的是女婿，最后醉倒的，却是岳丈。

刘年终于喝完酒回屋的时候，思源早就躺在小床上睡着了，鼻息声如无数个看不见的小气泡，咕噜咕噜地冒了一屋。他盯着她看着，突然发现她身上盖的那条小被子底下，露出了几个粉嘟嘟的脚指头。他几乎从床沿上跳了起来—— 他每天早出晚归，女儿趁着他不在的时候，就把被子睡短了。

他还错过了些什么？他想问问全力，全力却背朝着他伏在桌子上看书—— 她在备明天的课。

他知道这是他们家的最后一个安稳日子了。他已经把她们绑上了风火轮，从明天开始，日子的节奏和方向便再也由不得她们，也由不得他了。从明天开始，他们过的就将是把心提在手里的日子了。

一整个晚上，全力都没有说过话。全力不开口，他就在地狱里。

他清了清嗓子，期期艾艾地说：“我没跟你商量，是怕……”

话说了一半就被他咽了回去，他只觉得那话苍白无力。

片刻之后，他终于找着了一个新的话头。

“现在要是不孤注一掷，这日子，一眼就看到头了。”他说。

她依旧没吱声，但她停下了手里捏的那杆笔。

孩子做了个不知什么样的梦，脚一抽，就把被子蹬开了。孩子蹬什么都劲道十足，仿佛满世界都欠着她的债。

他把被子掖好了，小心翼翼地看了妻子一眼。

“万一我没达到指标，你可以和我离婚，免得承担法律责任。”他说。

全力合上课本，转过身来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没，有，万，一。”

我是一只土灰色的布钱包。尽管我极少有囊中饱实的时候，可是岁月并没有因此而放过我。无论我的利用率有多低，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渐渐老去。我的颜色从灰褪成了白，是那种夹杂着泥土色调的白。灯芯绒布料上原先如沟壑般分明的条纹，如今已被岁月的风沙销蚀成一片稀稀落落的荒原，右边的那个角在和裤子的常年触碰中，已经磨出了一个边缘模糊的洞。在我的韶华年月里，我就是一只貌不惊人——不，这个词太过委婉，应该说是丑陋的——钱包，我无数次地钦羡过那些无论在气派和用途上都比我奢华体面得多的同行。然而在我人老珠黄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它们曾经的奢华和体面，并没能使它们比我老得更慢一些。时间最终为我争得了平等。

我垂垂老矣，我的路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到头了。我不再期待有一天我还能峰回路转，走进一片新的景致。而就在我几乎完全放弃挣扎，彻底安然于命运的安排时，奇迹发生了。这个转折有些过于急促，我苍老的心脏几乎无法承受那样的突兀——假如钱包也有心脏的话。当时我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迟来的幸运底下，正浅浅地埋伏着一个马上就要足月临盆的悲剧结局。

那天我主人的丈夫和平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可是他没有像平常那样直接钻进被窝睡觉，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发怔。他目光里那些抑制不住的情绪，终于如针似的扎醒了他沉睡中的妻子。他对她晃了晃手里提的那个沉甸甸的公文包，语无伦次地说：

“奖金，一起发，三年的，九千块钱。”

我的主人睡眼惺忪地坐起来，过了半晌才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我完全理解我主人的疑惑，她和我一样，见过的世面实在有限。我们对钱的理解，从来没有突破过角和元所设定的狭隘边界。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我们见过的最大票额，是十元。“万”和我们中间隔的是蚁蝼和山巅那样的距离。

我主人在沉默了很久之后，才问了一句：“你告诉爸了吗？”

那一晚她没有像往常那样逼着他去洗脚，他也不着急上床。她躺在被窝里，他坐在床沿握着她的手，他们隔着一层薄薄的被子和一个打雷也不会醒来的孩子，絮絮叨叨地说了很久的话。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们这个样子了，他通常累得还没贴上枕头就睡着了，而早上他走的时候她还没起床。他们有时连续几天都没能说上一句完整的话。

他们说到了两头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在商议该给各人买什么样的礼物。后来我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因为他们的谈话中开始夹杂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新词，比如银行账户，定期存款，再比如20寸松下彩电，再比如家用电话，等等等等。这些新词儿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拦路石，我的耳朵和脑子开始磕磕绊绊地摔跤。

后来男人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纸币，交代他的妻子收好了做零花。女人从脱在椅子上的那条裤子的口袋里把我掏了出来，打开那个已经长了锈痕的揿钮，把那沓纸币放了进去。

那是一沓二十张的十元纸钞。那一沓票子相当于我主人当时两三个月的工资。其中有八张是系列号相连的崭新纸币，大概刚刚从印钞机上揭下来，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息。票面上有一个穿着斜襟布衫，头发上绾着一条毛巾的女子，她仿佛还来不及掸掉乡下田野的阳光就径直走到了城里，脸上带着一丝怯怯的却是灿烂的笑意，衣裳的前襟上别着一团看不清是花还是奖章的东西。我之所以在一堆人中单单记住了她，不仅是因为她站在了画面的正中央，还因为按当时的审美标准，她是一个年轻而好看的女人。在这点上我和人类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都忍不住会被年轻美丽的女人吸引。遗憾的是我的肚腹太瘦小了，容不下这么多张票子，于是我主人就把它们捏成一团塞了进去。新票子被唰啦地揉皱了，那个穿着斜襟布衫的年轻女子的脸和身子上，出现了几道永远不能平复的皱褶。

等到最初的不适过去之后，票子和票子之间开始说起话来。一张崭新的票子舒了一口气，说走了一天的路，终于可以躺着歇息了。一张见过了世面的老票子哼了一声，鄙夷地说：“你管这叫躺着歇息？我还是新票子的时候，是睡在一个金丝绒盒子里，当作压箱底的宝贝，威威风风地随着新娘嫁到婆家去的。那一路才真叫是歇息。”另外一张全身都起了毛，而且已经缺了一个小角的旧钞息事宁人地说：“没办法，各人有各人的命。不过说实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见过好钱包的，牛皮、猪皮、麂皮，甚至还有澳大利亚的羊皮，哪个都比这个宽敞舒服，睡觉可以放心摊开身子，哪用这样蜷手蜷脚？”那张眼界尚浅的新票子听了不服，说：“这儿怎么啦？这儿到底还有一丝亮光，我还能看得见身上的图案。”

几张旧票子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有一张说：“你管这个也叫亮光？那不过是个破洞。你要是不管好你的身子，一下子蜷得太紧，说不定就从那个洞里溜出去了。”另一张说：“那样正好，总有捡你的人，兴许你就摊着一个气派些的钱包了。”

我听得懂票子之间的对话，因为钱包和钱从血缘关系来讲是近亲，使用的是同一语言系统。我很想对它们大喝一声闭嘴，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它们说的是实情，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忍受它们的傲慢和凌辱。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不知道该为我主人在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鼓胀的钱包而高兴，还是该为钱包里那些票子所带给我的耻辱而难堪。

可是无论是高兴还是难堪都没能维持很久，那一个夜晚的大喜和大悲都不过是我生命消失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第二天早上，我主人起床穿衣时，一枚一分钱的硬币从我身上那个越磨越大的洞眼里溜出来，掉到了地上。我主人捡起那枚硬币的时候，若有所思。午休的空当里，她去五马街一家皮具店花三十一块钱买了一个深红色的牛皮钱包——那几乎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回到办公室，她把我肚腹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整整齐齐地码好，摆进了新皮包里，然后把倒空了的旧钱包放在手掌上，默默地看了几眼。她的目光像一把细软的苇叶帚子，一下一下地清扫着我身上多年积攒的灰尘。她似乎是要扒开积尘，看清楚这十四年的岁月所留下的印记，从陈岙底到今天，一步一步。

“都过去了。”她吁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

然后她一扬手，就把我扔进了屋角的字纸篓。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作为钱包清贫而无趣的一生，从一个垃圾桶转到另一个垃圾桶，最后被投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垃圾场。在那里，我和死老鼠、剩饭渣、旧纸片、废木料等等杂物一起，变成了臭气熏天的腐殖质，渐渐消失。

不，根据一个叫罗蒙诺索夫的俄国人的说法，我并没有消失。世上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最终消失。它们只不过从一样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我亦如此。

我从一个常年瘦瘪营养不良的灯芯绒钱包，变成了覆盖这个城市地表的一撮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