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座城市的起伏与危机

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

——钱穆

关于温州人的故事，你或许早已听烦。那些人云亦云、落入俗套的桥段，一方面成为众生谈资，另一方面也给温州套上了一把枷锁——过去，他们不为人知，闷声发财；现在，他们成为一种符号，面临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烘烤。

烘烤之下，好事者会问，温州人败了吗？这个问题，就像“温州人成功了吗？”需要进行一点稍微深入的推问：如果他们成功，这种成功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他们败了，他们的失败又所为何来？

要理清这些问题，可不是三言两语的工作。就像钱穆先生所言，每段历史，都有独特的精神，通过个人与群体荫及后世。

回溯温州人在当代中国商业史上的脚印，其实类似于做一份带有学术色彩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不同的人来做，方法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但最无可辩驳的一个标准，无外乎是看谁的叙述更周全、谁的总结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这是对那一段历史最好的交代。

然后，是透过这段历史，看到古往今来所有的悲欢，这话夸张了，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时代，都不可避免呈现出断裂。有的历史，甚至完全不可复制，但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一群特定的人们的遭遇是可以折射一些恒定规律的，这是重点。

自1978年，温州，这个土地贫瘠、面积狭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与力度在中国的经济版图无限放大，在鲜有政策辐射的劣势中绝处逢生，平地而起。这股力量无他，皆来自民间草根——崛起于草根，游走于民间，他们脚踏实地，以朴实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商业的变迁，义无反顾地涌入创造气象万千的民间改革先行者行列之中。

要论先天条件，温州实在算不得好，甚至有些令人绝望。

这里非但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甚至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而一场理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温州也自发演变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无数个个人奋斗史所组成的空前宏大的经济运动。运动的关键词曾经一度很敏感，也很“堕落”：私营经济。

一个爆发经济革命的时代，必然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最美好的与最丑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伟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机的和最没有生命力的；最具价值的与最悖论的……以及介入是与非、左与右两极间的中间状态，都在沸腾的温州尽览无遗。历史在剑走偏锋的道标前徘徊。在苦难的磨砺与生存的压力下，人的爆发力总是相当惊人。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30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能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

市场热气腾腾，支流末节，都把自己打扮成理想的模样，赞美祖国与时代。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又一个集体主义的幸福中。而这一切，源于我们的国家，经过漫长的沉睡，醒来，并以迅猛的速度奔跑。

然而，温州人的过往，似乎违反了众多史家对于“宏观与微观”的剖析：深究他们的那些或许依旧存疑的“成功”，是否能够简单归入“大环境向好”？即便无法全然否定，也不可笼统地忝列其中。

之所以如此判断，不能将其简单划归这个奔跑的时代行列，是因为他们奔跑的速度，似乎更快，奔跑的步伐却显得颇为古典。

他们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无意间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仍旧需要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的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

如若今日的温州真的陷入困境，也只是他们阶段性遭遇的又一次上演，如此看来，成功谈不上，又何来失败？不过是一段又一段既无法复制，又难以忘却的历史。

每一段都有前世今生，每一段又似毫无结局，再多的条分缕析，永远都追赶不上现实的剧情，而主角，始终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