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赵世瑜

本书作者宋华丽是我的学生，她读了硕士之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去了出版社工作，一直至今。但是，她没有放弃曾经学过的专业，在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邓尔麟的《嘉定忠臣》一书后，又在业余撰写了这部关于明清之际嘉定侯氏家族的书。尽管这部20多万字的书更适合于大众阅读，但想到我认识的另一些年轻人，读了博士，甚至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就是写不出东西来，10年也见不到出书，感慨是很多的。

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年轻人直言不讳地说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也不是每个读了博士的人都适合做研究。”有些人非常聪明，甚至长袖善舞，在政府部门或者公司里面一定会有远大前程，但做学者就未必能够成功。看起来做个成功的文科学者除了文字功夫外，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但在我看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来源于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则来自做人的风骨。

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去做编辑，去做中学教师，去公司或者新媒体，总之做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长处也许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就会很快实现他们的梦想。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了做学者，我就会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他们，比如，在给他们的著作写序时，主要是挑毛病，而不是写好话。

之所以说本书适合于大众阅读，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学术性，因为作者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利用了大量文献，比如地方志、侯峒曾的文集，等等，而是说本书的叙事方式，不是在书中征引大量原始材料，讨论那些在专业上最为前沿的问题。此外，又根据这些原始材料，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发挥。这种叙事风格很类似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读过《张居正大传》和《陈子龙及其时代》的读者一定熟悉这种传统。这种作品与历史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后者允许大量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存在，尽管不同作者虚构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从姚雪垠的《李自成》、高阳的清宫历史作品，到二月河关于康熙、雍正的作品和熊召政关于张居正的作品，尺度的把握是很不同的。

尽管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他们也尽可能地利用相关史料，甚至金庸在撰写武侠作品之余也会写一点史事考辨，但受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利用史料、发挥想象和体现史观等方面的分寸感上，还是会有一些分别的。最最重要的一点，无论这些历史文学作品是围绕一个人物还是围绕一个事件，撇开那些虚构的部分不说，大体上超越不了现有的历史学界看法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了固有的历史结论的制约。所以不管这些作品多有可读性，张居正还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张居正，康熙也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康熙。倒是在史实上最不靠谱的金庸武侠——说它不靠谱是因为没人将其定位为历史小说——从《碧血剑》和“射雕三部曲”到《鹿鼎记》，作者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知武侠的读者诸公有无同感。

但是，由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作者撰写的大众读物，虽然亦复不少，但却没有上述历史文学作品那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脍炙人口的史景迁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后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我自己年轻时也写过几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有的还印过好几版，印数累计数万，但我知道，那些书写得也不能算好。如果要休闲解闷，还是去看文学作品。有的历史小说写得好的，真让我拍案叫绝，有时还能把我感动得泪水稀里哗啦。至于里面的历史，只要看得出作者下了功夫，真是读了些书，分寸尺度拿捏得较准，也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而历史学者写的大众读物，再怎么放下身架，还是有个架子端在那里，比如作者想借书中人物之口骂骂当世，发泄一下胸中戾气，但没有史料证据，就不敢瞎编；但小说家揆诸情理，一段话编就编了，直教读者感到酣畅淋漓。

作为一个喜读小说又常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职业历史学者，不得不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历史文学作品毕竟以虚构为主，写得再感人，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了解历史真实的读者；通俗历史作品虽然于史有征，但一不小心就写得面目可憎，让人不堪卒读。过去常常感叹缺少文学和史学水平都高的作者，但回顾历史好像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因此答案应该不在这里。

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感人。但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感人的方式不同。文学作品由于可以虚构，作者希望传达的理想追求、真情实感，都可以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表达出来，即使是描写、刻画人性之恶，也是为了传递善和美的信息。许多时候，读者明知作者所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甚至有“意淫”之嫌，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或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邪不胜正或大圆满结局，即如近日上映的墨西哥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虽观众、读者明知虚幻，但还是会血脉偾张或者动情洒泪。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好人”写出来的，哪怕写出来的都是阴暗面，也因为这种好的追求而得到理解同情。

但历史作品的感人不同。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往往是个“坏人”，“好人”往往是坏的历史学家。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学是把求真放在第一位的，求善和求美要退居次席。人太“好”或太善良，往往容易相信，但好的历史学家的重要品质，恰恰在于怀疑。历史上留下来浩如烟海的文献，特别是官修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在真实的外面，不知包了多少层外衣，就像打官司的双方，申辩中如果都是真话，就不会打官司了，尤其就不需要法官。如果再加上双方的律师和证人，迷雾又不知增加了凡几。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史料往往是拿来就用的，特别是习惯于将有利的材料大用特用，而将于己不利的材料弃若敝屣。另一些历史学家，依据小心求证的求真原则，往往直言不讳，即如鲁迅文章中所说，在庆贺小孩出生的场合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被在场的亲友贺客视为寇仇。我们经常不小心指出人家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或光荣历史是后人编造出来的，结果人家脸色肯定就不会好看，至少不会像之前那般热情。

所以，历史学家或专业人士为大众读者写的历史作品，如果要想感人或者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不能盲目地效法文学那条路，靠美文啊，想象啊，等等，或许效果比读学术著作好一点，但绝不会成功，因为有那条“言必有据”的职业规训框在那里。我们要走的，是那种“拨开迷雾见青天”的路数。故事的结局，也许未必讨喜，但却是沙里淘金找出的真实。就像是考古，在挖祖坟这一点上，和盗墓也差不多，按照过去的说法，这大概也有损阴德，但区别在于，后者只是贪图钱财，而前者披星戴月，剥茧抽丝，寻找的是以前谁也不曾知晓的真相，这也正是现在那些号称“国宝档案”的“揭秘”类节目收视率很高的缘由所在。写这种书，当然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也才不算白吃。所以夸张点说，好的历史作品必须是“坏人”写出来的。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对于书中的主人公，作者往往会带有正面的态度，往高了说不乏溢美之词，往低了说也会一表同情，我自己年轻时的类似作品，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本人和其家人、门生、故旧留下来的，好话自然居多，我们又缺乏对材料的批判精神，故而往往有欠客观。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史观有局限，甚至落后和偏狭，导致我们的描述跳不出旧套路的窠臼。

明清之际的史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其人物之形形色色，命运多舛，其事件之千头万绪，波澜壮阔，早已令人扼腕叹息。但也正因此，当时留下的材料也极其多样和复杂，甚至真伪难辨。又由于满汉关系经过清初抗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浪潮变得十分扭曲，如何看待明末的东林党、复社等“清流”及其人物，如何评价清兵入关及下江南后的种种行为，如何看待忠节和遗民，等等多端，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有不同认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依然严重，甚至许多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何况书中还涉及晚明的一些制度变革（如折漕），即便在明清经济史学界，也是需要讨论的大问题，哪里是可以随意置喙的呢？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前，才给几位朋友写苏州吴江的书写了一篇序言，既让我想起在太湖岸边奔波考察的情景，也让我在这个“江南三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起了再游江南的念头。

本书中有一段描写侯氏父子游杭州城外九溪十八涧的文字：

黄昏时分，他们骑马到山下，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徒步前行。远处群峰高耸，薄雾笼罩，近处枫林染霜，翠竹摇曳。淡紫色的晚霞消散了，天色渐暗，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循着溪边的小径蜿蜒而上，耳边的水流声越来越大。他们行至山涧深处，眼前赫然冒出一片瀑布群。暮色中，瀑布飞流直下，如一条条银色的蛟龙从天而降。他们的耳边，只剩下瀑布的呼啸；他们的眼前，只剩下狂舞的银龙。一瞬间，整个天地似乎只为他们存在。

读至此，让我忆起11岁那年，第一次来到杭州。那时不知发了什么疯，突然起意要去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探望父母，于是一只草篮、一只人造革旅行袋，里面装着省下来的芝麻酱、炒好的榨菜肉末等瓶瓶罐罐，中间用一条旧帆布皮带一系，挎在肩上，就这样上了火车。在刘家站干校和锦江镇疯玩了两三个月后，父亲请了假送我回京，不知怎的就去了杭州，去了九溪十八涧。

1970年的杭州，不要说郊外的山岭，就是城里，也没有多少人迹。我们住在湖滨路上一家叫湖滨饭店的地方，院子里都是平房，接热水要走到院子里。街上是两排法国梧桐，风一起，树叶飒飒地响。拉客的三轮车响起车铃，是“格里格里”的哑哑的声音，在清晨寂静的街上，显得格外地清晰和奇异。

那次去九溪十八涧，已记不得是如何去的，好像是坐的公共汽车，然后到了某个地方下车后一路步行，当然既没有马骑，也没有向导。一路蜿蜒向上，两旁颇有林木。天色阴沉，四下静寂，唯有虫鸟鸣唱。走了许久，甚至可以望到远处的龙井，却始终没有见到溪和涧在哪里。父亲终于忍不住，问一位在路边的乡人九溪十八涧在哪里，那位乡人回答，你们一路走过的，不就是九溪十八涧了？我们四下望去，路旁确有淙淙水声，在山林丛草掩没之下，涓涓细流，不禁哑然，只好悻悻打道回府。

后知明人张岱亦曾访九溪十八涧，但“问及九溪十八涧，皆茫然不能置对”。清代大文人俞樾亦欲往游此处，问了车夫则不知，“问山农，乃知之”，去了以后见“清流一线，曲折下注，虢虢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可见它并非什么知名的大景点，也没有看到什么轰然作响的瀑布群。

书中文字引起读者共鸣或联想，当然就是成功。而我的联想和感慨，主要并不是那次少年时代的西湖印象，而是它让我再次想起我的父亲。当今之世，或红尘滚滚，或黑云蔽日，早已仙去的父亲、母亲，常常被忘到九霄云外。此时书中的片言只语，令我想起当时51岁的父亲，在楼外楼里点了半条西湖醋鱼和两杯红酒，与我同饮共食的情景，于我功莫大焉，更是当头棒喝。

再多一点题外话，就是不仅读书需要行路，写书更需要行路。我们这些做田野的历史学者，跑的地方越多，对文献理解得就越准确，越深刻。写一本关于江南、关于江南的人与事的书，不去江南走走，哪怕是坐在小镇上的茶馆里品茗，或是在酒肆里温一壶老酒，听着周围老人们的家长里短，用心去体会那些在风里雨里流淌着的历史余韵，又怎能写出一部好书来呢？

写到此处，似乎很少涉及本书的内容，因为内容如何，还是应该交给读者去评判。但是，我以上的体会，又处处与本书或同类的书相关。其实，我自己也从未能做到过我理想的那种程度，主要是道理明白得太晚，只能把一些模糊的感觉摆在这里，供后来者在居上的过程中参酌。

201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