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 精彩片段：
写在前面
赵世瑜
本书作者宋华丽是我的学生，她读了硕士之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去了出版社工作，一直至今。但是，她没有放弃曾经学过的专业，在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邓尔麟的《嘉定忠臣》一书后，又在业余撰写了这部关于明清之际嘉定侯氏家族的书。尽管这部20多万字的书更适合于大众阅读，但想到我认识的另一些年轻人，读了博士，甚至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就是写不出东西来，10年也见不到出书，感慨是很多的。
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年轻人直言不讳地说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也不是每个读了博士的人都适合做研究。”有些人非常聪明，甚至长袖善舞，在政府部门或者公司里面一定会有远大前程，但做学者就未必能够成功。看起来做个成功的文科学者除了文字功夫外，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但在我看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来源于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则来自做人的风骨。
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去做编辑，去做中学教师，去公司或者新媒体，总之做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长处也许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就会很快实现他们的梦想。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了做学者，我就会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他们，比如，在给他们的著作写序时，主要是挑毛病，而不是写好话。
之所以说本书适合于大众阅读，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学术性，因为作者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利用了大量文献，比如地方志、侯峒曾的文集，等等，而是说本书的叙事方式，不是在书中征引大量原始材料，讨论那些在专业上最为前沿的问题。此外，又根据这些原始材料，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发挥。这种叙事风格很类似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读过《张居正大传》和《陈子龙及其时代》的读者一定熟悉这种传统。这种作品与历史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后者允许大量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存在，尽管不同作者虚构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从姚雪垠的《李自成》、高阳的清宫历史作品，到二月河关于康熙、雍正的作品和熊召政关于张居正的作品，尺度的把握是很不同的。
尽管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他们也尽可能地利用相关史料，甚至金庸在撰写武侠作品之余也会写一点史事考辨，但受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利用史料、发挥想象和体现史观等方面的分寸感上，还是会有一些分别的。最最重要的一点，无论这些历史文学作品是围绕一个人物还是围绕一个事件，撇开那些虚构的部分不说，大体上超越不了现有的历史学界看法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了固有的历史结论的制约。所以不管这些作品多有可读性，张居正还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张居正，康熙也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康熙。倒是在史实上最不靠谱的金庸武侠——说它不靠谱是因为没人将其定位为历史小说——从《碧血剑》和“射雕三部曲”到《鹿鼎记》，作者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知武侠的读者诸公有无同感。
但是，由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作者撰写的大众读物，虽然亦复不少，但却没有上述历史文学作品那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脍炙人口的史景迁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后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我自己年轻时也写过几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有的还印过好几版，印数累计数万，但我知道，那些书写得也不能算好。如果要休闲解闷，还是去看文学作品。有的历史小说写得好的，真让我拍案叫绝，有时还能把我感动得泪水稀里哗啦。至于里面的历史，只要看得出作者下了功夫，真是读了些书，分寸尺度拿捏得较准，也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而历史学者写的大众读物，再怎么放下身架，还是有个架子端在那里，比如作者想借书中人物之口骂骂当世，发泄一下胸中戾气，但没有史料证据，就不敢瞎编；但小说家揆诸情理，一段话编就编了，直教读者感到酣畅淋漓。
作为一个喜读小说又常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职业历史学者，不得不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历史文学作品毕竟以虚构为主，写得再感人，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了解历史真实的读者；通俗历史作品虽然于史有征，但一不小心就写得面目可憎，让人不堪卒读。过去常常感叹缺少文学和史学水平都高的作者，但回顾历史好像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因此答案应该不在这里。
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感人。但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感人的方式不同。文学作品由于可以虚构，作者希望传达的理想追求、真情实感，都可以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表达出来，即使是描写、刻画人性之恶，也是为了传递善和美的信息。许多时候，读者明知作者所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甚至有“意淫”之嫌，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或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邪不胜正或大圆满结局，即如近日上映的墨西哥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虽观众、读者明知虚幻，但还是会血脉偾张或者动情洒泪。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好人”写出来的，哪怕写出来的都是阴暗面，也因为这种好的追求而得到理解同情。
但历史作品的感人不同。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往往是个“坏人”，“好人”往往是坏的历史学家。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学是把求真放在第一位的，求善和求美要退居次席。人太“好”或太善良，往往容易相信，但好的历史学家的重要品质，恰恰在于怀疑。历史上留下来浩如烟海的文献，特别是官修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在真实的外面，不知包了多少层外衣，就像打官司的双方，申辩中如果都是真话，就不会打官司了，尤其就不需要法官。如果再加上双方的律师和证人，迷雾又不知增加了凡几。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史料往往是拿来就用的，特别是习惯于将有利的材料大用特用，而将于己不利的材料弃若敝屣。另一些历史学家，依据小心求证的求真原则，往往直言不讳，即如鲁迅文章中所说，在庆贺小孩出生的场合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被在场的亲友贺客视为寇仇。我们经常不小心指出人家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或光荣历史是后人编造出来的，结果人家脸色肯定就不会好看，至少不会像之前那般热情。
所以，历史学家或专业人士为大众读者写的历史作品，如果要想感人或者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不能盲目地效法文学那条路，靠美文啊，想象啊，等等，或许效果比读学术著作好一点，但绝不会成功，因为有那条“言必有据”的职业规训框在那里。我们要走的，是那种“拨开迷雾见青天”的路数。故事的结局，也许未必讨喜，但却是沙里淘金找出的真实。就像是考古，在挖祖坟这一点上，和盗墓也差不多，按照过去的说法，这大概也有损阴德，但区别在于，后者只是贪图钱财，而前者披星戴月，剥茧抽丝，寻找的是以前谁也不曾知晓的真相，这也正是现在那些号称“国宝档案”的“揭秘”类节目收视率很高的缘由所在。写这种书，当然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也才不算白吃。所以夸张点说，好的历史作品必须是“坏人”写出来的。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对于书中的主人公，作者往往会带有正面的态度，往高了说不乏溢美之词，往低了说也会一表同情，我自己年轻时的类似作品，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本人和其家人、门生、故旧留下来的，好话自然居多，我们又缺乏对材料的批判精神，故而往往有欠客观。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史观有局限，甚至落后和偏狭，导致我们的描述跳不出旧套路的窠臼。
明清之际的史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其人物之形形色色，命运多舛，其事件之千头万绪，波澜壮阔，早已令人扼腕叹息。但也正因此，当时留下的材料也极其多样和复杂，甚至真伪难辨。又由于满汉关系经过清初抗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浪潮变得十分扭曲，如何看待明末的东林党、复社等“清流”及其人物，如何评价清兵入关及下江南后的种种行为，如何看待忠节和遗民，等等多端，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有不同认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依然严重，甚至许多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何况书中还涉及晚明的一些制度变革（如折漕），即便在明清经济史学界，也是需要讨论的大问题，哪里是可以随意置喙的呢？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