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西来风雨——美国所藏秘档解读

附：访美漫记

我早就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长期从事近代中国名人的口述历史工作，成绩突出，而且积累了大量资料。1986年12月，我在翠亨村参加“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讨论会，见到主持该项工作的韦慕庭教授。韦教授是美国有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治学严谨，成绩卓著。这时已过古稀之年，退休多时。见面之后，我向他打听哥大口述历史的情况，蒙他热情相告。回国后又蒙他惠赠《中国的国民革命》（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等著作及《张发奎回忆》缩微胶片，又蒙他和我的好友、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联名，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申请，邀我赴美访问。经过了一些周折之后，终于在1990年3月31日成行。

纽约100天

我到达纽约机场的时候已是深夜，圣若望大学的李又宁教授正在等我。李教授是韦慕庭教授的高足，1989年来华访问时相识。她治学蹊径独辟，多有独到之见，文笔优美，待人热情，我在美访问期间，始终得到她细心、周到的照顾。4月2日上午，由李又宁教授陪同，去哥大东亚所拜会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她研究清前期历史，近年来研究四川自贡盐业史，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过了一两天，又会见了该所的黎安友（Anderw J. Nathan）教授，他研究中国政治，正当盛年，是美国中国学界正在上升的一颗明星。我在东亚研究所期间，也得到了他们二位热情的帮助。韦慕庭教授已经迁居宾州的一所老人院，特意偕夫人于4月10日专程来纽约，主持了欢迎我和台湾张朋园教授的宴会。同月19日，我在该所作了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学术报告。

哥大有一所很好的中文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该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大概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图书馆。无论何人，无须办理任何手续，均可自由入馆阅览。哥大还有一个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中国口述历史及其资料就收藏在那里。

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工作开始于1958年，由何廉及韦慕庭两位教授主持。其入选范围为：1.政府高级官员；2.军事领导者；3.反对党领导人；4.社会有影响的人士。根据上述原则，哥大东亚研究所对17个民国时期的人物进行采访，整理了他们的口述回忆。其情况是：张发奎，1000页。陈光甫，167页。陈立夫，尚未完成。蔡增基（Choy Jun-ke），341页。何廉，450页。胡适，786页。沈亦云，489页。顾维钧，11000页。孔祥熙，147页。李双魂，239页。李璜，1013页。李书华，243页。李宗仁，1000页。蒋廷黻，250页。左舜生，304页。刘瑞恒，未完成。吴国桢，391页。上述诸人中，胡适、沈亦云、蒋廷黻、李璜的回忆已在台湾出版；何廉、顾维钧、李宗仁三人的回忆已在大陆出版；张发奎的回忆则在美国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版。

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还藏有其他近代中国名人自传手稿，如：张嘉璈，199页。陈启天，238页。王正廷，258页。陈公博，260页。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说来，哥大收藏的这些近代中国名人传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以为，价值更高的却是这些名人的档案资料。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这方面的收藏有：

张发奎文件：缩微胶卷。由张发奎的访问者夏莲荫拍摄。文件时间自1935年至1953年前后，系张自大陆带到香港者。内容有张1937～1947年的日记、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文件、《桂林会战至日本投降军事史稿》（1944～1945年8月）、胡志明给张的信函、海南岛资源与建设计划、1949年以后组织第三种力量的文件等。

陈光甫文件：由陈本人捐献，约计3000件。第一部分为1936年至1942年陈所参加的对外借款、贸易谈判文件，如1936年的白银谈判、1938年的中美桐油借款谈判等。第二部分为陈的日记（1942～1950）、回忆、笔记等。

蒋廷黻文件：数量不大，时间自1947年至1964年，内容有官方和私人通讯、剪报等。

熊式辉档案：由熊的遗孀及其子女捐献，约500件，均为中文。内容有日记（1930～1974）、自传（1907～1950）、江西省文件、中华民国驻苏俄军事代表团交涉报告书（1945～1946）、蒋介石致熊式辉函（1930～1948）等。

胡适日记：缩微胶卷，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所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存有一份。现台湾已影印出版。但哥大所藏仍有影印本所未收者。此外，胶卷中并有胡适父亲的著作及生平资料多种，如《铁花先生遗著手稿》、《铁花公履历》、《铁花公家传》、《铁花公闻见杂录》、《铁花公行述》等。

黄郛文件：缩微胶卷，据黄郛夫人沈亦云提供的文件拍摄。最早的文件为1913年，但绝大部分文件为1924年以后与段祺瑞、陈炯明、冯玉祥、章炳麟、张群、唐有壬、蒋作宾、谭延闿、杨永泰、何应钦、汪精卫、蒋介石等著名人物的往来函电。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有北京政变（1924）、宁案交涉、济案交涉、《塘沽协定》及其善后谈判等。

顾维钧文件：约9万件，是该馆仅次于杜鲁门的第二大档。内容有顾的日记、函电、回忆、手稿、讲演稿、印刷品、照片等。20年代以前的文件较少，大部分文件为1932年至1956年期间的产物。

孔祥熙文件：孔曾将他收藏的部分文件带到美国，夏莲荫从其中选择了一部分摄成缩微胶卷。最有价值的为西安事变来往电稿，约在600件以上，其他重要文件有驻外使节报告（1936～1944），行政院工作报告，行政院会议议事日程、议事录、大事记（1938～1943）、国民党中常会第134次会议报告事项、记录，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机密情报摘录，工业发展计划，海防计划，民国财政总检讨，蒋孔之间的通讯等。

李璜文件：李璜本人捐赠。文件时间自1922年至1971年，内容有李的著作、论文，1945年在美国的日记等。

李书华文件：李书华本人捐赠。内容为1922年至1972年期间各方给李的信件，包含大量名人手迹。其中以李石曾的信件最多，200余通，其次为吴稚晖，约60通，此外为蔡元培、胡适等。

李宗仁文件：大部分为1949年至1951年期间李宗仁及其私人代表甘介侯与美国政府及各方的函件。

李汉魂文件：均为复印件。内容有李汉魂自1926年至1946年期间的日记、回忆录初稿（1949）等。

在口述历史项目之外，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还藏有梁启超、孙中山、宋庆龄、伍廷芳、蒋介石、陈洁如、宋美龄、胡适、毛泽东等人的资料。有一种中国的旧式账簿，自1842年至1925年，应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好资料。

近年来，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从事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成绩显著，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沈云龙等都曾参与其事。其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完成者曾作为礼物赠送给哥大，计41人，名单如下：张其煌、张知本、张廷锷、张维翰、赵恒惕、陈肇英、戢翼翘、秦德纯、周庸能、钟伯毅、傅秉常、贺国光、向瑞彝、熊斌、胡宗铎、龚浩、雷殷、李鸿文、李品仙、李文彬、李毓万、刘景山、刘航琛、刘茂恩、刘士毅、马超俊、梅乔林、莫纪彭、白瑜、沈鸿烈、石敬亭、孙连仲、万耀煌、汪崇屏、吴开先、杨森、袁同畴、张嘉璈、陈启天、徐恩曾、王正廷。上述诸人的口述历史，除徐恩曾外，均为中文，但附英文提要。另有5人，无口述历史，但有照片、纪念册一类物品，为邓家彦、陈光甫、陈果夫、孔祥熙、莫德惠。

哥大的上述收藏使我有如入宝山，目不暇接之感。可以说，每次阅览，都有重要发现；每天出馆，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不仅认真负责，彬彬有礼，而且多方关心读者。例如，有一次，我从柜台上取复印件，工作人员特别为我加了塑料包装，并提醒我说：外面下雨了。

我原定在哥大停留一个月，由于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资料太丰富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黎安友、曾小萍教授及时而有效地帮助了我，争取到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支持，这样，我就将在哥大的时间延长为三个月。一直到7月4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纽约，飞赴波士顿。9月1日，我从华盛顿返回纽约，准备西行，又抓紧时间，到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览了几天。

我在纽约共生活了一百多天。未到纽约之前，印象中的纽约是座很不安全的恐怖城市。我曾问李又宁教授，是否如此。李教授笑着说，没有那么严重，接着说了一句英语：“Enjoy Yourself！”鼓励我在纽约快乐地生活。不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了，只在哥大博士候选人孙跃峰先生等陪同下，浏览过几次市容。给我的印象是，纽约确实很繁华，摩天大楼挨肩擦背地耸立着，处处显示出这个社会的高度发展水平，但是，贫穷现象也确实存在，经常可见伸手要钱的乞丐。不过，要讨论起美国的乞丐现象的成因，那就复杂了。

一个美国教授对我说过：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这是正确的。

哈佛紧张的两周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孔祥吉教授在哈佛大学访问，我到波士顿的时候，承他到机场相迎。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

7月5日，会见哈佛燕京学社吴文津馆长。吴馆长既是图书馆学家，又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承他相告并惠允阅读馆藏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这是一批珍存于保险柜中的未刊资料。粗粗翻阅之后，我立即被这批材料迷住了，感觉到它包含着30年代中国政坛的大量秘密，但是，它使用了许多隐语、化名，很难读懂。这倒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一边阅读，一边揣摩，幸而大部分破译，举例如下：

门，门神，蒋门神，均指蒋介石，取《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

不，不孤，均指李宗仁，取《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之义（李字德邻）。

水云，指汪精卫。宋代词人汪元量有《水云词》，故由此取义。

香山后人，指白崇禧。唐代诗人白居易字香山，故由此取义。

渊，指张继，取《礼记》“溥溥渊泉，时而出之”之义（张字溥泉）。

远，指邓泽如，邓字远秋，从中取一远字。

马，马鸣，均指萧佛成，佛教有马鸣菩萨，由此取义。

跛兄，跛哥，均指陈铭枢。1931年陈在香港，所住旅馆失火，陈从窗口跳下，自此不良于行，故以此称之。

矮，矮子，指李济深；有时指日本。

其他如马二先生指冯玉祥，八字脚指共产党，都是容易想到的。随着化名的破译，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终于从这批函电中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秘密——胡汉民曾几次准备发动军事起义，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

资料读懂了，就有个复印、抄录的问题。由于来不及征求胡氏后人的同意，不能复印；加上我在哈佛又只有两周停留时间，机票早就作了一揽子的安排，无法更改。这样，就只能抓紧时间手抄了。经过极为紧张的工作。终于在离开波士顿前对主要内容作了摘录。

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有名的中文图书馆，馆藏丰富，精品很多。善本室主任戴廉先生向我介绍，仅《永乐大典》就有十数册，但我实在无暇分心。善本室还藏有不少明代小说，其中有些已是孤本。这些我倒是翻了翻。多年以前，我曾经和人合作，想写一本《中国小说史话》，写了一半，彼此都忙于他事，就扔下了。

我的房东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到中国访问过，对中国和中国人都怀着美好的感情。为了帮助我提高美语听说能力，每天晚上都安排一个话题，和我聊天。有一天，还驾车陪我参观波士顿郊外的历史古迹，并说：和您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的历史太短了。

做客布莱克斯堡

7月18日，离开波士顿南飞，在华盛顿换机，转飞弗吉尼亚州的罗诺克。汪荣祖教授约定在那里接我。步出机场，汪教授及其夫人陆善仪女士、新从哥大毕业来此执教的蔡慧玉博士都来了。汪教授工作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在布莱克斯堡，离机场还有几十公里，于是登车继续旅行。

学人见面总离不了谈学术。从走出机场起，我们就纵论起历史来。汪荣祖教授和我谈起了他在陶成章和宋教仁之死以及陈炯明事件等问题上的新看法，此后，我们几乎天天谈，极尽促膝论学之乐。

汪荣祖教授原来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萧公权门下继续深造，毕业后至弗吉尼亚任教至今。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名实相副，以理工为主，学校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书只有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汪教授凭着个人的力量收集了十几万册书，写作并出版了《史家陈寅恪传》、《康（有为）章（炳麟）合论》、《史传通说》等多部著作，使人不得不为之叹服。尤其难得的是汪教授通识广闻，中学、西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史传通说》追步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篇》，熔东西史学于一炉而共冶，是史论中少有的渊博之作。他还是诗人，写了不少清丽可诵的旧体诗。

布莱克斯堡是座大学城，陈学校外，镇上人口不多。每家都有很大的一片绿地，围以高大的乔木，使人有“人家尽在绿树中”的感觉，汪教授的住宅前后就有很大的一块草坪，与白色的三层小楼相掩映，宛如一座乡间别墅。但是，当地又完全不像乡间。有一天晚上，汪教授夫妇陪我逛商场，那规模、气魄与商品的丰富，丝毫不亚于纽约的大商店。

美国东海岸各地绿化得都很好。有一天，蔡慧玉博士陪我去参观美国开发时期的一座磨坊，驱车几十里，完全穿行于苍翠欲滴的树海中。我多次在弗吉尼亚上空飞行，从机上俯视，只见一片郁郁葱葱，无涯无际，看不见裸露的石头和黄土。

我在汪荣祖教授家里住了两周，受到殷勤招待，过了一段极清闲的生活。当时正是盛夏，但布莱克斯堡却凉爽得很。我对汪荣祖夫妇说：我这是避暑来了。

8月1日，离开布莱克斯堡，飞赴华盛顿D.C.。

华盛顿D.C.印象

华盛顿D.C.是美国的首都，整齐、静谧，完全不同于纽约的喧闹、繁华。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的安排，我住在图书馆后的一位美国老太太的家里，走不了几分钟，就是以国会山为主的建筑群。

说是国会山，其实并不建筑在山上，只不过基础很高，须拾级而上，顶部为圆穹形，高入云天，望之如山而已。国会大厦纯用白色，周围是广阔的绿地，在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分外壮丽。国会大厦的东侧是国会图书馆和法院大厦，西侧则是倒影池、草地，草地两侧分别排列着国家艺术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航天博物馆、植物园、威尔逊中心等建筑，远处则是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碑后又是倒影池，最西端则是开放式的建筑——林肯纪念堂，从东到西，形成以国会大厦为主的中轴线。白宫则被置于中轴线的西北侧，是一组以两层为主的建筑，和巍峨的国会大厦比，显得既矮且小。这一设计，和明清时代的北京以紫禁城为中心迥异，反映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不同观念。

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藏有丰富的中文典籍，善本也很多。有一幅朱熹的手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他善本，因非研究兴趣所在，时间又紧，没有阅览。我在该馆主要的查找目标是有关胡汉民的各种资料，收获不少，有几种小册子是他处难以见到的。胡汉民晚年在香港创办的《三民主义月刊》，该馆有完整的微卷，也是研究胡汉民的重要资料。

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收藏有大量美国人的手稿，但我却在那里意外地发现了宋庆龄的一封信。

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对我都很友善。中文、朝文部主任王冀博士是已故东北军将领王树常先生的公子，很健谈，正在为张学良写回忆录。居蜜博士是居正先生的孙女，清史专家。她正在研究西山会议派，有很新颖的观点和视角，曾专门和我讨论过。蒙她盛情，8月7日为我举行了一次午餐会，邀请华盛顿D. C. 地区的中国学专家与会，由我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状况。

薛君度先生在马里兰大学任教，也见过一面，他向我介绍了新成立的黄兴基金会的情况。

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在以国会大厦为主的中轴线附近。阅览和利用都极为方便。我去时填了一张小表，登记了护照号码和阅览范围，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有效期长达两年的阅览证。

在美国各公私单位中，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中国资料数量最大，质量也最高。除总馆外，还有13个地方分馆。总馆的档案分为民事档案和军事档案两部。其中，民事档案部又分为立法与外交，司法、财政与社会，科学、经济与自然资源，综合等分部；军事档案部又分为海军与早期陆军，近代陆军司令部，近代陆军战场等分部。关于中国问题的档案主要保存于外交分部，种类繁多，分类办法也比较复杂。其他各分部有关中国的档案也很多。该馆工作人员为我签发两年有效的阅览证是有道理的，他哪里知道，我在美国的整个访问期不过三个月，延长之后也才半年呢！

和纽约一样，华盛顿的乞丐以及无家可归者较多。我去国会图书馆的路上，有一棵大树，树下住着一个老太太，睡在简单的卧具上，虽刮风下雨亦不例外，其他如以路边的椅子为家，从垃圾桶内寻找食物等情况，也偶有所见。

由于喜爱国会山附近的景色，我常常在晚间出来散步，遵从到过美国的有些中国学者的教导，兜里放着20元美金，准备在遇到不测事件时交出。据说，一点钱交不出，就有可能被伤害了。不过，我这20元钱始终没有派过用场。

9月1日，返回纽约。

在斯坦福大学

我到达加州以后，住在离斯坦福大学比较远的乡村里。9月11日晨，我出门上路。原以为可以像在东海岸时一样，边走边打听，岂知加州乡间绝少行人，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一位公共汽车司机让我上车，送给我一张地图，车开到一个地方停下，嘱咐我在此换车。但左等右等，不见车来。我向一位高个子的过路人打听，这位过路人便热心地为我解说。俗话说，人生地不熟。我越听越糊涂。过路人见我着急，便回去将自己的车开来，一直将我送到斯坦福大学。——我在美国见过许多普通人，都很热心，乐于助人。这只是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有一所东亚研究中心，还有一所胡佛研究所，都很有名。

在我到达斯坦福大学之前，黎安友教授早已为我作了介绍，因此，我一进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证以至收信盒等都已准备好了。中心的傅得道（Theodore Nicholas Foss）先生并立即陪我到胡佛图书馆会见张陈富美博士，领取了阅览证。当日下午，又见到了中心主任范力沛（Lyman P. V. Slyke）教授——一位有着广阔研究视野的中国近代史专家。4点钟，我就坐到了胡佛图书馆的阅读器前，开始读《少年中国晨报》的微卷。

辛亥革命前后，旧金山是中国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在美洲的活动中心，两派在当地都创办过许多报纸。对于这些报纸的现存情况，有心人编了一本《美、加图书馆庋藏北美洲中文报联合目录》（Chinese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1854～1975）。根据这份目录，我在胡佛图书馆查阅了《华西申报》（1853）、《旧金山唐人新闻纸》（1874）、《文记印字馆报》（1891）、《华洋新报》（1893）、《文兴日报》（1903）、《美洲少年报》（1910）、《少年中国晨报》等几种报纸，这些均已摄成微卷，可惜的是除《少年中国晨报》外，都已留存不多。我查了另一种工具书《欧洲图书馆所存中文报刊目录》（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European Libraries），留存更少，看来，它们大都已从天壤间消失了。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看档案。该馆以收藏共产主义资料闻名于世。我一进馆，管理员就送给我厚厚的两本打印目录，一本是馆藏共产主义资料目录，另一本是馆藏中国资料目录。有了这两本目录，对该馆的藏品情况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该馆收藏的中国近代名人档案主要有：

张君劢文件，内容为1947年张致马歇尔和魏德迈的函件。

张歆海文件，内容为1941年至1947年期间的函件、著作、剪报，涉及中美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方面。

张嘉璈文件，内容为1945年至1957年期间张的日记、信件、报告等，涉及二次大战结束时中国东北的经济形势，中、苏关于收回东北的谈判等方面。

赵恒惕文件，内容为1921年致谭延闿函。

何其采文件，内容为何1930至1972年间的日记、通讯、报告、备忘录、照片等，涉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事件及中美、中苏关系。

黄郛文件，不开放，内容当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同。

黄仁霖文件，内容为回忆、演讲、剪报、照片，涉及中国民族运动、二次大战、战后台湾等方面。

金问泗文件，内容为谈话记录、备忘录、报告，涉及中国与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等国的关系及中日战争等。

毛炳文文件，内容为自传概略，涉及抗日战争及1945至1949年的国内战争。

梅贻琦文件，内容为梅1949至1956年间的日记、通讯，涉及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与教育。

宋子文文件，内容为宋30年代与40年代的函电、著作、备忘录、报告、照片等，是该馆中国近代名人中最有价值的档案，惜目前大部分不开放。

曾昭抡文件，内容为1946年曾所著《中国民主同盟的非常时刻》。

陈洁如文件，内容为陈与蒋介石结婚及婚后至离异的回忆。

颜惠庆文件，内容为英文自传打字稿（台湾已出版）。

该馆收藏的美国来华人士的档案则因数量太多，难以一一介绍。其重要者有：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梅乐斯（Milton E. Miles）、魏德迈（Alhert C. Wedemeyer）、杨格（Arthur N. Young）、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拉斯冯（Nathanile Peter Rathvon）、荷马里（Lee Homer）、布斯（C. B. Boothe）、林百克（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谢泼德（George W. Shepherd）、威廉（Maurice William）等。

我在斯坦福大学访问期间，还见到了两位学者。一位是柳无忌，一位是谢幼田。柳无忌教授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孟乐公园，已经八十多岁，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减。近年来组织国际南社研究会，出版《国际南社学会丛刊》和《国际南社丛书》。我和王学庄教授共同编著的《南社史长编》亦蒙列入。谢幼田教授是国民党元老谢持先生的哲孙，正在胡佛研究所访问。他根据谢持未刊日记等资料完成《谢惠生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准备出版，但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将以加注的形式表示异议。此书出版后，必将引起学界的注意。

亚洲学会年会与华李大学的“在野党”讨论会

在美期间，我参加过两次学术讨论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亚洲学会第42届年会。

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是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权威学术组织，会员近5000人，绝大多数为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学者，会址设于密西根大学。

亚洲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当年的年会为第42届。4月6日，我和李又宁教授一起飞赴芝加哥参加会议。会议在帕玛之家大饭店（The Palmer House Hotel）举行，有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和欧洲等地的千余名学者参加。会期四天，安排了105场报告和讨论，其中35场讨论中国问题。关于现实的论题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法律改革》、《中国的法律与经济》、《改革下的中国地方政府》、《中国的大众文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与中国的社会科学》、《重新检讨我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台湾的政治与经济变革：指导式的民主化呢？还是由下而上的压力？》等。关于历史的论题有《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晚明的金钱与道德》、《戴震的哲学》、《晚清华南与东南地区的暴力和重建》、《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等。在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中，有两场讨论会特别引人入胜。一是李又宁教授主持的《胡适和他的朋友》，台湾的张朋园、美国的周质平等教授都提出了很出色的论文。李又宁教授提出的论文是《胡适和韦莲丝》，阐述胡适留学时期和一位才貌双全的美国女郎的友谊和爱情。胡适为什么没有和这位美国女郎结婚，却和一位小脚女人过了一辈子呢？论文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李又宁教授近年来倡导组织国际胡适研究会，出版胡适研究丛书。就在亚洲学会举行年会期间，胡适研究会召开了成立会。《胡适和他的朋友》的专场讨论实际上是胡适研究会的活动。另一场引起人们兴趣的讨论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魏克曼（Frederic E. Wakeman）教授主持的《民国时代的上海文化》，宣读的几篇论文都很有深度。

年会同时举办书展，美国各大学出版社都展出了近年来出版的新书。我国也有一个展台，展出的书却有点不伦不类，看来有关部门不懂行。

我参加的另一次讨论会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在野党’”研讨会。该会在弗吉尼亚州的历史名镇莱克辛顿举行，由当地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的金若杰（Roger B. Jeans）教授主持。我已经离开东海岸，到了斯坦福大学，由于金若杰教授的盛情邀请，于是，又于9月20日东飞，重返弗吉尼亚。下机时，与魏克曼教授和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相遇，都是来开会的。墨子刻教授身材魁梧，雄辩健谈，在去莱克辛顿的路上就和我谈起中国革命中的乌托邦问题。魏克曼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是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权威之一，但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我原以为他比我年龄大，结果谈起来，我却成了“兄长”。

这是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参加者五十余人。提交会议的论文有《张君劢和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社会党》、《罗隆基和三十年代的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最后据点：储安平和他的〈自由论坛〉（1945～1949）》、《作为一个政党的救国会》、《邓演达和第三党》、《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和乡村建设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1943年至1949年的吴晗和民主同盟》、《二十年代的安那其分子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等。

会议也有几位来自美国之外的学者：加拿大新布朗士威克大学的徐乃力教授，论文为《国民参政会的小党派》；苏联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伊凡诺夫，论文为《杂谈1949年与1950年之间的中国政界》；澳大利亚格利夫斯大学教授冯兆基，论文为《中国青年党：在国民政府中作为忠实反对党的另一种方式》。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为《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种力量》。陈炯明的公子和张君劢的女公子都参加了会议。陈炯明的公子且多次插话。显然，他对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持有独特的看法。

会议于9月22日下午结束，我搭乘亚利桑那大学麦金农教授的便车到华盛顿D. C.，在那里继续做了半个月研究。10月7日，返回加州。

黎安友教授曾经告诉我，阅读胡佛档案馆的资料没有一年的时间不行。我粗粗涉猎之后，确有同感。10月12日，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一座幽静的庭院中举行招待会，会后得知胡佛档案馆藏有我寻找多时的资料，李又宁教授也从东海岸打电话来劝我再住一段时间，但来华进修的哥大博士生季家珍（Joan E. Judge）女士正在北京等我，日本庆应大学的山田辰雄教授和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又邀请我途经日本时停留几天，日程已经作了安排，不便改变了。10月15日，告别旧金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