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1931年9月23日

30、纵容使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

北平的张学良在期待南京方面能对此次事件有个妥善的解决，南京方面在期待国际公理能对此事件有个妥善的解决，日本方面也在期待借此次事件对它的“满蒙问题”有个妥善的解决。

这一天，在东京，参谋部、陆军省与首相之间也在为关东军军事占领的范围问题而往返商议，密筹善后。

连续几天的军事行动，日军已经控制了辽宁和吉林的大部分地区。22日，关东军开始积极筹划向哈尔滨方向出兵。请求陆军中央部批准其出兵哈尔滨的电报迭次发往东京。那天傍晚时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在家里听到电台里广播说，“我军之一部已进入哈尔滨市”，大为震惊，马上给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打电话，让他查清此消息是否属实。虽然查实此报道系讹传，但看来大本营确实应该就关东军军事占领的界限作出一个决定。

23日上午，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举行会议，讨论关东军军事占领的范围问题。经过讨论，开始形成了一个名为《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的文件。

一、在东北四省目前近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为执行我军原来的任务，并保障我军自身的安全，必须在漫长的满铁沿线外围保持警戒部队。最低限度要确保：（一）往西约以辽河为界，即至郑家屯、新民屯和营口一线；（二）往东到吉林、海龙一带。

二、根据中国的军事行动及其反日行为的情况，向外扩张我警戒线的据点，必要时甚至可以军事占领：（一）往西到洮南、通辽、大虎山一线；（二）往东至敦化及间珲地区。

三、为保护我哈尔滨及间珲地区的侨民而出兵的问题，根据我驻该地区外交官员的请求，履行必要的手续，并根据天皇命令方始行动。万一此间发生重大事态，军部亦不负其责。

这个文件实际上将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范围划为三个层次：最低限度要确保占领的地区、必要时可以占领的地区和根据情况应审慎行动的地区。

鉴于关东军实际上已经有了超出“满铁附属地”出兵吉林而突破了“保持出兵现状”的先例，前两条实际上授予了关东军根据需要而自由行动的权力，至于第三条，参谋部主要是顾虑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和内阁的态度，而内阁则顾虑日本的国际形象，所以比较审慎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参谋部圈定的这个范围是以扩大占领地区为基调的。

四人形成这样一个意见后，先征得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同意，然后由杉山次官交给陆军省大臣南次郎过目。但是没想到南次郎对这样一个方案断然表示不同意。杉山元只得又与二宫参谋次长、小矶军务局长及今村作战课长开会协商，协商后再对南次郎进行劝说，南次郎仍不同意。非但如此，南次郎还亲自到金谷参谋总长的官邸说服总长改变主意。

原来，若首相昨天刚刚进宫上奏天皇：在哈尔滨和间岛，不对侨民实行就地保护，而是在危急时将其撤回国内。可是在23日下午的时候，满铁东京支社收到了总社拍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关东军要长春宽城子站站长运送军队，中东铁路的列车预定于23日中午开出”。这显然地预示着关东军要出兵哈尔滨。若首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陆相南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和藏相井上准之助召集到首相官邸协商。若首先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查询是否已经出兵哈尔滨，接着讨论吉林问题。币原、井上等阁僚们本着内阁所理解意义上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主张撤兵。南次郎深感军部与内阁在满洲事变的处理意见上差距太大，军方若走得太远，不可能得到内阁的谅解和支持，于是想作一些折中。所以在这方面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一方面保证今后绝不再独断独行，作为妥协，另一方面，提出“除吉林外不再派兵”，以此防止内阁要求从吉林撤兵。

因为这层原因，别说关东军积极进兵哈尔滨的主张不会得到内阁的同意，就是参谋本部的这个《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与内阁的决议也是相去甚远，所以，当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拿着这个关于军事占领范围的文件来请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他非但未能同意这个文件，相反还亲自到参谋总长的官邸主动去说服金谷范三，而且还说服了金谷总长。

这天晚上8时，金谷总长给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打电话说，“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虽然我在上午基本同意了，但同（南次郎）大臣进行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应同意大臣的意见，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原来的意见。”于是，下达了重新修改《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的命令。

陆军省、参谋本部又马上重新进行研究和协商。会上，今村均作战课长首先表示坚决不服从陆相的方案，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也辞情激昂地表示强烈支持今村的主张。有人甚至提出可否请前辈老军人河合操大将出面，去说服陆相，今村均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应当通过正常的渠道，由次长、次官和军务局长去劝说陆相。

当时已是晚上9时半，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三人又驰车陆相官邸，试图说服南次郎。南次郎虽对三长官的热情支持深表谢意，但在军事占领范围问题上仍然坚持：“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由军部随意调遣，以此作为谋求解决满洲问题的基础。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也可向政府方面作些让步。”按南次郎的想法，其实也不是将全部兵力都撤至附属地内，日军有驻留权的满铁沿线地区是其附属地，吉林不在其内，而南次郎是不主张从吉林（市）撤兵的，所以，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是不包括已经派往吉林（市）的军队的。

三人轮番劝说南次郎，仍不能使他改变主意，直到深夜，南次郎恳请二宫参谋次长从战术和指挥的角度出发，重新斟酌，再考虑一个晚上。

日本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领导者通常不倾向于主动、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因为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地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在对待事变的态度上是如此，南次郎在面对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时的次官和局长们时又是如此。而这一切，事实上等于更加放纵了急不可待、任意妄为的关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