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1931年9月28日
37、蒋介石不得不“节制”民众情绪
当9月26日上海学生代表提出他们的五项要求时，显然没有从蒋介石那得到令他们满意的回答，代表们情绪失落地回到上海。第二天，上海大学生代表们又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一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上海的学生们待不住了，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派出一批学生赴南京，所不同的是，不再采取派代表的形式，而是自愿参加。
9月28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由该校抗日救国会主席何浩若教授带领，冒雨整队赴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中执委丁惟汾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提出了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积极备战和撤换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八项要求。显然，这不是丁惟汾所能答复的，于是他只能在对学生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后，避入中央党部。正巧，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也在中央党部，在学生强烈要求下，亦随未得到任何答复的学生队伍一起，到外交部请愿。
学生的队伍来到外交部的院子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起初，王正廷避而不见。无人理睬的学生变得愈加愤怒了，几十名学生冲上二楼，在一间办公室里正好碰上躲着不见学生的王正廷。两名学生拉住王正廷，要他出去见学生。在外交场合上见多识广的王正廷却从没见过这阵势，在政府大员的惯性心理作用下，他批评学生胡闹。三个人拉拉扯扯，免不了肢体接触。一名学生情急之下，动手打了王正廷，王正廷的头部受了轻伤。在场的外交部职员见势不妙，立即拉开了冲突双方，架起王正廷逃到楼下，钻进汽车，从后门逃走了。这时，外交部的院子中“打倒王正廷”的喊声，已是响成一片。不久，政府派出军警赶到现场弹压，学生们才退出外交部的院子，前往国民政府请愿。
10时多，已先行赶到南京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及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会合，学生队伍共5000多人，冒雨赴国民政府请愿。这一次出面会见学生的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于右任。面对请愿的学生，于右任显得头脑灵活而机敏。他先是赞扬了学生的爱国热忱，并说道：“一国国民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有如此之热忱，本人放大胆说中国决不会亡，日本必须被打倒！”随后逐项回答了学生的要求。回答完毕后，学生代表向于递交了质问外长书，于欣然接下，在领导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后，悄然隐去。
此时的学生才发现，于右任的接见，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于是坚持要求蒋介石面见学生。蒋介石无奈，只好来到国民政府二门前登台讲话。几句套话一过，他又是老调重弹，说“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云云。
同一天，北平各界举行抗日救国大会，240多个团体的20万人到会。会后民众举行大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打倒王正廷”等口号，并推举代表往见张学良。张学良面见代表，并答称：外交问题必听命于中央指挥，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抵抗主义实是误会，事前为防日人挑衅，故令部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后果如此。“现各军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并表示“我张学良如有卖国行为，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
国民政府开始为“过激”的民众情绪感到头痛，蒋介石决定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民众运动中最激进的学生运动进行节制。
就在学生打伤王正廷的当天，国民党中执委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首先，强调大敌当前，学生要听中央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搏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试问在此时期，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
其次，要求学生效法先贤，尽力磨炼自己“刻励沉着”之性格：
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最后一课》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贫民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抵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万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最后，要求学生应给予政府绝对的信任：
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者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砺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绝不负国家也。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再次面见学生。针对蒋26日对学生代表五项要求的回答，一位学生代表递上了请愿团全体学生给蒋介石的呈文。学生代表以质问的方式，向蒋发出了一连串连珠炮式的质询：
今日东北全落于日人手中，钧座是否出兵？
现日本增兵长江、珠江流域及沿海各地，钧座是否认为日本在推进？
又钧谕已失地决心收复，又不述收复之方法如何，应请公开宣布。
钧谕外交过失，政府负责。所谓对外过失由政府负责，是否由外交部长负责，并应负何种责任？设责任之人有失责时，又当如何办理？
钧谕已电饬张副司令收复失地。而张副司令仍借以无抵抗主义为诿卸，无能力收复进，钧座当如何处置？
钧谕全国大学生武装，必要时始必枪械。未悉钧座能否实践前言发给枪械束否也？东北各地，已被日本占领，在交涉未得结果以前，请钧座将每日交涉情形，所取方针，随时公布，并恳实行革命外交，勿再退缩。
对学生们的请愿，蒋介石首先表示“欣慰”，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乃惟一之革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之条约，对诸位请愿备战均诚意接受。”但又对学生不无指责之意地说：“政府同仁，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和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
几个回合下来，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态度”，国民政府也未能将民众运动节制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去。国民党人一直强调对日抗战需要准备，而且是在政府的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却不为民众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及到日本可能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和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他们眼中，民众是幼稚的，民众运动不会为政府的决策带来帮助，甚至不值得从民众运动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一个对外得了软骨病又看不起民众的政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