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东南卷及其他

第73篇 《水经注》，一部举世无双的地理巨著

夏汉宁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显得极为重要的阶段。

一般认为，在一个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年代，文化是很难得到繁荣的。然而，对魏晋南北朝而言，这却是一个例外。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并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相反，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金戈铁马，看似残酷，但它的“杀伤力”，远不及在它之前发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在其后发生的“文字狱”；血雨腥风，让人胆战心惊，但它拼抢的只是政权，并没有遮蔽思想和文化的灵光……这就是魏晋南北朝，让人说不尽，道不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个人出现了，而正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宝库中，便有了一部不朽著作的诞生——

这个人就是郦道元！

这部著作就是《水经注》！

范阳郦氏，世居华北，这个家族是当地名声显赫的豪门大户，同时也是北魏时期著名的官宦世家。

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曾经在鲜卑族慕容氏创立的后燕任职，官至濮阳太守。北魏时期，郦绍终身为官，其子即郦道元祖父郦嵩，也能在北魏当官，且官至天水太守。经过郦道元的曾祖父和祖父两代的经营，郦氏家族到了郦道元父亲郦范这一辈，达到巅峰。

郦范一生为官，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间【公元416年—423年】，被任命为给事东宫，其主要职责是伺候太子、教育太子，太子拓跋焘践位之后，郦范有了爵位和更高的官职，他的杰出才智，使得他在当时北魏的政坛上不断升迁。到拓跋宏时代，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以上引文均见《魏书·郦范传》】。郦范为官五十载，前后为五位国君效劳，北魏政权似乎也没有亏待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历任君王都不断给他加官晋爵，直至最后恩封他为“范阳公”——这也是当时外姓功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当郦范为郦氏家族获得了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之后，也预示着郦氏家族的政治鼎盛期达到了终极。然而，这种政治上的终极，却孕育出郦氏家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亮点——这就是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

郦道元【？—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人。关于郦道元的生平记载，主要见于两部史书，即北魏时期齐人魏收的《魏书》和唐人李延寿的《北史》。这两部史书都有郦道元的传记，此外，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对自己的行踪也有一些记录。

据郦道元的家族背景，我们不难想象，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郦道元比出生在一般家庭里的其他人，至少具备了这样两个“天然”优势：一是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二是可以获得比较顺畅的步入仕途的机会。事实也是如此。

《水经注》共引文献资料480种、引碑铭资料357种，这些资料的获得，应该以这样两个渠道为主——家族收藏和郦道元个人收集，而在这两个主渠道中，又应以家族收藏为主；道元之父郦范为官五十载，且多在山东州郡任职，可以说，郦道元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京城和山东度过的，而这种随父游宦的生活，使他很早便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换言之，这种不同地域的文化熏陶，在他少年时代便已开始，其喜好游历、访渎搜渠的兴趣，当亦在少年时期即埋下了种子。

郦道元步入仕途也是比较顺畅的，他成年之后，即承袭了父亲的封爵，被封为“永宁伯”。其后，出任过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然而，他为官的道路显然没有父亲郦范那样顺畅，而且，在他为时不长的仕宦生涯中，曾经遭遇到三次挫折。真正致命的是第三次挫折，这一次挫折不仅断送了郦道元的政治前途，也断送了他的性命。一个文武双全的精英，殒命于报复与叛臣的反叛，悲剧色彩似乎更浓于悲壮。

但是，令后人颇感安慰的是，郦道元的生命在《水经注》中得到了永存！

郦道元的生平资料主要来源于《魏书》和《北史》，以及《水经注》中的零星记载。《魏书》记载郦道元的籍贯很简单，就是四个字：“范阳人也。”《北史》的相关记录是这样的：“范阳涿鹿人也。”清代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中说：“郦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郦道元故居。”《水经·巨马水注》说：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

《水经注》这段文字所提到的地名，如巨马水、郦亭沟水、逎县等，在今天的拒马河流域全都存在，也即为今日之地理实体，郦亭沟水当然就是流经郦氏家乡郦亭的这条小河，这是信而有征的。郦道元家乡在今河北省涿县，这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郦道元的生卒年月，《魏书》和《北史》的郦道元传中，均无记录，因而对郦道元一生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要准确推测出郦道元的生年，在目前的状况下，似乎没有可能，只有等待新材料的发现，才能以确凿的证据，真正揭开这个困惑了人们1400多年的谜底。

郦道元为什么会对《水经》感兴趣？他是在何种情况下对《水经》作注的？这些在正史或相关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水经注》中，我们却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线索。郦道元在《水经注》的自序中曾经认为，在当时的地理文献中，几乎没有一本既记述了全国的水道，又能对水道以外的情况进行详细介绍的相关地理文献，而他又是一位游历广泛、知识积累丰富的人，因此他深感应该有一部系统的、全面的关于河流水道的地理专著——虽然在他的序言中，对自己的才华、见识等，都有许多的疑虑，其云：“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如此等等，其实都是他的自谦之词，因为他已经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其次，郦道元认为，地理现象是经常变化的，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到他所生活的北魏时期，城市兴衰、部族迁徙、河道变化、名称更替……这些地理风貌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所以有必要出版一部以介绍江河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文献。第三，这也是隐含在他内心的一种愿望，即希望祖国能够统一。郦道元生活在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他非常希望华夏能够统一，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愿望，他自知是自己力所难及的事情，于是，他便以遍布全国江河水道为纲，彻底打破了南北界限，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上述这些因素，可视为郦道元为何要为《水经》作注的主观动机，而真正促使他对这项伟大工程付诸行动的客观原因或曰外部刺激，大概是他在政治上遭受的第二次打击。《北史·郦道元附传》记载：“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郦道元第二次免职是在延昌四年【公元515年】，这次免职之后，直到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因南梁入侵，郦道元才得以复出，其间有8年的时间。而郦道元的第一次免职是在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复职时间是在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大约有3年的时间。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自言“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如果结合这几句话来考量，郦道元真正动手注《水经》，似在第二次免职期间更合乎情理。理由有二：在青少年时期，郦道元即使有注《水经》的愿望，因知识积累、学识水平、学术视野、文化阅历等局限，他是无法启动这项宏大浩繁工程的，此其一；踏上仕途后，虽然官位不高，然政务缠身，他也无法专心著述，即便有第一次免职的“空当”，但时间太短，似乎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此其二。由此推断，郦道元注《水经》当在第二次免职的这8年间，这个时间段，正是郦道元的壮年时期，无论是精力、阅历，还是学识、视野，似乎都是这项工程运行的最佳时间段。而且8年的时间，也与他所说的“窃以多暇，空倾岁月”相吻合。当然，也不能排除郦道元在第二次被免职之前就已启动这项工程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排除这项工程的真正完成是在第二次被免职之后。但不管怎样推断，第二次免职的这8年时间，是郦道元注《水经》至关重要的时间段，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一个悲剧的发生，往往预示着一部伟大史诗的横空出世。屈原是这样，司马迁是这样，郦道元同样也是这样。那些陷害郦道元的政敌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陷害，郦道元看似断送了政治前途，但这种政治上的悲剧，却造就了郦道元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功。郦道元自己或许也不曾想到，正是自己在政治落魄的时候，为了不“空倾岁月”而“不经意间”的著述，竟然为华夏文明史增添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诗性巨著！

《水经注》被称为中国地理的史诗性巨著，更有人称之为赋地理于时空的百科全书。它之所以有如此的盛誉，不仅仅在于这本书对河流的考察比《水经》更为清楚更为详尽，而且繁征博引，详加考证，态度严谨，堪称中国历史地理、水利史、考古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水经注》记载了全国1200多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以及历史上的变迁等情形，是中国6世纪以前关于河道水系最详细的记录；《水经注》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地理巨著，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水经注》的研究，深入而且具体，被学者列为专题研究的内容就有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军事地理等等；《水经注》对于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火山、温泉、古生物化石、石灰岩地貌等方面的记录和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数据；《水经注》又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的文章，都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如其对长江三峡的描绘，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中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集大成者，《水经注》在展示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内容时，既非杂乱无章的拼盘，也不是对纵横在华夏大地上的河流进行单纯的罗列，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安排和严密的系统。著名学者侯仁之对郦道元构架这部巨著有一个十分精到的概括：“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

《水经注》，中国地理的史诗巨著

“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这是郦道元在《水经注·序》里引用《玄中记》的一段名言，这句话也是对河流重要性的最好概括。正是基于对河流的这种认识，郦道元着手了一项也许他自己当时都没有意识到的旷世创举，这就是对《水经》进行注释。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过去多认为是西汉人桑钦所作，但经清代学者考证，认为作者应该是三国时人，具体是何人？则不得而知。《水经》所列举的大小河道只有137条，内容显得非常简略。而且，在这部书之前，中国也没有一部完备的记述河流的著作。在《水经注·序》中，郦道元对此现象曾大发感慨：

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郦道元开始了对《水经》作详细注释这一伟大的工作。

郦道元注《水经》，毫无疑问是以《水经》为着眼点，但是，他又没有被《水经》所囿，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识见和知识储备，对《水经》作了数十倍的补充，如，他补充河流达1252条；假若连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水体计算在内，那么他实际记述了各类水体2596处。而且，《水经注》共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全文30余万字，这个容量也是《水经》无法比拟的。而且，《水经注》“逐一阐述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流经地域、汇流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地貌、气候、土壤、植物、农业、水利、矿藏及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风俗习惯、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都作了详尽记述。《水经注》撰写的对象，除了西汉王朝的疆域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及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图解〈水经注〉》】。

我们常说，《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宏富，内容十分广泛的地理巨著，那么此书的内容到底有多么丰富？如果我们翻开了这部巨著，就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由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和诸如文学、建筑学、历史学、地名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编织的绚丽宝库之中。

在这个宝库中，人们可以畅游在1252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之中，可以对每条河流的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含沙量，以及水位在不同季节的变化、沿河所经的伏流、急流、瀑布、湖泊等等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可以解读遍布在华夏大地的500多处湖泊、沼泽，300多处井、泉水等地下水；可以走进那些神秘的瀑布【64处】和伏流【约30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河流中登陆上岸，去欣赏神州大地奇妙的地貌，像山、岳、峰、岭、冈、坂、阜、岳、障、矶、原等高地，川、平川、平原、野等低地，都可以尽收眼底，尽情浏览，因为，书中近2000处的山岳、丘阜等，70余处有喀斯特地貌特征的洞穴，尽可让我们置身其中，流连忘还；在山川平原中，我们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动物地理和植物地理方面的知识，因为书中记录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记载的植物品种则有140余种；当然，在赏心悦目之余，我们还可以看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给人类留下了永久的、残酷的、悲伤的、痛楚的记忆……这就是《水经注》为人们展示的丰富的神州自然地理世界！

在这个宝库中，人们可以看到离我们十分遥远从而显得十分陌生的行政区域建制，可以看到那些已经消失或仍然存在的2800多座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以及180座古都；可以在观赏城邑的同时，去了解中国6世纪之前的1000多处十大类的乡、镇、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聚落；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城邑、古都和聚落中，还夹杂着异国风光，如，古印度的巴连弗邑、波罗奈城等等，也在这座宝库中摇曳着它们奇异的身姿；在这部巨著中，我们还能够接触到中国古代经济地理资料，像坡湖、水门、堤、塘、堰、嵑、坨等农田水利工程，都在书中有着广泛的记述；还能够增长交通地理方面的知识，像星罗棋布的水运系统和陆路交通，在这里都有全面的反映——仅桥梁就记载了100多座，津渡近100处；还能够看到各具特色的繁荣的手工业生产，像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书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还能够饱览丰富的矿物宝藏，像金、银、铜、铁、锡、汞，像盐、硫黄、云母、雄黄、石墨、石英、石材、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都在书中有着具体的记录……翻读《水经注》，就是在接受中国古代丰厚的人文地理知识熏陶！

在这座宝库中，人们寻找到了揭开历史谜团的钥匙——因为有了《水经注》的记载，后人以此为据，推算出黄河陕西段在历史上的溯源侵蚀度；因为有了《水经注》的记载，后人才能够探寻到广州的前身古番禹城的旧址；因为有了《水经注》的记载，人们才能够揭开内蒙古绵延21000平方公里古代岩画的神秘面纱；因为有了《水经注》的记载，人们才能够复原环绕北京四周的古代水利工程，才能够描述出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历史，才能够解读西湖、湘湖在周边湖泊尽已废湮而其独存的奥秘，才能够体会到盘桓在古代巴蜀之地险山恶水间的“栈桥”、“左担道”的艰辛，才能够感受到水道、海岸线的变迁，才能阅读到古代的城市规划，才能够领略到变幻无常的气候变化……《水经注》，引领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奥秘无穷的历史地理天地！

在这座宝库中，我们可以掌握20000多处各类古地名，了解其中2400多处古地名的缘由；可以浏览120多座宫殿、30多座中外古塔、26座寺院、260多座著名陵墓以及千姿百态的园林；可以沉浸在形象生动、情感充沛、语言传神、声色俱佳的文学氛围之中……《水经注》，将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及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交错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绚丽的古代文化全景图。

内容宏富繁博的《水经注》，在让人叹为观止的同时，更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图解〈水经注〉》的作者，用十分精炼和精到的语言，对《水经注》的这种独特性作了以下概括：

1.独创了以水道为纲的地理撰述，开创了“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记述方法，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以水道为纲，兼及水道流经各地的地理、历史、经济、人物、传说、民俗等诸多方面，内容极其丰富详尽。所载地域几乎涉及到汉晋正史地理志记及的一切郡县乃至正史中未记述的域外地区，成为后世续写任何地方志及中外交通史书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3.旁征博引了以地理为主的437种古籍及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原书大多已亡佚，因为《水经注》的流传，才使后人得见一斑，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宝贵文献。它还收集和汲取了当代各地水文、水利、农事、灌溉、建筑、园林等现实材料，因此成为南北朝以前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集结。

4.记水不限南北。《水经注》在地域上将南北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虽然是取决于水系分布的自然属性，但也表达了作者对天下一统理想的高度认可及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

5.行文简洁雅驯，且带有骈体修辞特色，堪称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比如华山的峭直、庐山的多姿、三峡的壮丽、五泄的奇幻，无不曲尽其妙，对后世山水散文产生巨大影响。

《水经注》的重大贡献

《水经注》是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在论及《水经注》的贡献时，古今学者都有高度的评价。但是，在众多的评价当中，有一位当代著名的学者，他的评价似乎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准确，因而也就更显得权威，更具代表性。这位学者就是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他在《郦道元评传》中，以自己对《水经注》的精深理解和对传主的一往情深，给予《水经注》这部史诗性地理著作的杰出贡献以高度的评介和热情的赞扬，他说：“郦道元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自然之爱’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的人定胜天，不信鬼神，鞭挞厚葬，反对战争，疾恶扬善等思想和他的治学方法，其实都是《水经注》对后世的贡献。”他认为，除了这些之外，《水经注》对后世的贡献，具体而言有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地理大交流”时代是我国地理学人才辈出和地理著作大量涌现的时代，是我国地理学史上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而《水经注》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即所谓“六朝地志”中的代表作，是我国地理学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第二，《水经注》是我国地理学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著作。在郦注以前，虽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过郭璞注汉桑钦《水经》三卷，但其书早已亡佚，而且卷帙短小，内容简陋可以想见。在郦注以后，唐李吉甫作《删水经》十卷，金蔡珪作《补正水经》三卷，也都已失传。现在尚存的有清初黄宗羲的《今水经》一卷，内容寥落；乾隆年间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体例刻板。都无法与郦注相比。因此，《水经注》是我国地理学史上无出其右的河流水文地理名著。

第三，《水经注》不仅是一部河流水文地理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以河流为纲的区域地理名著。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并兼及域外，对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的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所以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全国性的区域地理著作虽然可以上溯到《禹贡》，但《禹贡》如前所述属于虚构地理学的作品，而且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完全不能与《水经注》相比。

第四，《水经注》以前的地理著作，都没有实地考察的基础，而郦道元提倡“访渎搜渠”，所以在注文中包括了他的大量野外实地考察的成果。以实地考察的成果撰写地理书，这虽然是“地理大交流”时代涌现出来的许多地理书的共同特色，但是由于《水经注》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的翘楚，而它所收录的野外考察成果也确实最为丰富，为他书所不及，因此，野外实地考察与地理著作的撰写相结合，《水经注》实开其端。

第五，区域地理著作，内容容易刻板化，近人称此为“地理八股”。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始于今日。如《禹贡》各州、《汉书·地理志》各郡县，所写也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以后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衰字记》、《元丰九域志》之类，都不能跳出这一窠臼。但《水经注》描写每条河流流域，却是文字生动，内容多变，使人百读不厌。这是区域地理著作在我国地理学史上的一个突出例子。

第六，《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地名学著作。它收集了北魏及其以前的大量地名，包括中国境内的非汉语地名和域外地名，对其中的不少地名的渊源进行了解释。在我国，虽然早于《水经注》的文献如《谷梁传》、《越绝书》和《汉书·地理志》等都已经对地名作了解释，但是在数量上完全不能与《水经注》相比。从《水经注》开始，地名学才具备了完整的概念。

第七，《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地理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感情丰富，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爱国主义读物。全书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自然之爱”。它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描写祖国河山，把当时南北阻绝、支离破碎的国土写得一团锦绣，表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八，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的事，不仅在地理学史上，在其他科学史上，例子也是很少的。《水经注》正是由于它的包罗宏富，牵涉广泛，才形成郦学这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而且从明代以来，获得很大的发展，即使从我国的全部科学史来说，《水经注》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自豪的。

《水经注》的治水记载及其对治水的认识

《水经注》作为一部以水为纲的地理著作，水，是这部著作的关键词。在考辨、记述、解释、介绍江河湖泊时，水灾、治水、水利用、水利工程等等，也就成了这部著作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的确，在这部著作中，除了记录水灾30多次外，还记录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和治水、利用水的事迹，而这些记述又是与郦道元对水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评介《水经注》关于治水等记载的同时，应该与郦氏的水观念结合起来，这样似乎更清晰，更完备，也更符合这部著作的内在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治水和郦氏的水观念是无法剥离的。

《水经注》中的水灾记载：

据“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统计，在全部《水经注》中，郦氏记录了许多水灾。其中有年代和灾情可查的重大水灾，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北魏大和四年【公元480年】，一共记载了19次，其中有的水灾规模极大，如卷十五《伊水注》记载的三国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大水出，举高四丈五尺。”卷十六《谷水注》记载的前凉太始七年【公元361年】六月二十三日洪水：“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和瓠子河的水灾，连汉武帝也亲临现场，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卷二十四《瓠子河》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云：“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令郡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除了上述河川决口，洪水泛滥的灾害以外，《水经注》中还记载了许多在战争中以水代兵的事件。如卷二十八《沔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中记载的战国白起引西山长谷水攻楚之战：“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三十一《滍水注》记载的东汉初年昆阳之战：“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卷三十二《梓潼水》经“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注中记载的岑彭与公孙述沈水之战：“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所以郦道元在卷六《浍水》经“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中引《史记》所载智伯的话，说明水在某种情况下的可怕和危害程度：“《史记》称，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晋水可以浸平阳。”

在记录水灾的同时，郦道元也关注到缺水的危害，陈桥驿先生在《郦道元评传》中，为我们列举了《水经注》一书记载的几个有关故事，如在《水经注》卷五“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所记载的疏勒城凿井的故事即是其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在疏勒城这种地下水位极低的沙漠地带，深凿到十五丈尚未得水，结果官兵只有饮马粪汁，其狼狈可见。在郦道元所在的北魏，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卷五“河水”经“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中，记载了北魏进攻虎牢城【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黄河南岸】的故事：魏攻北司州刺史毛祖德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这里所说的“潜作地道取井”，据《通鉴》卷119，营阳王景平元年所记：“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说明北魏利用地形，在这深达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泄干，以断城内唯一水源。毛祖德坚守虎牢城达二百日，最后却因全城所赖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泄，终致城破兵溃。《宋书·索虏传》还记载了井水泄干后，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状：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虎牢城之战发生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距郦道元之时不及百年，郦氏借公事之便，亲自去看了北魏当年所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郦道元对此当然是铭记在心的。对于这些缺乏地表水的地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特别对地下水作了详细的介绍【全书记载的泉水包括温泉达240处左右】，尤其是对井水的介绍，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记载的长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经“西南过鲁县北”注中记载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像这类井所在的地区，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郦道元十分清楚，在人与水的关系中，井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关于水灾的记载，在《水经注》中还有不少，如，对中国最早的一次洪水记载就是在《水经注》中，其卷十五“洛水”篇载：“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这就是传说的中国最早的一次暴雨洪水记载。再如，黄泛区内的一些湖沼，像已见于先秦记载的柯泽、雷泽、菏泽、巨野泽、孟诸泽等，均见存于《水经注》中，这些湖泽的形成，大概是因为战国西汉时黄河下游堤距很宽，两岸相距五十里，大量泥沙随流落淤，决出堤外的泥沙相对减少，故而那些虽经受黄河洪水漫淤的湖沼，尚未遭完全淤平的厄运。像巨野泽在南北朝时湖区辽阔，“南近洙泗，北连清济”，巨野县为湖水所围。这恐怕是汉武帝时河水决入巨野泽后，湖底抬高，湖面扩大后因来水不断而长期未消的结果。对这些湖泽，《水经注》既有记载，更有对其洪涝情况的分析。总而言之，《水经注》关于水灾的记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郦道元对于人与水的关系是十分关注的。而在这些关注中，我们还可以探寻到他那独特的治水认识和治水思想。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二中，对巨马水介绍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郦道元关于水的重要观念或思想，它反映了郦氏对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水经注》中关于人与水的关系的记录为数不少。如，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十分重视河渠水利工程的记录，因为这类工程最能体现人与水的关系。在该书的卷十四“鲍丘水”中，郦道元重点介绍了魏刘靖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修建的车箱渠，他在“又东过潞县西”注中记述：“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12年之后，魏人又对这个工程进行了扩展，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对车箱渠做了延长，从昌平县到达潞县，再一次提高了车箱渠的灌溉功效。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景元三年辛酉……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这是对车箱渠的记述。在卷十六“沮水”注中，郦道元关于郑渠的记载是这样的：

沮水东注郑渠。昔韩欲令秦无东伐，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谓瓠中也。《尔雅》以为周焦获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命曰“郑渠”。

郑渠，是关中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书中对这个重要的水利工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卷三十三“江水”之经“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的注释中，郦道元对李冰修建的水利工程是这样记载的：

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邮在堰上，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

以上是郦道元关于三处水利工程的记述，一处是：“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一处是：“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一处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这三个水利工程都是人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的体现，也是人们利用水资源造福人类的典范。这三个水利工程也是对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所说的“万物无所不润”的极佳诠释。

除了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水经注》还记录了其他的水利工程，如，我国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在书中有所记载，其云：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迳黎浆亭，南文钦之叛，吴军北入，诸葛绪拒之于黎浆，即此水也。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

再如，长湖【即鉴湖】，这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经注》对此有以下记

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

《水经注》在记载灌溉万顷良田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还记录了许多灌溉超过千顷的农田水利工程中，如卷二十八“沔水注”中的白起渠，卷二十九“湍水注”的六门陂，卷三十一“淯水注”的豫章大陂，卷三十三“江水注”的湔堋，卷三十七《沅水注》的涔坪屯等等。

郦道元很重视陂湖的水利价值，因而他在《水经注》中，对这方面的记载，有人评之为“不遗余力”。书中关于陂湖的记载比比皆是，各种陂湖记载就达560处左右，除上文所列举的大型陂湖外，对于那些面积很小的陂湖，郦道元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卷十五中的慎望陂，面积不过十方里，但郦道元对它也留下了宝贵的笔墨；再如卷十一中的阳城淀，面积只有几方里，但郦道元却为这个小小的陂湖留下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迭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

优美的文字，其实也传达了郦道元对人、水关系的重视，当人、水关系和谐密切时，陂湖虽小，他也同样给予了自己的热情，给予了自己的高度赞扬，给予了生动的描述。正是因为对水与人关系的重视，因此，郦道元对兴修水利的人和事，他都赞赏，都歌颂，都弘扬。而对漠视甚至破坏水利的，他也秉笔直书，甚至严厉抨击，无情揭露。同样以陂湖为例。在卷三十“淮水”中，关于“又东过新息县南”条下，郦道元注云：

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皆与鸿却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汉成帝时，翟方进奏毁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之，知许伟君晓知水脉，召与议之，伟君言：成帝用方进言毁之，寻而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时有童谣曰：败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明府兴，复废业。童谣之言，将有征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余里，百姓得其利。

在这段文字中，郦道元详细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汉成帝时期的事情，这就是毁陂和复陂的故事。在文中，郦道元看似信手拈来，引用了一些“天帝”之言和当时流传的“童谣”，但读者如果细加品味，就会发现郦道元对于毁陂和复陂的态度，全隐含在这褒贬毁誉之中。

神道茫昧，不宜为法

郦道元对于治水是有自己明确认识的，在他看来，人与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融洽的。但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水灾发生时，人们必须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而为了预防水灾，人们也必须采取防治手段。因此，如何治水？便成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关注的话题。对于那些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治水方法的人，他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如在《水经注》中，他提得最多，而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评价的一个治水人物就是大禹。同样，对于那些采用愚昧落后的所谓治水方法，他都给予了批评，并主张摈弃。而对于那些以治水为名，实际上是用迷信手段坑民害民的人和事，他都给予无情的谴责。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收录了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关于治水的故事，这就是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史记·日者传》，但司马迁的记录很简单，仅是在文末提了几句：“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田皆溉。”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广泛收集了其他文献材料，使得这个故事更加丰满。在书的第十卷“浊漳水”中，于“又东出山，过邺县西”条目下，郦氏注云：

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取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趋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

女巫利用人们对水灾的惧怕心理，采取迷信的手法，愚弄、诈骗百姓，对于这种敛财害人的事情，西门豹采用了巧妙的手法给予惩治。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这件事，治水应该像西门豹那样，采取合乎自然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像女巫那样，用迷信的手段去坑民敛财。

郦道元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而且对于那些以鬼神故事混淆是非的事，他都要以自己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以澄清那些荒诞的鬼神故事，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书中关于铜翁仲传说的考辨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在《水经注》卷四“河水”篇中，于“又东过陕县北”条目下，郦道元的注文中，记录了一个关于铜翁仲没入黄河中的故事，其云：

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王莽更名黄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沉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唯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

注文中所记述的铜翁仲，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事在《正义》中也有记录，此书引《汉书·五行志》云：“时大人见临洮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所谓金狄也。”然而，对这件事的记载，《水经注》的记录，与《史记》和《正义》相比更为详细完备：

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只有秦始皇在咸阳铸十二金人于正史可证外，其余的记载大多都是牵强附会的传说。假如像传说所言，每个金人都重达一百多吨，如此沉重的金人，要从长安到邺宫，其距离长达一千多里，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利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要将这些庞然大物运到目的地，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传说却将此事说得玄乎其玄。对于这个荒诞的传说，郦道元显然是不相信的，非但不信，反而视之为无稽之谈。然而，既然是无稽之谈，郦道元为何又要将其载入注文？其实，郦道元记录此事，就是要通过自己收集的材料来澄清事实。他说：

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

郦道元之言，依据是《史记·魏世家》：“【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正义》引《括地志》云：“虢山在陕州陕县西二里，临黄河，今临河有冈阜，似是颓山之余也。”由此可见，郦道元的说法，是有史料根据的。陈桥驿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戴延之【《西征记》撰者】却只凭道听途说，连《史记》这样的权威著作都未曾查阅一下，宜有此误。当然，在古代这个充满牛鬼蛇神的传奇故事的社会里，戴延之记下了这种荒谬传说并不足怪，因为在当时，像郦道元这样具有科学思想而又愿意寻根究底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史料依据，或经过自己实地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记载在《水经注》中不乏其例。然而，由于文献缺乏，足迹难至，对于这样的地区所流传的神怪故事，郦道元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水经注》关于钱塘江涌潮所引起的潮神记载。在《水经注》第四十卷“渐江水”篇，郦道元在“北过余伉，东入于海”条目下注云：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身居北方，而且当时还是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郦道元不可能亲历实地，去观察钱塘江涌潮现象，因此，对于涌潮这一特殊的自然现象，郦道元只能借助其他文献来加以解释，于是，在注文中的文献涉及了枚乘的《七发·观涛》。枚乘的这篇文章，对涌潮描绘，颇有些骇人听闻。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面对这一特异的自然现象，谁也无法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所以相关的记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荒诞。郦道元自然也无法对这一特异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在无法得出正确答案时，郦道元既不轻下断语，他也不会轻信《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的说法，他只是给这一特异现象作了一个充满疑虑的简单的概括：“似神而非。”陈桥驿先生对郦道元的这个概括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似神而非’，意思就是说，事情确实神奇，但并不是伍子胥和文种所引起。由于他没有目击过这种现象，也找不到记载这种现象的可靠文献，所以他无法像批判铜翁仲那样说出一番道理。但对于伍子胥和文种与这种自然现象的关系，他显然是不屑议论的。所以就简单地用‘似神而非’四字结束这个荒诞的故事。”而对于郦道元的这一概括源自何处，陈桥驿先生也作了详细的辨析，他说：“有人认为郦道元之所以不信伍子胥和文种与涌潮的关系，是受了王充《论衡》的影响。因为《论衡·书虚篇》中有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书虚篇》中在上述文字以后，还有一大段约900字的文章，用以证明子胥恚恨而为涛的无稽。在全部郦注中，卷五《河水》经‘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中，曾引及《论衡》一次。说明郦道元确实是读过《论衡》的。不过在《渐江水注》中，他没有引及《论衡》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涌潮无关乎子胥、文种，这是理所当然，用不着引述《论衡》；也可能是他认为《论衡》虽然驳斥了涌潮与子胥、文种的关系，但毕竟没有讲出涌潮的道理，所以他无须引目。因此，他在《渐江水注》对涌潮所作‘似神而非’的结论，是否受到《论衡》的影响，这里无法肯定。”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陈先生又指出：“与王充习惯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意见迥异，郦道元常常借古人古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西北流注之’注云：《汉武帝故事》曰：‘【汉武】帝崩后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因不见。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这里，‘神道茫昧，不宜为法’这句话，虽然是从《汉武帝故事》中引及的张安世所说的话，但郦道元却以此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陈先生关于这段注文的考辨，确实很有道理，而对“神道茫昧，不宜为法”的阐释，也确实合乎郦道元的治水思想，道出了郦道元治水思想的实质所在。

《水经注》作为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地理著作，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它在每位读者心目中的地位，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宏富。博大。精深。严谨。完备……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包罗万象。史诗巨著……

与《史记》双璧交映。用江河讲述中华文明史……

这一切的赞语，一切的称颂，对于《水经注》而言，似乎都不过分！能够享受这份殊荣的文献经典，在中国不多！在世界也不多！

郦道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郦道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神话！

【夏汉宁：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