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童话与现实之间

程贤章

一听到我“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社会上立即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八旬老人编《中国治水史诗》，这是童话，是故事。

不能说这些朋友泼冷水，确实，自己年事已高。说“体魄”很好，身壮力健，显然是充满水分。严重的失眠症已困扰我半个多世纪，以致无药不眠、无梦不睡纠缠了我一生。但这并不妨碍我去追求拥有文学新境界的理想。退休回故乡后，依然信誓旦旦，提出一日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疯子狂言”，至2008年真也实现了。大奖项无缘，但单科、地域一类的奖项，也偶尔沾边。

我对我的身体有一个估计，这一大把年纪，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我每次出远门，比如去新疆，比如上东北，医生都会劝我去医院做体格检查。我总是微笑着回答他们：谢谢！去一趟新疆，去一趟东北，我完全有信心。回来后再上医院体检吧！我心里想，如果你们的医疗器械查出我的脑子、内脏有点什么毛病，你还让我上东北去新疆吗？我现在不是去了新疆、东北吗？几万公里天上飞、地下跑，不困倦是不现实的，但毕竟挺得住。

最相信我能“接招”的还是本书总策划杨钦欢先生。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当然，全国受邀请撰稿的作家也对我关爱信赖。至11月初，稿件寄到治水史总编室的已达150万字。10月底，我去东北约见作家张笑天、阿成、刘兆林、邓刚。阿成刚从德国参加书展回来，他说：贤章兄，编辑《中国治水史诗》，简直是创人间神话；也是出版史上的奇迹。

后来我们到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同志即冒大雪来我下榻的酒店商谈《中国治水史诗》出版事宜。自此，一个阵容强大的中国作家集体创作的《中国治水史诗》拉开了序幕，“童话”即将成为现实。

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

苹果成熟后，都是掉在地上，没有谁把这当回事。只有科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现象发现了地心吸力。

编写《中国治水史诗》，虽不是科学理论的发现，却是由一个企业家提出来的话题。那天，我和杨钦欢谈到梅雁集团的治水时，杨钦欢先生给我讲了当下国家许多地区水电建设方面的事情。那次，他给我说到西南地区的一个电站，大规模建设阶段，当地还伴有物价的上涨。永善县农副产品主要价格普遍上涨了50%。他说，“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你看，湖南五强溪市库区，水库淹没使当地移民丧失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库区社会经济在淹没后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所谓水电局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我在杨先生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忧虑，也许他的忧虑打动了我。当他对我说，想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的计划，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握紧他的手说，“我来接招。”

三天后，我写了一份编书方案。我在方案里提到：“三年半把书编出来，由你们注资。”此事开头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后来随着编书业务的开展，广州、北京媒体公布消息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家都说这个题目太好了！

“我不相信编写治水史诗是杨钦欢提出来的！更不相信是杨钦欢策划编写‘治水史诗’。”传闻沸沸扬扬。

我问一位很亲近我的青年作家：“为什么社会上许多人不相信《中国治水史诗》是杨钦欢策划的呢？”这位朋友的回答令我吃惊：“我就坚决不相信。”

“为什么？”我问他。

“这个题目要大学问家才提得出来。”

“但确是杨钦欢提出编写这部书的。”

“你这人好谦虚！”他以嘘笑声回答我。

观念的固守使你有口难辩。当然，既不影响杨总注资，也不影响我编书。回想起来，梅雁股份公司都要在上交所上市了，不少人都在议论：“这是杨、程联手的花招，虚晃一枪。”20世纪的1994年9月12日，梅雁股票在上交所上市，每股市值20几元，使许多在一旁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人大跌眼镜。至今仍不足为训。

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都是山水文章，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文章。30多万字的《水经注》，至今仍为许多治水者和文人骚客视为治水经典。问题是，何以《水经注》以后中国仍无一部比较完整理想的治水书？这使我与杨钦欢先生要编写一部中国治水书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国治水史诗》我们也不言具有完整、理想的史学价值，但有重量级作家集体创作，亲自撰稿，至少也会以别开生面的人文景观和美丽飘逸的文采，表现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君、名臣、名人功在千秋的治水伟业。

苹果为什么会落在地上？这是牛顿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诗》？这是杨钦欢的策划，也是我们这一辈作家的愿望。

2009年“5·12”我们考察都江堰

2009年“5·12”汶川地震灾后一周年，得到杨总的支持，我带了我身边两位年轻的助手罗炜新、程勇芳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5·12”地震发生时，亲自到现场参加救灾。我的心中日思夜想的都江堰怎么了？汶川、什邡、映秀怎么了？为了救赎自己的道义与责任，也给自己一丝自慰，总之，“5·12”我出发去考察第一站——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我们飞到成都。几乎跟着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的脚步，于5月15日一早，包了一辆小车，赶到汶川映秀献花默哀，追悼去年地震罹难的亡灵。然后折回都江堰。

在都江堰市转了一圈，感到都江堰市虽不像映秀那样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其受灾严重程度也出于我们的想象。来不及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我们通过雇请的“的士”司机，请来一位都江堰的灾民，而且是“全倒户”。他用一辆破旧的“小四轮”，让我们在都江堰市每个角落都走一遍，然后鸟瞰都江堰全景，再从都江堰冬青树篱笆的破旧木门开锁进入都江堰。只有新闻记者或记者型的作家才有兴趣“搜索”都江堰，只有我们才会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找都江堰受灾的人当“导游”。这看来有点出格，但“考察”都江堰绝对不是去旅游。结果是我们看到，都江堰市有些区域也是墙倒屋塌，夷为平地的地方也有，高楼陷进地下，只露出一层楼的险象我也见过。都江堰边的一个村庄消失了，全盖起新的板房。我们的“导游”指着山坡上一座板房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新家。”又指着对面的山坡说：“那就是地震毁了的‘二王庙’。”

这也倒了，那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老人——都江堰，除“鱼嘴”震裂一条条裂缝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肥美的成都平原。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你好，英雄的都江堰。

“5·12”汶川地震你也是严重震区，但你却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滚滚的江水中。

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圣有什么绝招？李冰父子建的都江堰也曾经历过六七次大地震，都江堰何以2000多年不倒，滋润着肥美的成都平原。

前天，一下飞机，我就对我随行助手炜新和勇芳说：“我们来成都叩拜都江堰，我们是来成都朝圣的。你看，李冰父子是水圣，杜甫是诗圣，还有诸葛亮和‘五虎将’，三星堆，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等共和国开国元勋。共和国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文的、武的都是川蜀的圣贤。”

想起一件事：20世纪末，与杨钦欢先生去上海，叩访了我们的老乡——世界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大师。谈话间，我问大师：“南埔大桥没有引桥，采取螺旋上升的设计，保护了闹市中多少商铺！”我话锋一转，大胆问大师：“据说，那螺旋引桥是受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学生画图画的启发。”

大师听了，微笑不语好一阵。沉吟一会儿，叹了一声说：“什么新闻都有，我的老乡，你想想，一个桥梁专家学者、一个桥梁工程师，如果连这点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他敢承建跨江跨海的桥梁吗？”我顿时一阵脸红。以后，他给我来过几次亲笔信，并不因我提问题的幼稚而嫌弃。我现在还找到一封大师给我的亲笔信。对2000多年前的水圣李冰，今人仍作如是观。别说导游小姐，就在我去都江堰前不久，一位大学教授在电视中讲都江堰的历史，也是和导游小姐一样，把李冰父子说得很亲民，很世俗，什么都向人民学习的谦谦君子，天才被“矮化”成一种弦外之音。

任由世人评说，始建于春秋末期秦昭襄王晚期的都江堰，经过李冰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奇迹般地屹立于咆哮的岷江雪水中。2200多年来，历经磨难，包括多次强地震，都江堰依然屹立，不坍不倒，滋润着经常饱受旱涝之灾的川中百姓，成为物富民丰的川蜀王国。

都江堰，奇迹、神秘！它有密码吗？有，而且非常公开。大清嘉庆年间权灌县事王梦庚书刻的碑文，高高刻着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这就是李冰建筑都江堰的“密码”。深淘滩，水下多深；低作堰，多低？用什么材料，水深浪急，如何在水下淘？没有言说，任后代治水专家，中国、外国、全世界治水专家和人民去猜、去想，密码依然没有破解。

从成都乘夜航机去桂林，连夜坐车去叩拜灵渠。桂北一隅的兴安县，因为有了灵渠，有五星级酒店、有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街灯照得我们这几位夜行者如进入魔幻境界。第二天的大雨，灵渠渡船因水急浪高停摆，我们三人只好撑起雨伞爬上小山眺望。把湘江截流一部分，挖渠把水引入60多公里外的漓江，把北去的湘江和东流的珠江沟通。当年，秦始皇建灵渠，就是为他南下的50万兵马解决粮秣辎重问题。战乱早已平息，樯橹灰飞烟灭。但灵渠却沟通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北有长城，南有灵渠。”桂湘两省区人民至今仍自豪地这样说。我叩拜灵渠，这鬼斧神工的艰巨工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对了，灵渠七成灵感都来自秦始皇曾祖父当朝时，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这个“密码”，我猜对了没有？

杨钦欢的“摘仙桃”计划

从都江堰回来后，我接受了《香港商报》的采访。“5·12”地震一周年去映秀、去都江堰，是“新闻眼”。《香港商报》、《梅州日报》都发表了消息。我的主意是，把编著治水史的消息抛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反应。大部分人的看法是——不相信或不当一回事。八旬高龄的人编治水史，要不就是虚晃一枪，要不就是“摘仙桃”。我一笑置之。七嘴八舌、好说歹说，好正常，不过分。有这种想法我也就没有烦恼了。

我和杨总谈都江堰归来心得。我说：“你出的题目太好了。你想，是一千年没人做的东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就期盼的东西。有人讥笑我们是‘摘仙桃’。我最初不高兴，看了都江堰和灵渠后，真想倾尽全力也要摘仙桃。”

“太好了，我们去把仙桃摘下来。”杨钦欢真的拍案叫好。

“谁摘过仙桃呢？中国神话里没有记载。王母娘娘与群仙举办的蟠桃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也只是偷，没有去摘。”我笑着回答。

杨钦欢说：“孙猴儿不地道，干吗要偷？既然是仙桃就把它摘下来。”

“怎么去摘桃子呢？”我自言自语。

杨钦欢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矛盾。你想靠你一个人去偷，一个人去写才过瘾。你的资源就是你后面有一大群作家。你要联系动员组织全国重量级作家共同投入。你最好一篇也不写，把精力投入到组织、联系作家去写治水史。你要学会经营，经营文化。这个仙桃就有希望摘到手里。但，你不能关在办公室里，你要全国跑、全国飞，像你考察都江堰一样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你到哪里考察，就到哪里挑选理想的作家写他身边的治水工程。”

真是“茅塞顿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经营文化”，对作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不懂、不会、也不情愿。孤军作战，与市场隔绝，至今仍然困扰许多作家。从所谓象牙之塔出来，请何建明、陈世旭、缪俊杰等著名作家布点、约稿。我则当了《中国治水史诗》的“掌柜”。在全国作家群中，掀起一轮书写中国治水工程的集体创作高潮，似乎，仙桃已逐渐挨近了手掌。

大暑那天去闯火焰山

“我想去新疆！”一次，我向杨总提出这件事。

“对，抽个时间去看看坎儿井。”杨总说。

我说：“下来编治水史诗更难抽出时间，我已经订好‘大暑’那天去乌鲁木齐的飞机票。”

杨总迟疑半晌，低声说：“时间推后一点不好吗？”

我知道，杨总考虑的是乌鲁木齐刚发生“7·5”暴乱，治安尚不安定。我对杨总说：“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国家，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视乌鲁木齐的安全。‘大暑’飞乌鲁木齐去吐鲁番闯火焰山，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眼’。我要媒体重视我对编‘治水史诗’的决心。”

杨总说：“飞机票都买了，我还能说什么，但要注意安全、多多保重。这样，我多派两个年轻人给你，更为稳当一些。”

于是，我们队伍从3人扩大到5人，于“大暑”那天从深圳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我素有午睡的习惯。这次长达5小时的天空飞行，我竟忘记疲劳，靠着旁边的舷窗扫描美丽的大好河山。足足3小时，飞机翼下展现的是银灰色的雪山，在阳光下闪亮着刺眼的银光。这对全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大暑天的原驰蜡象，令我陶醉欲绝。

一住进酒店，我就给新疆作家刘亮程打电话，他以《一个人的村庄》载誉全国，才华横溢，文章充满哲理。他听到我的声音惊奇地问：“我还以为你开玩笑，你真的来了？”

“来了。”

“你来乌鲁木齐干什么？”

“去闯火焰山，去看吐鲁番的坎儿井。”

“火焰山、坎儿井都在新疆，在中国，你急什么？你不知道乌鲁木齐治安状况吗？”

“知道。有啥事呀？我眼中的乌鲁木齐，一派和平景象。”

“我在喀什写作。”

“不回来吗？”

“千里之遥你说走就能走吗？告诉你，热比娅分子还在暗藏杀机。夜晚不要出去，在酒店里看电视，要小罗多加小心。”电话那边放下了。

7月5日，疆独分子热比娅三股势力，在乌鲁木齐发动骚乱，杀人放火，疯狂极了。亮程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辆卡车里全副武装的军警，马路十字路口站岗的岗亭也有4个荷枪实弹的武警，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监视可疑分子。足见，亮程的电话也是一个提醒。乌鲁木齐仍然硝烟未息，还不是一片太平的地方。但也正因为有全副武装的军警，乌市依然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

再也没有新疆那样令我向往与震撼，无论是浩渺无边的大沙漠，还是高耸入云的皑皑雪山，还有甜糖欲滴的葡萄园，以及那淳朴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都令我刻骨铭心，书写进我的日记本里。

7月24日吐鲁番酷热

为了编写梅雁水电集团创始人杨钦欢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我们在“大暑”那天从深圳飞越4000公里来到新疆乌鲁木齐。一跨出乌市，便进入茫茫的戈壁滩，这沙漠全是风化碎石，寸草不生。导游说这叫“黑沙漠”，我从未见过这么辽阔的戈壁滩，183公里的土地上没有生命，路上只有两处电风车在慢慢摇转它们的螺旋桨。为什么被称为“广寒宫”的月亮没有生命！为什么被称为地球的邻居也没有生命？看离乌市183公里路程的黑沙漠你就明白了。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会哼“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读《西游记》就知道唐僧取经时经过火焰山，全凭孙悟空的法力向铁扇公主借来芭蕉扇。今年“大暑”第二天，我们就去闯火焰山。火焰山撩起的是我的活力与热情。去吐鲁番，我们去考察水利工程坎儿井。我碰到一个维吾尔小姑娘用铜壶到坎儿井汲水。因为是盆地，吐鲁番风被周围挡住，天气太闷热，但却是葡萄水果盛产的好地方。一句话：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漠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所有朝廷任命和流放到新疆的官吏，例如林则徐、左宗棠都对修建坎儿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吃烤羊肉是我饮食中最奢侈最难忘的一顿饭。饭店两个维吾尔姑娘和一个维吾尔帅小伙，要我这年长的“食客”穿上马甲，戴上维吾尔花帽。三个人围着我举刀“切蛋糕”，一个姑娘扯着我的耳朵根，一个姑娘半依偎在我的“怀抱”，那个帅哥用不大正腔的汉语调侃说，你有两个“老婆”了，别害羞，亲热些。全桌爆出热烈的掌声，我一生的风流远远超不出两个维吾尔姑娘的热情，这个场面太奢侈了。“帅哥”去亲我们的导游小姐，立即被一位姑娘扯着耳根拖离餐桌。接着是要大家离开餐桌跳舞，一个维吾尔姑娘领着我比划，最后竟然要我把她抱起来。我年老矣！哪里抱得动？我坎坷人生何来这顿青春盛宴？谁说汉维仇视？我视这顿午餐是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对我这来自广东的汉民客家人共生共荣的浪漫诗篇。这大暑天，离“七五”事件发生不到20天，就接受了吐鲁番维吾尔青年男女献给我一首最难忘最美妙绝伦的抒情诗。汉维和各民族友谊长存，友谊万岁。

在吐鲁番葡萄沟，我受到葡萄园主热情的款待，葡萄园房子里挂着当年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大叔的相片。他们把今年采摘的各种葡萄一盘盘摆出来让我们品尝个够。葡萄粒粒如绿宝石，清甜沁人。人在吐鲁番，我却在友谊和甜甜的美酒中醉了！

7月25日乌鲁木齐热

离乌市20余里，走出高速公路，便是通往天山天池的一级公路了。从绿草如茵盖满毡房的“村子”，我就知道天池下面幸福生活的牧民。沿途种的是清一色的白杨，不高，也不挺立，便知道白杨是人工栽出来的。谁不说天山是个好地方，但我没有看到挺立大地指向蓝天的白杨。可见，人工植树对美化大地的重要。在新疆最难得一见的是水。高速公路沿河而修，坐车靠窗的位置上想一睹婀娜多姿的河水，那你百分之百会失望，惆怅半天。因为干涸的河全是沙石，滴水不见。天山下的村子面前是草地，靠公路上是清澈湍急的溪流。哗啦哗啦，这流水声就是沙漠上最迷人的音乐。草肥羊壮，这样的村民还用担心日子不滋润吗？难得一见的北国江南，风也凉爽，人也亲和，称得上人间仙境了。坐缆车游天池，天空深邃蓝得醉人。我若能升天，钻进蓝宝石的苍穹，做一粒宇宙之微尘也是人生的造化。天蓝，池水也蓝，在水天之间，我们吸着举世无双的新鲜空气，得到天之灵气、水之灵气、地之灵气的呵护，像襁褓中的小孩总想把手足与头伸出来能向天之界、地之边、水之界，掬一捧天山天池的水，慢慢吮饮，才知道我并非天池的主人，但它却那样无私，哪怕是外国人，它都慷慨给你奉献一掬玉液琼浆。

新疆的地貌就是这样奇特，大漠深处周围又有4000米以上的雪山，山下光秃秃的大沙漠，却又酷热难耐……谁说冰与炭不可并存？新疆这好地方，就是冰炭并存的样板。

再捧一掬天池冰凉的池水，让我激动之心平静下来，把天池的水永远收藏在我心窝里。此生，我也许只来天池一次。但一次也够了，满足了，幸福了，远处四里外的岭南，八十高龄的我仍有机会来到天上人间的天池，可谓是吾愿足矣。

再见，天山，再见，吐鲁番。纵然是今日兮诀，毕竟终生相忆。

飞北京找知音，找“靠山”

从天山天池回来后，我们决定飞北京。

我想到下面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找中国“首席”主旋律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同志。何建明写的《百年梦想——中国五代伟人与三峡工程》这篇6万字气势磅礴，文采飘逸的报告文学第一个“登陆”编辑部。他的高扬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早已饮誉大江南北，他的《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令我不忍释手。找他，有两点希望：一是把何建明请出来做我的靠山，请他担纲《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二是《中国治水史诗》成书后最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会省去出书前的许多麻烦。一个电话，何建明同志欣然约我们去办公室面谈。

7月27日上午11时，何建明办公室。办公台周围堆放的全是书籍。随便、自然、浓郁的书卷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何建明同志架一副眼镜，一头黑黑的顺发，温文尔雅而又豪爽。

“说你79岁高龄了，大暑天还去新疆闯火焰山，不简单啊！”他握着的手没有放下，又打量我：“79？不像！你不老，心态依然如此年轻，闯火焰山，编治水史，这是壮举，功德无量啊！”

我说：“我就是怕招架不住，来北京请你当我和杨总的后靠。”

何建明问我：“你是前辈，请谈谈你在广东从事文学创作的心得。”

我说：“我在广东主编过一阵《风流人物报》。这是一张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报纸，卢瑞华、郑国雄、黎子流、梁广大都曾支持过这张报纸，珠三角改革宣传热我们尽了很大的力量，报纸十几个版、二十几个版是从《风流人物报》开始的。我当时是主持广东文学院的业务副院长，把文学院的作家拉到改革大潮中写改革。当地政府付给我们成本费，有人说我是一只‘黑马’，有人笑我是有偿文学之父。广东的改革在全国先行一步，一切都在改革，一张民间办的报纸为什么不可以改革呢……”

“好，你是我尊敬的前辈。”建明接着说：“需要我办什么事，你说。我不会请你吃午饭，我很忙，我的午饭就在职工食堂。”

何建明边听边记边回答。我把杨钦欢之子推出来向何建明介绍：“这是杨公子，杨国立同志，英国留学回来，也是‘海归派’。”

何建明把他新出版刚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新书《部长与国家》签上名，双手送给杨国立说：“问好你父亲，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代我感谢你父亲，坚持把这部治水书编好。”何建明又对我说：“编书不也是你的强项？”

“不，我是‘山寨版’，我是‘土司’，你是‘诸侯’、‘贵族’、‘中央军’！”听我一席话，在场的人都笑了。

下一个目标是找报纸，找舆论媒体。我先找《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报人缪俊杰先生。

缪老当下就拟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6家全国权威的报纸负责人和版面负责人的名单。

7月28日下午，《光明日报》“文艺观察”主编朱晖先生第一个来到。问明情况，他执笔写了新闻稿。随后，《人民日报》刘琼；《新京报》梁永琳、方绪晓；《文艺报》吕先富；《中国青年报》吴晓东等同志先后来到我下榻的酒店。缪俊杰先生在席间首先对大家说：“程贤章同志79岁了，还到新疆吐鲁番考察坎儿井。由梅雁水电集团创始人杨钦欢策划注资，程贤章出任主编，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已得到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同志的支持。他6万字反映五代伟人与三峡工程的文章第一个登录程贤章网站。现在，他准备发动全国最优秀作家分别撰写各地治水工程的报告文学，请北京权威媒体支持，就这样把你们请来了。”

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支持，并希望分若干阶段宣传。席间，也有人提出，3年太久，最好一年。有人说：“我们等待这部书等得太久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一定要做好。”不久，京都各权威报纸陆续报道了广东民间编治水史的消息。虽然占版面不大，但却有强大威力，许多网络纷纷转载，不少作家也高兴接受约稿。京都之行收获大大超出我预料。

叩拜齐鲁大地

7月31日，我们从北京飞济南，我最向往的圣贤辈出的齐鲁大地。

从济南坐车去济宁，主要是考察古运河济宁段现在的通航价值。很开心的是我们经过“水泊梁山”。令我从童年至现在仍不忍释手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主人公宋江和他的一百零八将的根据地，我们面前的梁山真的是宋江等英雄据守的山寨吗？

在济宁古老的街道漫步，仿佛看见挑着烧饼担子的武大郎迈着鸭子步向我走来，临街的窗子仿佛传来西门庆与潘金莲调情的笑声。小车开到穿越市区的古运河边。运河像污水沟，不想停留。立马出了城，却看见古运河有几艘满载货物的木船。河面比较开阔，河水虽不清澈，但却不像城中运河那样污浊。一天来，就是这运河景象使我一扫烦恼，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便呼呼入睡。

下一个目标是到东营去看黄河入海口。我们一早出发，横跨了小半个山东半岛，傍晚才到东营市。并不是东营给我特别印象，而是齐鲁大地在我心头的一片神秘感。从济宁到淄博，午饭后再从淄博到东营。美丽的山东平原，它不但是粮仓，而且是孔孟的故乡，人才辈出的地方。珠三角平原的万顷沙，其面积与之相比只是一碟小菜。新疆大戈壁虽浩瀚，却单调与荒凉。我不知道是人杰地灵还是地灵人杰？总之齐鲁大地令你羡慕、令你震撼、令你景仰。

到黄河边东营，我又看到黄河造出来的一望无际的湿地。广袤的湿地，到处都盛长着各种不同颜色水草，有灌木、也有芦苇，各种飞鸟和水中的鱼虾，赋予大湿地丰富的生命世界。黄河鲤、大闸蟹都是东营的特产，但令我最兴奋、最新奇的还是不断磕头的打油泵。东营湿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这是比鱼虾贵重千万倍，国家最需要的动力能源。我们的伟大母亲河古黄河，入海之前的泥沙淤积，就是大地慷慨赐给山东人民的无价大礼。据记载，黄河入海口有54次大改道。每次改道都给当地人带来灾难，但它也无偿给东营人每年2万亩湿地，湿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更是使东营成为富甲一方的重要资源。天人合一，地大物博，这些萦绕我心中无法破译的密码，我却在东营黄河入口茫茫的湿地小路上，得到非常圆满的诠释和破译。依我看，东营还远远没有开发，大富大贵的日子还迟迟没有到来。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山东作家协会主席张炜，是我山东之行探望的目标，也是我在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好友。他是亚洲第一位获得美国杰出成就奖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柏慧》、《家族》早就脍炙人口，饮誉大江南北。《古船》是第一个冲破坚冰传统观念，象征中国为一艘“古船”的长篇小说。张炜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小说家。他的深沉、他的思想、他的理念，充满哲理与思辨。所以，我常把张炜视为文坛的哲人。和贾平凹、苏童、王蒙一样，他的小说是我追读的对象。他不是山东大汉，他是温文尔雅、外秀内慧的俊男。我只有在开作家代表会时见到他，偶尔也通通电话。在中国文坛，文人自傲，我的偶像不多，但至少，他是我的“粉丝”。

我从东营回到济南，在宾馆住下后，才打电话告诉张炜。张炜立即来到我下榻的酒店，他一开口就批评我：“老大哥，你真不应该。你在山东跑了一圈后才告诉我，你到了山东。”

谈到编治水书。张炜说：“这个题目太好了，中国多么需要这样一本书。”谈到约他撰写山东治水文章。张炜说：“就凭老兄来到山东，我们亲自在济南见面这一点，我工作再忙，也应该写一篇。我工作忙，最近身体又不怎么样，连去美国、德国出访的事情都取消了。但为治水史写文章这件事，我一定完成。”谈到编书和约稿问题。张炜说：“时间要抓紧，3年太久了，写稿、编书的人都不紧张，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向名家约稿是对的，但名家事多，且身不由己。文章要注意质量，不一定都约名家，这会推迟编书的时间。”我约他担任治水书的顾问。张炜微笑道：“难为你想到我，只要你有请，我一定帮。最好请你去龙口书院看看，世旭曾经去过，我祈望你的光临。”

齐鲁大地一位文坛大家做了我的依靠。去浙江看钱塘江、京杭大运河，到黄浦江参观考察的事也就不用细说了。

《中国治水史诗》挂牌梅州客都大酒店

从上海回来后，我向杨总说：“我准备把《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的牌子落户到梅州。请你在客都大酒店安排一个套房。”

“行吗？”杨总问我。

“行，为什么不行呢？作家的稿子陆续‘登陆’总编室，总得有个办公的地方。把《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落户梅州，对文化梅州，对梅州打造文化名城是一大贡献。”

杨总笑道：“客都大酒店给你一套‘大使房’，我交代杨斌经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满意不满意？”

我去了大酒店，向杨总回话：“相当满意。”

“什么时候挂牌？”

“请你选个日子。”

杨总说：“我提个意见给你考虑，2009年9月9日9时三刻，最有意义。”

我笑着应道：“你真是玄机大师，就定这个日子挂牌。”

“叫谁题写招牌？”杨总问我。

“我自己题字，牌子已刻好了。”我笑着回答。

“好，你自己的字自成一格，不必麻烦别人。”

于是，我们开始忙，并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古小平同志，市政协副主席张光明同志为嘉宾，亲自请市电视台袁远山台长，梅州日报社社长李向阳，总编辑陈国章，总经理刘小青，县电视台长张剑城，副台长黄忠健等以及中国新闻社驻梅州记者组等众多媒体的支持。刚好，广东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杨克来梅。袁远山台长说：“我把各部门负责人请来，给你‘滚动式’地报道。”

这样，9月9日9时的挂牌仪式，便举行得简单隆重。报纸、电视台、网络一连几天的密集报道，给了我们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梅州日报》9月10日的报道：《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落户梅州。

从火里跳到冰里

参加客商大会后，我们就到了深圳，第二天，坐飞机飞至4000公里外的长春准备考察鸭绿江。

在深圳机场一上飞机，从机舱门口随手捡起一张当天的《长春晚报》，第一版重要位置一道醒目标题：长春今夜雨夹雪——气温零下3℃。

深圳气温32℃。一个上午我们都开空调。今夜飞到长春，简直是从火里往冰窖里跳。一下飞机，果然寒风刺骨，好不容易拦到一辆“的士”，旅游团的导游滔滔不绝向我们介绍：长春今年冷得早，但也不飘雪。雨夹雪更讨厌，不干爽，潮湿，开车得小心。长春市街道是三横一直，就是一个丰收的“丰”字，不像其他城市那样复杂。他说，长春著名的特产是人参和雪蛤。不要信老板说他卖的是“山参”。去年日本十几支队伍在长白山找了近一个月，才找到三条山参正牌货。他放开方向盘伸出手指向我们比划，就这般大小。你说他一店卖的都是山参，可信吗？我觉得：我们一到长春就遇到了好心人。于是，勾销了我在长春买山参的欲望。

一到酒店就与张笑天通了电话，约好晚上他到我下榻的酒店见面，便乘上华南理工大学舞蹈家王娜娜女士父亲王公的小车逛长春市去了。在街上转了一圈，便在长春汽车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门口驻足照相。无论“一汽”或“长影”，都可能与治水无关，但它们都是解放后共和国的“名片”。长影还是东北电影厂时拍过多少对全国人民启智的好片子，后来改名“长影”，它的产品仍然深藏在我的记忆中。长春汽车厂制造出了中国第一部载重汽车，结束了中国不会制汽车的历史。你说巧不巧，那天刚好是“长汽”生产第一千万辆汽车下线的喜庆日子。我们高兴地在喜气洋洋、飘满彩色气球的“长汽”厂门留照。我心里想，好幸运啊，为什么这个喜庆日子会是在今天？是不是专给万里之外虔诚的游客留下？真是太高兴太幸福了。

“笑天，其实我们见过面。”我紧握着张笑天宽厚的巴掌，不肯放下。

“是吗？什么时候？”笑天眯着眼问道。

“1997年11月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我们一个桌子吃饭。同桌的还有大学者冯其庸。”

“是吗？”笑天正儿八经看着我，庄重地说：“程先生，对《中国治水史诗》，我提几点意见，请如实转告何建明同志。”

“太好了，我这次来长春，何事？就是千里迢迢万里远行来叩访你。”

“真的？你老兄真的不远万里来长春看望我？太感谢你了，真的。”笑天放下筷子伸出三个指头，“我提三条意见。第一，你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一说你在主持编这本书，全国作家都响应，放下手头的工作，在文坛掀起写治水史的创作热潮，这不容易。”

我说：“这一是杨总肯注资，二是何建明同志肯担纲，三是作家们的热情，我只是跑龙套。这些人，要么像一尊大岩石，推不动，要么涌上来，就如潮水涌来，每天接电话，接信息，来时收到130万字，估计到北京150万字没问题。例如，我来长春时就接到谭谈、彭见明的电话，谭谈开始动笔，见明已把稿件发来了。”

“第二，你们的老板杨总，很多作家没见面。他是大智慧，大赢家。”笑天伸出拇指夸奖。

“他是我的好友。退休后，我告老还乡，市、县委把我的党组织关系放到他的企业。写治水史这个题目是他在一次谈话时提出来的。”我说。

“第三，这是你送给作家出版社的‘厚礼’。请你如实转告何建明同志，他刚主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工作，你就把全国作家尖子的集体创作，文人集体撰写的治水书交给他们，你说是不是厚礼？三条意见，你要逐条转告何建明同志。”

当我们即将离开长春去哈尔滨时，笑天又赶来相送，他对我说：“我马上去省委开会，除我前天提的三条意见之外，还补充一条：这部书出版后，政府高兴，读者高兴，作家高兴。就这四条，请一条条转告何建明同志。”

按东北行正常路线，第一站是哈尔滨，然后是长春、沈阳、大连。但因为阿成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喝德国啤酒去了。怕飞到哈尔滨时阿成还在德国吃牛扒，便改道先飞长春，去见笑天，然后按逆行路线去哈尔滨见阿成。

阿成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有点自恋的作家。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和蔼可亲，谈吐轻松。阿成说：“你隐瞒年龄。你看，你像近八旬老人吗？脸不像老汉，手脚也不像。”端详我一阵：“你去了鸭绿江，靠着朝鲜河岸向朝鲜兄弟握手，真是壮年人的体魄。怎么样？来东北的印象如何？”

我说：“物阜民丰的东北，望不到边的苞谷刚刚成熟，辽阔的东北平原从哈尔滨到长春，从松花江到鸭绿江，都被丰收的粮食覆盖，大地每一寸土地就像金子。那是比金子更有价值、哺养人类和牲畜的粮食。就粮食生产而言，什么长三角、珠三角比起东北平原都是食桌上的一碟小菜，令人震撼。”

阿成说：“要说粮食，北大仓才是中国的大粮仓，什么时候我带你去看。”

“所以，东北才能产生笑天、阿成、子建、兆林、邓刚这样的作家啊。”

“你呢？”阿成侧着脸认真听我回答。

我说：“这是时髦的一句话，我是山寨版，山寨的土司罢了！”大家都笑了。

“土司厉害呀！权势重呀！”阿成赞叹道，“谁有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去编一部千年没有的中国治水史？你看，厉害不厉害，你编书从广东编到东北来，编到哈尔滨来，这要多大的勇气！”

很想和阿成再聊一回天，我在梅州、广东压力太大。和阿成聊天无疑会给我添增信心。可惜，第二天，他就被中国作协点名飞河南郑州去了。临别时，我要求阿成：“黑龙江治水，恐怕非得你担纲撰写。”阿成迟疑一下：“这是条国际河流，又是中国四大河之一，恐怕不能缺。好吧，我来撰写。”这正是我东北之行的一个目的。阿成答应写黑龙江，哈尔滨之行成功矣！

从哈尔滨飞沈阳见刘兆林，从沈阳乘车去大连，似乎没有更新奇的故事。兆林身兼主席和党组书记，可谓“实权派”。兆林出身于军旅，人很内向，征求他对治水史的意见，他点头说，这是一个好命题，一项大工程，这不，我工作再忙也接受了两个题目，而且完成了。

兆林来稿也有故事。他写辽河治水，有一段把问题写得很具体。我们请他斟酌把问题虚化一点不会影响治河全局，兆林很快改正了，而且很快把修改稿寄来。修改稿符合采用条件，我们把稿费寄出。很快，陈世旭同志发来信息说：接刘兆林短信，编辑部是否把稿费多发了？我们一核对，没有，没有。回短信给世旭，兆林的稿费没多发。请他是否再写一篇内蒙古打井英雄李团长。兆林回短信说，他在部队时写过打井英雄，但那是报纸上用的文章，分量不够重，还得去那个部队采访。不久，打井英雄的稿件收到了，我们又高兴又感激。这个题目，是杨总提出来的。杨总提出后，我们请解放军总后的王宗仁同志物色一位作家，结果迟迟没物色到。谁知，曾是军旅作家的刘兆林同志就写过打井英雄。他的来稿，岂不令人喜出望外？

到大连见邓刚，没有什么客套话。他跑到我们住的酒店，没好商量对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一帮兄弟在某饭店请你们吃饭，看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魁伟的邓刚一进酒店就带来一阵风。邓刚爱交友，大连的文坛他一定是盟主，老大。但他写稿很认真。稿件传到编辑部后，指名道姓要我立马给他看稿。我遵照他的意见，连夜把稿看完了，发短信给他：“大气魄，大手笔，文采飞扬。”

邓刚看了，立即发来短信：“你深夜12点还值班，真是个老模范。”你看，和邓刚打交道总是风生水起，令你笑逐颜开。“笑一笑，十年少”。你说开心不开心。过不多久，邓刚发来短信，说，老兄，你搞的是大题目，大工程。我写的文章再修改发邮件给你。把通过的稿件拿回去修改。这就是邓刚，对读者绝对负责任的作家。邓刚此举，使我对“治水史”质量更有信心。

叩拜北方大江河

不敢言“考察”，但我们却以虔诚之心叩拜北方的大江河。杨总曾多次对我们说：对大江大河的治水，可以请名家执笔，但不可以不看。

我们7时从长春出发，老王驾了日产丰田小车来接我们。走完长春市段高速公路，我们便只能走一级二级公路。通化山沟，有积雪，路牌上显示，该地叫夹皮沟。我想起《林海雪原》的夹皮沟，心里想，莫非就是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的历史战场？作家的艺术虚构本无定指，取其名用在小说里也是作家惯常的手法。因为没有高山，我想未必是作家曲波笔下英雄与土匪斗智斗勇的战场。南方无雪景可看的炜新与勇芳，便要求老王停车观雪景。他们兴味盎然地在山沟里追逐打雪仗，把手里捏成的雪团当石头抛来抛去，老王也童兴大发，参加雪仗队伍，玩得十分开心。在去鸭绿江途中打雪仗，对他们来说，恐怕这一辈子难得有第二回。可见，我们考察江河也未必正儿八经。其过程也充满丰富多彩的生活元素，曲折离奇，五彩缤纷，令人永世难忘。

鸭绿江边的集安市，很繁荣。一条铁路横跨鸭绿江。上世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雄伟战歌，唱的就是丹东和集安。而军火辎重，绝大部分是靠横跨鸭绿江的铁路大桥运到朝鲜战场的。而今，“樯橹灰飞烟灭”，鸭绿江两岸，已是一片和平景象，但里面潜藏的玄机，我们这些草根有谁懂得。

初冬的鸭绿江，依然一江碧水，河岸很高，隔江而望，对面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乘汽艇畅游鸭绿江，并在离朝鲜不远的江岸边向朝鲜人民招手致意。司机老王不断地用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招呼大喊：“你好！”那边岸上的人也挥手回答。

掬一捧鸭绿江水吮一口，洗个脸，肚子里心潮涌动，悠久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有如一幕映画，一幅幅在我眼前呈现。鸭绿江的滔滔江水，是我看到为数不是很多的美丽河流。但它因为是国际河流，治水问题更为复杂，令我难以言说。我期待中国文坛大家张笑天妙笔生花，把美丽的鸭绿江浓墨重彩写一笔。

松花江因上世纪“九一八”事件早就在我童年时唱在嘴上，记在心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松花江，就和黄河、长江一样，在我心里树起永不坍倒的丰碑。歌唱家郑绪兰的一曲《太阳岛上》，以中国的太平盛世深埋松花江的悲惨历史。我去看了太阳岛，那是人为作秀的旅游景点，治水干系不大。松花江的治水与抗洪，著名作家阿成会有精彩的描绘。

刘兆林写的辽河，我细读了。题目怪怪的，但他在文章里声明，这个题目是他的神来之笔，细看，果然如是。

邓刚写治海，我坦率地说，我是标准的门外汉。上世纪1982年，我到大连度假，住黑石礁张学良公馆，常与祖慰这帮文友去黑石礁游泳。迈着改革大步伐建设的大连，我这次重回黑石礁自是旧貌换新颜，感慨良多。邓刚与我见面后即飞河南郑州，我只能自己仔细辨认历史陈迹。

西安的渭河在《创业史》里深深刻上了一笔，上世纪1992年我第一次看渭河，水已断流，现在第二次看渭河，沙滩中一股涓涓细流。苍老的渭河看来要大力治理，才有重现青春的希望。

无论南方北方，所有江河都进入了苍老期。就像老人需要调养治理，否则，它也会淤塞甚至消失，一命呜呼。你看，古老的郑国渠与汉代的坎儿井，不都在我们的土地上完全消失了吗？

八方豪杰攻玉之石

我们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国最优秀作家的手笔，列一张名单，55位作家90%都是全国有名望的，各省市重量级一线作家。在这方面，陈世旭同志功劳最大。杨克与缪俊杰同志，也是一双功臣。我们以最大诚意请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报人、著名文学评论家缪俊杰同志审稿。11月中旬，与夫人钟教授双双从北京飞来梅州，住下来给我们审稿一周。

缪老阅稿十分认真，他几乎足不出酒店。一天到晚，都与夫人钟教授审阅稿件。每天晚饭后到编辑室喝茶，也会谈及阅稿的印象。有一天，缪老提出两篇稿件存在的问题。这两篇稿件都长达10万字。怎么办？缪老主张把稿件退回给作者修改，否则不能用。问题确实存在。但两篇治水史文章，都涉及我国重要江河。我要勇芳把世旭同志请到梅州，共同“会诊”这两篇稿件。很快，世旭的处理意见得到老缪和我的同意。陈世旭亲自动“手术”，处理了一篇稿子。另一篇撰写的作家同意自己修改。而且，两天后就把稿件寄回，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

陈世旭同志不但是本书的重要顾问，更是我个人编撰治水书的老师。他一是谦虚，二是实干，三是在撰写团队中有相当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治水书立下了极大的功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朋友中共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同志也亲临《中国治水史诗》编辑部指导。

还有《南方日报》的李钟声，陈志，李文龙三位朋友的支持，李钟声——原《南方日报》副总编辑。陈志，《南方日报》文化部主任。广东新闻界第一线最活跃和最具实力的名记。李文龙，活跃在南方传媒第一线的年轻记者。他们三人于11月16日来梅州《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现场采访，他们便马不停蹄开展工作，小型座谈，阅读大量材料至深夜。

2009年11月29日，《南方日报》在阅读版以通栏标题推出治水书的报道。

《中国治水史诗》的梅江情节

9月10日晚，市长李嘉同志来到客都大酒店《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李市长对我说：“既然《中国治水史诗》是在梅州倡议发起的，梅江治水的文章一定要认真写好。这是梅州人民的愿望。”

我深知这话的分量。我们编辑部定下一个原则：请所有撰写治水史的作家都写他熟悉的治水工程，写他身边的江河，写自己的母亲河。这样，免了花旅费花时间去熟悉，去考察。写起来无疑更顺畅些，更逼真更立体也更动人。原定三年完成的治水史，为什么一年不到就完成了？奇迹出现，原因不少，但撰写文章的作家“布点”合理，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专门聘请了资深记者、作家李钟声，他是梅州人，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原《南方日报》副总编辑，“范长江”新闻奖得主。他来写梅州，再合适不过。

《中国治水史诗》毕竟是梅州民间倡议策划的大部头。尽管我们编辑部的工作得到50多位优秀作家的支持，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我们还得到了党和政府，特别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中共梅州市委书记刘日知同志亲临编辑部看望大家，当我向刘书记汇报了“治水史”编辑的目的、目标、进度、存在问题。刘书记一边听，一边提醒我们：千万别编成一本流水账，既然有几十位名家加盟，就一定要发挥他们所长。他说：编写《中国治水史诗》是一项大气磅礴的文化工程，编辑部落户梅州，是对“文化梅州”建设的有力推动和支持，希望编辑部在程贤章先生的带领下，树立精品意识，认真组织做好编辑工作，编出一部传世经典著作，为“文化梅州”发展战略作出新的贡献。刘日知表示，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各有关部门将积极配合做好服务，全力支持编写《中国治水史诗》这项文化工程。

还要补充一句，评定一项工程的成败得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不是一个经济效益就可以评定的，还要看它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对一个地区经济结构乃至民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这往往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定论。本书执笔作家，可以说没有一位水利专家，纰漏甚至错误势必在所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我们的老领导叶选平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担纲本书主编，并亲自到梅州检查编辑部的编务工作；感谢何建明同志给本书挑选了个好责编贺平同志，从去年底开始，她便为出版治水史诗日夜操劳，常常深夜收到贺平同志的修正电话及电子邮件，令我们内心激动万分。感谢所有参与执笔此书的作家和各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本书原计划三年出版，如果没有上述领导同志及有关各界的大力支持，本书很难以这样的速度和质量呈现给读者，这一点是令我稍感欣慰的。

【程贤章：曾任广东文学院院长，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