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公民社会——公民维护权利的途径和舞台

第六十章 官员心理危机干预“软肋”

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

2010年2月5日凌晨5时，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跳楼身亡。据警方称，刘先进本人近期严重失眠，疑因健康原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

近年来，我国官员自杀事件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让人意外的是，2010年伊始，又闻官员自杀的报道——除刘先进外，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

从以往报道来看，官员自杀方式多样，主要是跳楼、割腕、开枪、上吊等。而官方公布的自杀原因，多数为心理健康出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官员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其自杀不同于普通人。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

多数因心理压力而轻生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2010年2月12日，记者与一位在南方某县任县长的朋友聊天时，他感慨道，“总担心工作出问题，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不少。”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官员也坦言心理压力太大。而李毅中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2009年9月3日，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透露：“自杀已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在这个自杀群体中，官员也不可能置身度外。

据了解，北京是较早关注官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200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在以往自杀的官员中，涉及党委政府、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各个级别官员均有，其中科级、县处级自杀官员占多数，比如原安徽省蚌埠市统计局长刘敏、原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长翁华铭等；厅局级官员有原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等；省部级高官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据记者了解，每次官员自杀消息披露，公众更多的是对事件是否隐藏腐败的好奇、忧虑与猜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部分官员涉及腐败而自杀外，多数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却是心理健康出问题。

“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自杀并非官员的私人事件，应属于公共事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还影响到自己与家庭、朋友的和谐，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各种挑战施压官员心理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各级官员提出诸多挑战有关，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验等；还有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来自因本领不适应、能力素质不高的内心压力。

首先，官场竞争的压力。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需要更新，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增大了官员的心理压力。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提防与忧虑等，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李成言认为。

其次，人际关系与社会监督的压力。多数官员处在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在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特有的官场关系和社会关系。比如领导、朋友、亲属求帮办事，但如果帮忙又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官员无法平衡好这些关系，这对官员无形中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和传统的处事习惯，也成为诱发官员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官员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一言一行，被置于公众的视线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麻烦。刚刚过去的2009年，比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语录”的官员，不但引来非议，有的甚至还丢官挪位。

再者，高压反腐的压力。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由于我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寻租交易”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态势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以往就有些官员经不住诱惑而腐败，但又担心腐败问题败露难获饶恕，直接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还有的官员深陷腐败串案泥潭，意欲脱身却难以自拔，最终在痛苦之中选择自杀。

此外，家庭生活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场竞争环境下，由于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成员的感情，比如缺乏夫妻交流、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从而使一些官员在内心里一种愧疚感，导致家庭产生不和谐，甚至出现危机，从而给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可否认，官员在各种压力下，加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对官员的培训，往往侧重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而在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科学化上缺乏足够的训练，加上长期忽视心理上的关注和关怀，以致官员的心理压力无法找到缓释渠道，从而影响工作和事业，甚至导致自杀悲剧的发生。

“随着挑战不断增加，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官员出现心理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浙江省金华市第二医院心理咨询室主任施承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虽然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官员心理健康，但仍然停留在一个表层的阶段，很少有实质性举措。因此，在干预官员心理危机上的意识和举措，就很有必要加大力度。”

官员心理减压“试水”

中央和有些地方已意识到官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005年6月，中组部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认为：“总体上干部队伍心理是健康的，但是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此文还要求，“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了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于心理素质的考察方法，“也可以引入一些心理学方法和现代化手段进行必要的测试”。

2006年3月29日，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指出：“要全面提升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素质。”健康素质不仅包括没有疾病或不虚弱的传统意识，而且内含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完美状态。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也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在此前，有些地方还把官员的心理测试和考核纳入执政视野。2002年始，四川省纪委就每年对机关所有官员进行一次心理测试，省委组织部在个别选调官员时，也尤其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

2005年9月30日，北京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3名副局级官员和市属企业高管时，也在笔试开始前增加了心理试题。但与四川不同的是，北京的心理测试成绩不算分，而只是一个文字性的评价。

2007年8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厅（局）以上官员开设“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郑日昌教授受邀给与会官员上了一堂精彩的心理健康知识培训课；2009年暑假期间，天津市公路局邀请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给局里的官员上了一堂“道家养生与身心健康”的课，均受到了官员的热烈欢迎。

但是，目前各地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一个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官员培训往往侧重于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有些地方组织部门也开展谈心谈话方式的心理咨询活动，但有关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令官员对这样的心理咨询望而却步。

“很多官员在心理高压状态下工作，有些虽然自觉出现了心理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缓解；有的虽然也认识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能为其缓解心理危机，但目前还是很有顾虑的，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使自己身心状态总是处于恶性循环中，走在崩溃的边缘。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觉得无路可走时，就会增加自杀的可能性。”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很多已经得到的东西。”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直言，“我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我这些隐私不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官员心理危机干预需常态化

受访专家认为，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表面看只是个体的心理现象，但深层次上看却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要从官员个人身上入手，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来自官员管理监督部门的重视，同时也需要从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来加以解决。

“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李成言认为，“中央2010年2月24日新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包容、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执掌权力主体的心理也变得更加‘阳光’一些；让权力运行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也容易与社会和他人形成比较平和的关系，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有关部门应该鼓励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心理咨询，开展工作减压和心理疏导，坚持心理健康培训和一些问题的心理矫正。”胡仙芝建议，“根据不同官员的工作性质和特点，举办健康心理的专题培训班，运用正面典型事迹进行引导，利用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指导和帮助官员培养健康从政的心理意识。”

“纪检部门要关心官员的心态动向，及时发现和纠正官员自身存在的问题。”齐善鸿认为，“应把官员心理健康和心智强健的教育，列入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官员掌握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可引入一些心理学方法和现代化手段进行必要的测试，对官员心理危机干预要做到常态化。”

同时，齐善鸿还建议：“根据官员的特殊情况，可为官员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聘请资深专业人士为心理咨询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保健。同时必须清楚，这样一个看似心理性的问题，实则是多年来个人信仰和心智模式建设的制度化和训练力度不足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具体表现。如果要长期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人员选拔、执政能力训练、信仰强度的培育和心理纾解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针对官员担心自己隐私泄露这个问题，施承孙特别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第三方的机构来进行处理。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在开展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时，往往是把这个服务项目让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样，服务开始更加专业，同时可以确保内部员工的隐私得到维护。”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为此，施承孙还建议：“官员承受着来自工作、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多种压力，这些压力会导致人的应激反应。如果出现心理危机，官员可自己进行心理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如果从体制上解决官员‘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官员面对官场竞争就会坦然得多，压力就会小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般来说，官员在岗位调整期间内心矛盾比较多发，这时有关部门要注意多与官员进行谈话沟通，以调适好官员心理。”

尹韵公还建议：“在官员选拔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开性和程序性，还要考虑官员选拔的民意基础，使官员晋升有序而公正，从而减少因仕途不可预期而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