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私”的游戏

为什么我们会对陌生人倾囊相助？

分蛋糕的游戏——让别人先选

庆民和周妮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买了一块看起来很好吃的巧克力慕斯蛋糕，打算切开来一人吃一半。这时，问题出现了。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两个人都想得到那块大一点儿的蛋糕。即使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在令人垂涎的蛋糕面前，也顾不上友情和面子了。

两个人当中，庆民显得比较积极，他切开蛋糕自己拿走了其中一份。虽然他说是平均分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周妮明显表现出不满的神色。在周妮眼里，庆民拿走的一半很明显比自己的大。庆民看出来周妮有所不满，所以这样讲道：“我觉得是公平地切了，反倒使我的蛋糕看起来更大。既然你不满意，那我们换一下，怎么样？”

在换与不换之间，已经严重影响了两个人的心情。吃蛋糕时两人也沉默无语，觉得心情不爽。要好的朋友难得一起吃一块好吃的蛋糕，结果反倒破坏了两个人的友情。两个人一边自言自语着“稍微作出一点让步就好了，结果却表现出贪婪”，一边离开了座位。

因为这两个人按照错误的方式分蛋糕，难免会发生纠葛。如果用别的方式分蛋糕，也许可以使两个人都满意。问题在于负责切蛋糕的庆民先拿走了自己的一份。在这种情况下，周妮很有可能认为庆民有意切得不平均，然后拿走了那块大的。即使是切得一样大，在周妮眼里庆民拿走的那块一定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避免纠葛。

用什么方法分蛋糕，可以让两个人都满意呢？这个方法其实出乎意料地简单：让一个人切蛋糕，之后让另一个人先选。通过这种方法分蛋糕时，如果是你切蛋糕，想想你会怎么做呢？会有意切得一块大一块小吗？还是尽力切得一样大呢？

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有意切得一块大一块小。因为很明显，大的那块会被另一个人拿走。因此，不论是谁都会竭尽全力切得一样大。这样的话，不管是切蛋糕的人还是先挑蛋糕的人，都不会感到不满。结果是最公平地分了蛋糕，毫不犹豫地吃下去。

我们可以把现在所看到的情况称为“分份游戏”。不过，这个游戏以一个重要的前提为铺垫。前提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理性且自私的经济人。因为即使差一点点，各自都想占有更大的那份，所以纠葛就在所难免了。假如两个人都有让步的意思，就不可能出现那种纠葛了。

发生在庆民和周妮身上的“分份游戏”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理性且自私的人们之间只要一出现分份的事，就可能出现那样的结果。但人们绝不是总作出那样的行为，现实中的人们不同于经济人，因此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和传统经济理论所讲的有很大差异。

根据经验我们知道，人们并不总是作出自私的行为。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特意作出让步，给对方更大的一份。虽然自己也有想要大份的欲望，但因为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所以有可能抑制住欲望。譬如，有可能认为面子更重要，特意拿了小份。或者，有可能认为自己先拿走大份是不公平的，所以拿了小份。

也有不放弃微小利益的、自私的人。不过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在可以采取自私行为的情况下，却常常向别人作出让步。因为比起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面子、公平性或者对其他人的关心更重要。类似的事实，我们正在通过很多实验反复地确认。

最后通牒游戏——接受还是拒绝？

为了测试人们能作出多么自私的举动，实验的第一个事例是“接受或拒绝游戏”。这个游戏虽然也是一种“分份游戏”，但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实验内容是，在进行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通过两个人的行动观察自私会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作为实验对象的两个人之前从未谋面，实验者给这两个人一定数额的钱，让他们按照一定的方法分配。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没必要考虑友情或面子之类的事情，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行动，也就是说，可以毫无顾忌地作出自私的举动。

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真的会作出自私的举动吗？到底是尽情地发挥私心，还是克制私心？很快地，这个实验显示出和我们预想中的不一样的结果。可以意外地看到，很多人在作出自私行为也无妨的情况下，仍采取克制私心的行动。

实验中给这两个人10万韩元，按照如下的方法分配。首先，让他们抽签决定A、B角色。抽得A的人提出如何分配这10万韩元的方案，替如，每人分得5万韩元，或者自己拿7万韩元、对方拿3万韩元等。

这个提案被称为“接受或拒绝游戏”。因为扮演B角色的一方对这个提案只可以表示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假如他说“同意”，两个人就按照那个提案分钱。相反，他说“不同意”，两个人都得不到一分钱，因为掌管实验的人会拿走之前给他们的10万韩元。

游戏中，类似这样的过程只能进行一次。也就是说，拒绝某一提案后，不能再提出其他提案。扮演B角色的人要么接受这个提案，要么拒绝这个提案，游戏就在这一刻结束。因此，这个游戏排除了两个人经过讨论达成某种分配协议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也不可能出现一边看对方的态度，一边调整自己行为的事情。

如果你扮演的是A角色，将提出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会提出平均分配的方式。不过，何须对根本不认识的人施以好意呢？乘此机会填满自己的口袋不好吗？平白无故地施以人情，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莫及呢？

假定扮演A角色的人是完全自私的、理性的，想想看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方案？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他会辑出什么样的方案。首先，很明显他不会提出将10万韩元全拿走的方案。显而易见，不管再怎么自私的人，也不可能表现得那么贪婪。因为理性的他知道，如果表现得非常贪婪，对方一定会拒绝那个提案。不给对方一定数目的钱是不可能的。

那么，至少给对方分多少钱，对方才不会拒绝呢？如果对方也像自己一样是完全自私且理性的，那么那个金额永远不会太少。为什么呢？因为从自私且理性的人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很少金额的钱也比没有强。因此，即使自己得到的钱非常少，也不会拒绝那个提案。如果拒绝的话，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分钱也拿不到。

比如，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分钱方式——自己拿98000韩元，只给对方2000韩元。扮演B角色的人听到这个提案，瞬间感到无比愤怒：“这小子，真吝啬，也太贪了。要拒绝他吗？那样做，他会空手而归。我拿2000韩元能干什么？”他这样想着，决定拒绝那个提案来报复贪得无厌的对方。

不过，愤怒马上就平息了，一冷静下来，想法就变了：“不对，如果拒绝那个提案的话，那2000韩元也没有了。”冷静地分析一下，很明显得到2000韩元更好。虽然报复对方是件痛快的事，但自己也必须愿意接受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吗？虽然感情上会连续叫喊着拒绝那个提案，但理性却让你接受它。所以，虽然他特别生气，但还是理智地接受了那个提案。

我们把这个逻辑推向最极端的情况。即扮演B角色的人拿到的金额只有1韩元，但即使在这种提案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拒绝。拒绝那个提案的情况应该是自己得到的金额为零。1比零更大，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他不可能拒绝那个提案。如果剔除感情因素，只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要想对方不拒绝自己的提案，必须最少给出1韩元。再强调一遍，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两个人都是完全自私且理性的。现在，大家清楚地知道逻辑上这个游戏是如何进行的了。即如果只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对下面将要进行的这个游戏过程，应该毫无疑问。

首先，扮演A角色的人提议按照自己拿99999韩元、给对方1韩元的方式分钱。接着，扮演B角色的人接受了这个提议。问题是，这个逻辑的预测和现实是否吻合。换句话说，现实中的人们真的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吗？

“接受或拒绝游戏”的实验结果显示，人们的行为和预测情况有差异。行为经济学家经过多轮实验发现如下事实：首先，一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扮演A角色的人拿出自己几乎占有全部金额的方案。也就是说，按照前面的逻辑所预测的行动极为罕见。实验中很多人有着至少给对方40%以上份额的博大胸怀，甚至也意外地发现不少人提议各分1/2。

在这个游戏中掌握主动杈的，是扮演A角色的人。关于自己的提案，对方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正因为如此，这种接受或拒绝式的提案可能对如何分份起决定性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既不会自己独占，也给对方留有很大份额的态度。这是证明认为人们鼠目寸光地、只顾追求自己利益的假定与现实不相吻合的强有力的证据。

这个实验显示，扮演B角色的人的态度也十分有趣。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可以预测到他会接受能够得到比零更大的金额的所有提议。伹是，实验结果却和这个预测有很大的差异。实验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概在自己的份额不能达到20%的情况下，B角色会拒绝那个提案，即在觉得未能得到足够多金额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提案。

觉得自己得到的金额太少，毫不犹豫地拒绝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们并不只是单纯地关心金钱利益。很明显，因为想向对方传达某一信息，所以欣然地放弃了自己的金钱利益。这个信息就是，对方的这个提案不公平，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也有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在这个“分份游戏”中，提出自己几乎占有全部金额的提案的人就是那种类型。可以看到对一方感到愤慨，另一方就会作出拒绝那个提案的行为。这种行为带有不顾自己损失，要对对方的自私行为进行报复的意味。日常生活中，我们作出类似行为的情况也有很多。

这个实验掲示的显著事实是，人们认为公平高于个人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看经济学教材，驱动人们的核心力量是个人利益。但是，现实中的人们并不只在乎个人利益。人们经常会为了所谓公平性这类重要的价值，而作出欣然放弃个人利益的行为。传统经济理论基本上把人们看做自私自利的，只通过传统经济理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人们的行为。

现在所讲述的“接受或拒绝游戏”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扮演A角色的人对分钱的方式作出最后通牒，扮演B角色的人决定是否接受。通过“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掲示出这样的事实：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也证实了，现实中的人们绝对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经济人。

独裁者游戏——公平与利他行为

上述实验中，“最后通牒游戏”主要是以美国人为实验对象。因此，也可以这样解释，通过实验发现的事实也可能与美国人的性格有关。再说一遍，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可以充分地解释为美国人固有的特性。如果在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实验，也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吗？

行为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在许多国家进行了同样的“最后通牒游戏”实验。其中，一个例子通过对以色列、日本、美国、南斯拉夫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把文化差异颇大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真的会使实验结果有所不同吗？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每个国家有若干程度的差异，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即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个实验结果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在某一社会特定文化的影响下，并没有出现因它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态度是所有人共同的特征。

有意思的一点是，原始部族中会出现相对更自私的态度。以生活在亚马孙河沿岸的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进行实验，观察到了下面的事实。在这个实验中，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分的金额相当少。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其他实验中是可以看到提出给对方平均40%以上份额的。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情况中，提出给对方的最大份额也仅为26%。这就是说，可以看到提出方案的人有相对更自私的态度。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分得这样少的金额，拒绝这个提案的实验对象B也很少。在其他实验中，自己得到的份额约为20%，—般情况下扮演B角色的人都会拒绝那个提案。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即使提出相当吝啬的提案也不会被拒绝，照样被接受。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态度。

按照常识想想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很明显，马奇根加部族社会具有更强的集体生活属性。在集体生活中，把自私自利的态度看做消极的，这是常理之中的事。不过，从实验结果来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原始部族反而出现了更强烈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但是，用更自私自利的态度来解释这个实验结果是错误的。应该把它看做独特的文化背景所致。具体而言，可能他们的公平性概念与其他社会不同。正因为如此，很有可能提出给对方很少的份额，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

无论如何，以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的实验结果，也不是与其他社会的实验结果相反，只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扮演A角色的人，也提出了给对方比零大多了的金额。如果采取完全理性且自私的行动，都会提出接近于零的金额，而他们却不是这样。总而言之，再次确认了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

再想想看，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相当多金额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保持两人之间公平性的想法。不过，也可能会有其他的理由。譬如，如果金额太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拒绝？也可能是基于此想法，而提出分给对方更多的金额。也就是说，由于害怕对方的报复，人们才会给对方更多。

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而提出给对方较多的金额，那么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因为，提出给对方较多金额的前提是以自利为动机的。如果是以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提案为目的，那么不可能把它看做利他行为。应该把它看做以非利他动机为出发点，而采取的利他行动。

行为经济学家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对“最后通牒游戏”作了若干修改，并设计出了另一个游戏，被称为“独裁者游戏”。这里扮演A角色的人可以像独裁者那样行动，提出给对方分配金钱额度的提案，实际上，这个提案具有单方面告知的属性，扮演B角色的人不能拒绝，只能同意这个提案。

在这个“独裁者游戏”中，提出提案的人根本没必要费脑筋思考对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最后通牒游戏”中，必须考虑提出太少份额的提案会被对方拒绝的情况。但是现在没必要担心此种因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将自己真实的态度完全表现出来。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游戏的实验中，扮演独裁者的人对对方并没有预计中的那么吝啬。虽然与“最后通牒游戏”的情况相比，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了相对少的份额，但也不是接近于零的极少金额。看了这个结果就知道，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人们并不是只基于害怕对方报复这一理由，而提出分给对方相当大的金额。即使在完全没必要害怕报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吝啬，这种重视公平性的情况有可能成为利他主义的有利证据。

搭便车的行为——传统的宏观政策为何会失效？

像马路或者公园等被人们共同使用的物品叫做公共物品，公共物品还包括国防服务与治安服务。公共物品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即市场不能承担其生产供给。例如，不可能存在提供国防服务的私营企业。正因为这样，大部分公共物品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生产和供给的。

以国防服务为例进行说明，理解起来会比较容易。某企业想要通过提供国防服务获得利润，先花费了巨资配备了防御能力，然后开始向国民出售国防服务。于是，刊登了这样的报纸广告：如果有人一年支付500万韩元，就可以得到坚固的防御。这个企业到底能支撑多久呢？恐怕坚持不到一个月，就得破产了。

这个企业虽然打算出售国防服务，但没有一个人购买这项服务。因为如果其他人购买了国防服务，那么自己也有可能跟着受益。只要有人购买了国防服务，自己就没必要再购买。不仅仅是国防服务，其他公共物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某人出钱生产了某种公共物品，那么没有出任何费用的人也可以一起享受服务，这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自私的人会认为，公共物品可有可无。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以不必承担生产公共物品所花费的费用。接下来，如果别人出钱生产了公共物品，他就可以趁机分享好处。因为人们知道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属性，所以那样做也无可厚非。

从在发展中国家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群群人紧追公共汽车的场景，这些都是正在搭便车的人们。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中，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搭便车者”。就是因为这些“搭便车者”，市场才不能像对其他产品那样承担生产供给公共物品的责任。前面所举的国防服务公司赚不到利润、被迫破产的理由就是这个。

那么，在有关公共物品的事情上，人们总是打算搭便车吗？搭便车意味着无视自己所在集体的利益，只关注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如果是完全理性且自私的人，当然会作出这种自私的行为。不过，现实中如果出现可以搭便车的情况，人们真的会那样做吗？

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做如下的实验看看。首先，组成一个包含一定人数的小组。接下来，分给其成员一定数额的票，比如，小组有10个人，分给每个人50张票。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看每个人如何使用这些票。

每个人把分给自己的50张票按照这样的方式分类，把称为“私人”的票投进白箱，把称为“公共”的票投进蓝箱。如果有人投一张票在白箱里（私人），那么实验结束后，他将得到1000韩元。相反，如果投一张票在蓝箱里（公共），那么小组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得到500韩元。

如果我把50张票全都投进白箱，那么实验结束后，我将有5万韩元进账。但是，其他人不会因为我得到任何好处。不过，如果我把50张票全都投进蓝箱，我得到的钱就会缩减1/2，只剩2.5万韩元，而其他成员也会因为我，每人得到2.5万韩元。别人每投入蓝箱一张票，我也可以得到500韩元，这是不言而喻的。

往白箱或蓝箱里投票，代表什么意思呢？往白箱投票意味着，只想自己得到1000韩元利益的自私行为。相反，往蓝箱投票包含让所有人一起得到利益的想法。如果从这层含义来看，往蓝箱投票的行为可以用生产公共物品时承担费用来解释。因为如果是一个人承担生产公共物品的费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到益处。

问题是，人们如何分配自己投进各个箱子的票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公共物品持有何种态度。如果是自私的人，很明显会将50张票全都投进白箱，这样就得到了5万韩元，如果别人往蓝箱投票的话，自己又可以得到一定数目的钱。这些人虽然欢迎别人往蓝箱投票，但认为自己没必要往蓝箱投票。

假如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票投进白箱，那么每人可以得到5万韩元，实验结束了，小组得到的钱总共是50万韩元。相反，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票投入蓝箱，那么每人可以得到25万韩元，而小组得到的钱足有250万韩元。当所有人都主动承担生产公共物品的费用时，他们每个人得到的利益足足提高到原来的5倍。

从小组整体的立场来看，最佳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把50张票投入蓝箱。不过，如果从个人的观点来看，那绝不是最佳的情况。因为投入蓝箱一票，个人可以得到500韩元的利益，也投入白箱一票，个人可以得到1000韩元的利益。因此，如果从个人的立场来看，投入白箱变成了理想的情况。

自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何种行动，就毫无疑问了。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态度，自己把全部的票都投进白箱，而期待其他人把票投进蓝箱。这个让别人承担生产公共物品费用的态度，和打算搭便车的态度没有任何差异。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人们在现实情况中，打算搭便车的倾向到了何种程度。

不过，实验结果显示出，人们打算搭便车的倾向出乎意料得弱。稍微变化一下条件，多做几次实验，也几乎看不到人们把全部的票都投入白箱的情况。平均而言，人们把自己票数的40%~60%投入蓝箱。即使知道有搭便车的机会，实验对象也把几乎1/2的票主动地贡献出来。

通过上面讲述的多个实验，我们反复确认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并不总是采取自私的行动。这表示，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与经济学教材中提到的经济人完全不一样，也意味着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还很有限。所以，以传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是否有必要从新的视角研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呢？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热衷于慈善活动的富人们

许多有钱人想方设法地减少遗产税的缴纳，但也有不少有钱人欣然地拿出很大一笔钱来帮助有困难的人。即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拿出那么多的钱，但如果只是热衷于一己私利的经济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这种事例并不罕见，因为人类社会不全是由“自私的动物”组成的。

美国的富人以热衷于慈善活动而闻。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可以看到美国的捐款规模非常大。也有人这样解释：“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更不健全。”所以从个人层面来讲，向困难的人提供帮助的必要性更大。考虑一下，这算是相当合理的解释。

不过，我看到的是，美国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美国的社会中，富人慈善活动真正开始于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正兴旺的时候。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美国资本家效仿欧洲的贵族，纷纷盖豪宅，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进行装饰。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慈善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的捐赠行为非常活跃。涉及教育、基础科学、艺术公众保健等领域。为了促进黑人女性的教育，他捐出很多钱，对斯贝尔曼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芝加哥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洛克菲勒的捐助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当时捐助了8000万美元，这个天文数字使一所小规模的新学校被重新组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

“钢铁大王”卡内基在慈善活动方面，也不亚于洛克菲勒。在他的捐助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建立了很多公共图书馆。另外，他捐资建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教育部门中也进行了活跃的捐助活动。胡克望远镜的直径达2.5米，在制造这个大型望远镜时，他也捐助了巨额资金。

在我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也可以看到卡内基的足迹。校园里有他捐资修建的卡内基人工湖，当时，学校的领导希望他捐资修建一个图书馆。但是他对此作了意想不到的调整，固执地认为湖是必须的。美国大学的各个角落都标着卡内基的名字，共同宣传他的慈善举动。

当时人们给像洛克菲勒或卡内基这样的资本家起了“强盗男爵”的别名，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别名揭示了他们相当强硬且残忍地积累财富的过程。但他们并不是特别不道德的人，只是当时的环境很有可能产生那样的行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到处都是那种强盗式的行为。

不管财富积累的过程是什么，他们热情的慈善举动让人们充满感动。在美国社会，像洛克菲勒或卡内基这样的人一直是最受尊敬的对象。韩语中有这样的话，“像狗一样赚钱，像丞相一样用钱”。可以说，他们是像丞相一样用钱的典型代表。他们把“位高则任重”变为亲身实践，托他们的福，美国资本主义得以健康发展。

他们开创的优秀传统现在由位居美国前两位的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所继承。从比尔·盖茨捐款的规模来看，他绝对位居第一。到现在为止，他捐助的金额大约为300亿美元。盖茨夫妇所创办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产业界被视为慈善行为的表率。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对教育和公共保健部门倾注了不懈努力，他们让世界上很多人可以生活得更好。

最近巴菲特表示，愿意将全部财产的85%——370亿美元——捐赠出来，这个消息震惊全世界。几乎很难找到像这样倾其所有造福社会的先例，更有意思的是，那些钱不是储存在自己的基金会，而是储存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似乎储存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那些钱才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个理由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想法。

盖茨和巴菲特因最先反对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的政策，而备受关注。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会给社会带来种种不良影响，当然，对子女也有不好的影响，这有点儿类似于应该是最迫切希望废除遗产税的人，却一马当先地站出来反对取消遗产税，“人类是自私的动物”，事实并不总是和这样的说法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