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疑窦洞开

从1995年11月12日派驻安宁算起，到1996年1月12日，安宁带黑社会性质特大政治谋杀案调查组审计组组长石慧敏，带领下属在安宁已工作了近两个月。这期间，没有一人请假，没有一人回家过周末。以前只是听说过石慧敏这个人，与石慧敏在一起工作才真正领教了她的厉害，属下的人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

“乖乖，别看她瘦骨伶仃的，却像一个铁打的人一样，精力真是旺盛。”

“连我也只好时时刻刻不停，就像她手上有指挥棒一样。”

“害得我女朋友写信来，要宣布与我‘断交’。”

“可能过春节，过元宵节都得在这地方过了。”

“石庭长也挺不容易的，孩子都托给自己妹妹照看，工作起来跟拼命似的。”

“典型的工作狂。”

“也不能这么说，你说说这案子有多复杂，千头万绪的。她又是一只领头雁。”

“程家卿这家伙不也是一只领头雁。”

“人和人不一样，程家卿这种方向不明的领头雁，不向温暖的地方飞，而向寒冷的地方飞。跟着他飞的，也都要冻死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共产党里也有败类。”

“可不是。北京出了个王宝森，安宁出了个程家卿。”

“正因为有了程家卿这种人，我们更要好好协助石庭长，将程家卿的经济问题彻底查清楚。”

“彻底？有那么容易？”

“只要有石庭长在，我想是能够彻底查清楚的。”

石慧敏进则运筹帷幄，丝丝入扣，如同从事微雕一般；出则雷厉风行，视野开阔，如同观测天文一般。通过她与组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对程家卿和傅梅等人在经济问题上大的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事实作了初步的调查与分析，认定截止到1996年1月12日为止，已查明程家卿和傅梅在1994年至程家卿逮捕之前，曾指示一次性将集资上来的一百多万元集资款转向齐万春、齐万秋兄弟俩所开的兴隆开发公司和佘彤开的三丹有限公司的帐上，这是数目最大的一笔，极有可能已被程、傅、佘、两齐五人合伙瓜分。“简直是巧取豪夺。”石慧敏不得不惊叹他们这种肆意妄为、化公为私的本领，尤其是傅梅仿佛一位不凡的女超人，又仿佛一位千手观音，哪里都可以看到她伸过来的手，哪里都有她的污点存在。奇怪的是为什么众多的有关部门都对傅梅一路绿灯。她要借钱就借钱，她要取款就取款，要报销就报销，要挪用就挪用，把粮食部门、商业部门、房地产部门全当作她存了钱的银行……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她调离安宁之后，1995年5月走的人，7月份还能在安宁财政局一下轻飘飘地用白条子借走八万元。

莫非傅梅与程家卿真的合穿一条裤子？

将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的集资款拿去支援私人老板，转在私人老板的帐上，还有若干笔款项去向不明。

一笔笔款项去向不明！

一桩桩事实怵目惊心！

一条条法律形同虚设！

个中人作法令人深思！

石慧敏还了解到在强令征敛集资款的过程中，曾有三名下岗工人遭到非法拘留。还有一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被程家卿活活气死，集资的事一度在安宁闹得沸沸扬扬。石慧敏把了解到的情况向雷环山作了详细汇报，雷环山指示左处长作进一步调查。

1996年1月13日。

左处长首先找到安宁公安局的马局长。马局长提供了三名下岗工人的姓名，但对那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被气死的事讳莫若深。他再三声明拘留三个下岗工人都是奉程家卿的指示行事，与自己无关。那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声明与自己无关的样子，简直可笑。

因为怕马局长一同去起副作用，左处长谢绝了他请求配合的好意。

这样一尊酒桶，早该搬下局长的位子了。

左处长用最大限度的克制，才没有将对马局长那比血痂更厚的虚伪的厌恶表露在脸上，但他真想一拳打在马局长的这张摊开来面积不会小于一张比萨饼的胖脸上。这样一个只知道胁肩谄笑，拔根(又鸟)毛当令箭，把上司的屁也当作圣旨，州官放火他加一把柴，百姓点灯他吹一口气，全没有正义感是非观的货色，首先在形象上就锉三分——一个公安局长，不要说非得长得威风凛凛、玉洁松贞，或者看上去就光明磊落、至大至刚，但至少不能像马局长一样。

辞了马局长，左处长带上两名干警直奔三名下岗工人所在的安宁试验设备厂，工人们的宿舍就在设备厂内，但见厂房破烂不堪，满目凄凉。厂房有窗子，但没有玻璃，空洞表明玻璃的存在已属过去。所有的厂房灰不溜秋的，好像多年没有见过阳光，又好像刚刚发过一场大火，熏成了这样。大门紧锁着，一把大锁锈迹斑斑。顺着墙根走，便有走向墓地的感觉。宿舍区倒有人，不过都是孩子。有几个孩子在练骑自行车，有几个在一旁看着，问了胡冬根的地址，一个小孩去春游一样兴致勃勃地带了路。

里面光线忒暗，像是一些被烤焦烤黑了的阳光，门开着。

左处长敲了敲开着的门，问：“胡冬根同志在家吗？”

“哪个？”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应道。

随后，一个老人——从步态上可以判断出——晃晃地走了过来。他眯着眼，依稀谛视着左处长他们三人。三人面目轮廓跳跳的，有些是实线，有些是虚线，但一人一顶大盖帽，是可以肯定的。

“你是胡冬根同志吗？”显然被震住了，老人有些盲目地点点头，然后嘟嚷道：“对不起，我又没犯法，你们还找我干什么？”

“老同志，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安宁县公安局的，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我们要调查集资款的事，程家卿问题不小，他已经被捕了，老同志，你不要怕。”

胡冬根这才起身，开了灯。灯光昏黄，仿佛灯泡里盛着泥沙，但胡冬根终于看清了左处长他们，左处长也看清了胡冬根。胡冬根头发花白，面容愁苦，穿着一件袖子边缘已经磨烂的旧棉祆，像电影里五十年代的农民。脖子上的筋像虬曲的根，脸上的皱纹也像，手指也像，整个人，如同一大块根雕。从上到下，可以看出，他正是萧条企业的一个缩影。

左处长先对胡冬根谈了专案组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希望胡冬根能相信他，能予以配合。

“我相信你们。”胡冬根时而用手掌擦眼睛，时而用手掌去擦鼻子。

“听说，你和蒋克、欧阳得贵曾被公安局非法拘留，我们想了解一下前后的经过，你能谈谈这些事吗？”

谈了一会儿，胡冬根的老伴买菜回来了。胡冬根吩咐老伴：“你去把蒋克和欧阳得贵找来，说我有要紧事找他们。这三位，是省公安厅来的，是专为我们来申冤的。”

蒋克、欧阳得贵一进来，胡冬根就要蒋克来谈。蒋克人皮肤白，个子高些；欧阳得贵皮肤较黑，个子矮些。他们初见左处长三人，都有些抖抖索索。但很快蒋克就消除了戒备，谈开了。果然是蒋克善谈，而欧阳得贵则稍显木讷。

“实不相瞒，到今天为止，我们厂已经是两年零八个月没有拿过工资了。我们设备厂是1960年创办的安宁县最早的企业之一。成立以后生产一直蒸蒸日上，八十年代进厂工人越来越多，加上竞争跟不上，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工资还是可以发下来，自从佘彤在1993年承包后——”“等等，你说的这个佘彤是不是在逃犯佘彤？”

左处长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他是哪个！”

左处长疑惑地问道：

“佘彤他不是三丹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吗？”

“他当那个总经理之前就在设备厂做厂长，承包了设备厂。”

左处长更不解了：

“他凭什么？”

“凭什么？凭傅书记一句话。”

“哪个副书记？”

“就是那个狐狸精傅梅，佘彤拜她做干姐姐。”胡冬根硬橛橛地插上话来。

胡冬根的老伴赶紧朝他递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如鲠在喉，胡冬根脖子上的老筋一抽一抽的。

“我怕什么，别以为狐狸精还在位，我不敢说。邪的正不了，正的倒不了。姓程的好日子到了头，她的日子掐指头算就是，我才不怕呢，我就不信共产党个个都像他们这样邪。”

蒋克等胡冬根说完了，接着说：“佘彤一接手设备厂，设备厂马上就乌烟瘴气，来不及蹬腿就完了蛋。听说他接手，厂里都议论纷纷，说让一个放出来的劳改犯来管一个厂子，难道说全厂的人都不如一个劳改犯。可是上面说现在是改革年代，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选拔任用干部要不拘一格，何况是承包，亏也亏他个人的，赚也赚他个人的，再说人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一些不良习气也会改掉，还说人家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现在就需要这种胆子大，敢闯敢冒的人去开创局面。人家是吃过苦头的，是从大熔炉里炼出来，还能再犯错误。不能老抓着别人的痛脚去捏，现在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实验，允许人尝试，谁尝试都行。可好，佘彤上任了——一上任，就重用亲信，排除异己，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挪用资金，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直喝得厂子山穷水尽，工人工资发不出。佘彤的小姘原来手上只有一个金箍子，一年后变成了八个，颈上的项链比牛绳还粗。你想想，他捞了多少。可是工人，退休的没有退休金，上班的没有工资，大家全住大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他和副厂长几个却用公款盖了一幢比滕王阁还气派的官楼。眼看着厂子被他毁得只剩一口气了，工人们多次集体上访，找经委、找主管企业的副县长、找县纪委、市纪委，找县检察院，检察院的人说：我们人手少，时间短，暂时管不了；找市纪委，市纪委的人说佘彤只是个厂长，不够级别。县里的问题，一般由县里解决；找市反贪局，市反贪局的人说：材料已转给局长了，可是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左左右右，反反复复，大家找了无数次，可每一次工人们都碰壁而归。有时是第一单位推给第二个单位，第二个单位又推给第三个单位，第三个单位又推到第四个单位……最后又推回到第一个单位。尽管如此，大家并不灰心，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继续坚持行动。可是，不料后院起火，工人宿舍的玻璃在晚上会被人突然砸碎。德贵的老婆一次晚上上厕所，刚出厕所，便叫人用断砖头在脑袋上砸了一家伙，血流得如同堤决了口一样，送到医院，医生说脑神经受到了伤害。到现在，人还瘫在床上，神志不清，连话都不会说。很显然，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恐吓。”

左处长从同情的角度看了欧阳得贵一眼。

欧阳得贵的眼睛里说不清是深沉还是郁闷，是忧虑还是茫然。他呆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烟。

胡冬根快言快语激奋地说道：“佘彤这龟儿子，良心让狗吃了，我们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用我们的钱盖他的高楼大厦，连地主、恶霸都不如，比黄世仁、刘文采还恶毒，可毕竟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信会让他永远胡作非为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果真出了大乱子，这也是报应。”他说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蒋克又接着说：“不瞒你左处长说，漏是补了，可是补得晚了一些。如果早些动手铲除佘彤这样的人，兴许厂子还有救。佘彤不是有程家卿、傅梅他们在背后撑腰，他佘彤一条小泥鳅自然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可程家卿、傅梅偏偏让这条小泥鳅坐上龙坐的轿子，这条小泥鳅便也能掀起惊涛骇浪来。程家卿有今天，佘彤出了不少的力；佘彤能有今天，程家卿也有一份功劳。也许是因为众怒难犯，也许是因为名声太坏，也许是因为厂子败得差不多了，佘彤来了个脚板上抹猪油，一溜了之。他辞了职，大家便拿他没办法了。他辞了职，楼还住着，可谁敢上他家提意见？他家两条大狼狗，见生人就龇牙咧嘴，凶相毕露。这下可好，厂子停了产，机器都卖了，他却一点责任都没有，厂子成了死厂。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就是这死骆驼，也被人家连向带骨头都剔得一干二净了，光剩一张皮。到了这一步，谁还有回天之力？谁还敢承包厂子？你说，谁会向一堵快要倒塌的墙那边跑去？厂里没有头，上面也没有人管。既不宣布倒闭，也不下令兼并，大家只好自谋生路。年轻一点的杀出去，往外闯，年纪大的摆摆小摊，再大的就什么也干不动了。工人们，苦哇，有的真揭不开锅了，只好向县城附近的农民租几亩地种种。

1994年县里闹开了集资，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1000元，一般干部每人集资800元，工人每人集资600元。集资以后获利可以分成，没有获利连本带息退回本人，至于连集资款一块(又鸟)飞蛋打怎么办，没有说。而且集资的事只是会议上口头传达的，没有文件，但是如果不参加集资，则有惩罚措施，有帽子的不交怎么办，没帽子的不交怎么办，是干部的不交怎么办，不是干部的不交怎么办，一应俱全。做工人的如果拒不交出集资款，限期退出公房。这对本来就一穷二白了的下岗工人无异于雪上加霜。设备厂的工人们就在一块商量怎么办，当时我脑子一热，自告奋勇，决定带着大家找县政府给个说法，愿去的就去，一共才去三个人。哪知，在县委政府大院还没站上五分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走了出来，大概他也知道自己分量不够。不久，程家卿和程家卿的秘书，洪秘书，还有几个副县长也下来了。我和得贵、冬根，我们三个人应邀上去与县长们协商，能与县长们面对面坐着，像外国元首一样对坐着谈判一样，我们真感到工人当家做主的光荣，又激动又兴奋。

“哪知，等我们仨上去，板凳还没有坐热，程家卿的脸色就变了，正眼也不瞧我们一眼，说话也硬得很，又冷，我们开始如坐针毡。过了一会儿，洪秘书走了进来，在程家卿耳边嘀咕了几句，程家卿沉着脸走了，走之前对我们三个说：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程家卿走了，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好像遇到了什么大事。左等右等不见程家卿他们回来，我们就想走了，就在我们想走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公安，我们心一下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公安一进来就说，你们冲击县政府，带头闹事，现在我们奉上级命令要将你们拘留。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就说：我们是程县长请来的。等程县长来了之后，我们再跟你们走不迟。其中一个公安说，别他妈啰嗦，跟我们走。我只得心存侥幸地对他们说，要带人带我一个人，你放了他们两人。他们是陪同我上来的，不关他们的事，公安不依，得贵的家属还瘫在床上，得有人照顾才行。我把实情向公安做了陈述，他们还是不依，还开玩笑地说，他们只端着一个饭碗，要是不听上面的，饭碗就会像神秘的飞碟一样消失。就这样，我们在拘留所不明不白地被拘留了一个星期，工人们听说我们被拘留了，哪里还敢吱声？不要说到县委县政府去讲理了，就是见了县委、县政府门口的那块牌子心里就会直哆嗦。整个厂子的事情，还有我们三个被公安局无缘无故拘留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不知道左处长还有什么要问的？”

左处长很心痛地说道：“我没什么要问的了，你们受了委屈，想你们不会为此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可是程家卿等人欠下的债，是一定要他们还的！这种恶贯满盈的人，不要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执政党，都不会坐视不管，姑息养奸的。无论什么人，有脓疱，就得用针刺；有毒瘤，就得用刀子割。毒瘤生在骨头上，脑子里的，连毒瘤带人一块儿割。”

蒋克说道：“毒瘤什么的，老百姓就盼能割得快一些。”

言外之意是：不割毒瘤，老百姓就苦不堪言，割得太慢，老百姓受的苦就要深重得多。

欧阳得贵一直不说话，只是拼命地抽着烟，让一缕一缕的烟散成一缕一缕的愁，这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愁和烟一样又涩又苦，像扭曲的魂，来寻找曾经寄栖的躯壳。

左处长说：“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大伙只要齐心协力，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别看我这个高高瘦瘦，一根竹篙一样，但我这根竹篙用去痛打落水狗，或者去打那些尚未落水的狗，还是有用的。”

左处长说着话，欧阳得贵却突然热泪盈眶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两行眼泪，从他的黑脸上飞速地垂挂下来，像耕犁翻出的泥浪。

胡冬根急了，劝他：“好好的，哭什么。”

欧阳得贵用粗糙无比的拳头擦了擦眼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什么。不收拾这些狗，我们还做人干什么？我们老百姓还有谁替我们说话呀？

欧阳得贵的话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往左处长的心上钉，左处长心里一阵难受。同时，他的双肩像压上了磐石一样沉重，然而，他掷地有声的话语使人对他所说的一切充满了信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不会停止，请你们相信——正义绝不会屈服于邪恶。”

在蒋克、胡冬根、欧阳得贵的眼里，左处长虽不是偶像，但却像一位成熟的思想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力量。他们由此依赖他，他们把他当作朋友。他们希望在以后的一分钟，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里有什么能将他们和左处长他们铸成整体，而且时间越久越好。事实上，他们内心已经这样认为了。在被拘留的那个星期里，他们在审讯者面前，一时显得势单力薄，孤弱无援，还有诚惶诚恐，在他们无端受到怀疑的同时他们怀疑过正义的存在。而今，有了左处长的一席话，他们才开始相信，和埋在雪里的春雷一样，正义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发怒而已。——是谁从雪堆里扒出春雷，然后掷向广袤的大地和深远的天空？——是千千万万左处长这样普普通通的勇士，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勇士，活着的人被缚的灵魂、被侮辱与损害的灵魂才有要解放的意思。

左处长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沉默，大家都沉默着，好像沉默着是为特意分享沉默黄金般的价值。

左处长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来，向窗边走去。工人宿舍大院里有一棵松柏，轮廓十分鲜明。这棵松柏，刚才来的时候左处长并没有注意到。尽管面临冬天，松柏依然翠绿，绿得这样细致，这样均匀，这样不愠不火，绿得这样信心十足，一直绿到人的骨子里来。

松柏枝头的松针，一针针，传递着看不见的绿色的细胞，集体的伟大，莫过于此。

在缤纷色彩的映衬下，有什么东西变得深奥难解了；而在素淡的背景衬托下，有什么东西从复杂回到真实的简单了。

当左处长的脸正对着灯光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光顾着说话，没有注意到蒋克、胡冬根、欧阳得贵的脸上吃惊的疲惫和苍老。这些具体的五官，给人的感动不亚于一只只在冰天雪地里既要为自己又要为婴雏觅食的麻雀。蒋克的脸尤其憔悴，他的下额瘦得一把三解板。是啊是啊，左处长所处的位置与他们所处的位置的确有距离，左处长抬起头，五脏六腑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热乎乎的东西似乎在流动，一齐涌向头顶。

“左处长，我们走吧。”一个干警提议道。

“多保重！”左处长与三个下岗的工人一一握手，他的手很有力。

再说多余的漂亮话便显得矫揉造作，甚至就连说出的“多保重”这句关心慰问的话，左处长在说出的一刹那就觉得是那样不切实际，近似空头支票。一个下岗工人，要让他加强营养增强体质，多保重，简直是残酷的讽刺。下岗所面临的困境和摆脱这种困境进行的挣扎，就足以使他们心力交瘁，直至掏空自己，难啊，这就像要求一个凡人与十万天兵作战。

这时，左处长被蒋克拉住了。

“左处长，两位警察同志，我请求你们别走，再坐下来。作为一名当年的市劳模，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向你们汇报。我已是个不中用的人了，我的肝已经大面积糜烂，胃不好，胆囊也有问题，我就等着阎王召见了。但不管哪天死，如果我不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即使死了，也难以瞑目。”

见他说得如此悲壮，左处长重新坐下。他很想听究竟是什么事。“慢慢说，慢慢说，你们作为下岗工人的代表，敢于挺身而出，就是勇士。这一点我们很钦佩。”

蒋克有些激动。

“可是比起老游击来，我们算得了什么。为了我们工人的权益，他走了，而我们活着的人却敢怒不敢言，不能为他说上话，真叫人憋气呵，现在我要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左处长神情严肃地听蒋克讲老游击和他的养子，讲到动情处，蒋克甚至哽咽起来，一旁的胡冬根、欧阳得贵也泪眼潸潸。

见惯大悲大喜、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左处长和两名干警还是受了感染，表情十分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