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 精彩片段：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科举改革是戊戌维新的重头戏之一，由读书人发起的这场变法运动，对一向被视为生命的科举与八股文，投去了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习惯地将人才的得失看做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开始于戊戌变法的科举改革，虽经波折，但终于在二十世纪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还是给日后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未竟的铨选难题。
上升的阶梯与意识的统制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十分注重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来充实更替政府官员，一方面是广泛地吸收人才资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于萌芽，尽可能地化解心怀异志者的异心。同时也有借此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特有的铨选系统，只有在中国这种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社会里才能实行，而西欧中世纪那种层层封建、身份固定世袭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铨选制度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秦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二世而亡，铨选未及健全，依靠原来战国年代从各国吸收的人才加上军功与纳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两汉的铨选制度已相当完备，不仅具有选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识统制的功效。两汉的铨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被征举者被要求“知书”（秀才）“达礼”（孝廉）。
征举制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推举人不是地方官即为中央官，推举难免掺上个人私意，甚至成为培植个人势力的一种手段。鉴于这种弊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征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即由专门的中正官来执行原来由各级官吏执行的察举推荐任务。结果，情况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门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的畸态情势。
隋唐逐渐建立完善了考试制度，仕进的门类有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揽各种人才。应该说，唐代通过科举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称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之慨，不为无因。
白宋代以降，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不仅考试制度完备缜密，选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科考开始与儒家经义有了最紧密的关系，而且是唯一的关系，想步入仕途的人，必须熟读儒家经典不可。
后来如过街老鼠般名声的八股文，就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之际，成为科举的一部分的。据考证，八股文之源出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全面变法，将科举考试原来沿用唐朝明经科帖经、墨义的做法，改为演绎经义为文。原来的帖经、墨义，只要考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将帖上的经文复述出来，默写出规定的一段经文）程度，而这一改，就改成了对经文的论说阐发。“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此后，科考之文由于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沿着增加“文采”和墨守经义的方向走下去，就变成八股文，人又称四书文或时文。
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成型，这种文体采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题）、“承”（承题）、“转”（起讲）、“合”（结束）四部分，每部分两支对偶的文字，因对称像两条腿，故称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八股的文体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内涵则以朱熹整理与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所以内容也趋于固定化或者说僵化了，考生必须严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说话，而且是模仿圣贤（孔孟）的口吻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考试出题全由四书五经中选取甚至截取现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诵背熟四书是前提条件（由五经出题者较少）。再加上考试时必须揣摩“圣人之意”，加以演绎，所以，对经文不仅要熟，而且还要有点体会，就是说你要有能根据试题的经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环境说出一些意思来。这样，通过科举这个杠杆，统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贯彻了意识统制的精神，程朱理学在这里成了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钳制工具。
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对偶，声调上平仄分明，还必须合辙押韵，破题不能直言犯到原题之字，但却必须讲出原题的意思，考试成了文字游戏。充斥了类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这样的废话、空话。有人戏笔“三十而立”为题的八股破题日：“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虽是恶作剧，但不能说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明清以来，商家坊间刻印的中试八股选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复习资料一样，满天飞。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编选了明清两朝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定名《钦定四书文》，作为全国试子的八股文范本。结果，几乎所有应试举子都把这种中试时文作为案头首要，相对冷落了统治者所要他们必读的圣贤之书。据说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清代有位中试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