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守沃土·东北抗日联军 精彩片段：
第九章 李兆麟，转战东北血沃中华
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同志，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将士历尽艰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赞扬，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个农民家庭。李兆麟少年时入本村私塾读书。
1922年毕业于辽阳县高级小学，随后又在荣官屯的私学馆念了两年书。
1926年因其父亲去世，李兆麟辍学回家，边务农边自学。
李兆麟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又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后仍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而腐败无能的政府却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的严酷现实，李兆麟感慨万分，他曾在书箱上刻下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8个大字，用以表达其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还画了一幅《大禹治水图》，寄托自己效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这时，李兆麟已成婚。他的夫人李淑香对他从事革命活动曾给以很大支持。
1930年，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在中国大学读书，回家探亲时，李兆麟常到张一吼家询问国家大事。他们彼此畅谈国事，抒发情怀。李兆麟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张一吼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这对李兆麟开阔知识视野、增长才干有很大帮助。
1931年5月，张一吼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翟乐全（甘肃人，东北陆军北大营军官训练班毕业生，在东北陆军暂编第一旅王以哲旅长手下当参谋，是我地下党员），因患肺病到辽阳李兆麟家附近的二龙山双龙寺（兴隆寺）庙上养病。由张一吼介绍李兆麟结识了翟乐全。翟向李讲述“五卅惨案”等震惊中外的大事，两人常来常往，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在翟乐全的帮助下，李兆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麟说服了母亲，自己卖一车大豆作路费，毅然告别了家乡父老。1931年11月，李兆麟来到北平，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结识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我地下党员冯基平（冯乃革）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等同志。李兆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表示自己重返家乡抗日的决心，博得冯基平、夏尚志等同志的赞许。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掩护，李兆麟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李兆麟和张俊波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工作，李兆麟任文书处处长，张俊波任文书处主任。不久，李兆麟回辽阳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初，李兆麟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2月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和军委的指示，由地下党员冯基平带领李兆麟、杨寿天到东北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3月，林郁青（李春发）奉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也来到这里。接着张一吼、孙志远、夏尚志、王守贤、丁济阳、魏名胜（关有为）、小周、田黎平、孙乙太、侯新等同志相继来到小堡一带。因为人、地两熟，决定由李兆麟公开出面组织抗日队伍，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于志超和“平日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同年3月，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由李兆麟主持，召开了约有50多人参加的各队首脑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下设5个支队，总司令苏景阳，总人数达3500多人。定以小堡为中心，驰骋在东至歪头山，南至铧子沟，西至烟台（灯塔），北至陈相屯方圆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与日寇作战。
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不久，于3月底攻克铧子沟矿警，活捉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8大矿矿长“久留岛”。在韭菜台歼灭投靠日寇的土匪队“洪盛团”300余人。击溃霸据东至唐家堡子、南至小旋、西至铧子沟、北至柳河子方圆30里、危害人民的地主武装“南大会乡团”千余人。在这一节节胜利、军民振奋、反日烈火燃遍辽沈大地的大好形势下，苏景阳受日寇的引诱投敌叛变，李兆麟机警地将其骑兵队带出坚持抗日。
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李兆麟又联络了奉天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纷起内应，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毁飞机7架。这一壮举，重创了日寇，轰动了全中国。
1932年11月，由于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加之义勇军内部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李兆麟被迫离开辽阳去奉天特委。
李兆麟和其他同志在辽阳县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积极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斗争组织。如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开展“抗租抗息”、“分粮吃大户”、“高粱斗争”、“苞米斗争”、“罢锄”和破坏敌伪铁路、电讯设备等斗争。他还带领叔兄弟等亲属印制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官僚军阀、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工人要罢工，农民要罢耕”、“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等传单标语，组织儿童借各村“庙会”之机到双龙寺、曹官寺、柳河子、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影响波及周围八九十里地的村庄。李兆麟还非常关心儿童、妇女工作，亲自教唱抗日斗争歌曲。
1932年12月，李兆麟受奉天特委的指示，化名孙正宗，与孙乙泰（王子明）、侯新（侯维民、侯国栋）到本溪煤矿从事抗日活动。由于工作需要，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发展了杨坚白（杨玉典）、陈向古、徐伦言入团。他们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三坑、五坑短短的几个月里，李兆麟亲自经历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与矿工同甘共苦，开展对日斗争。遇上了工人弟兄头疼脑热，他牺牲自己下工后的时间去照顾，有时用自己的钱接济困难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由于李兆麟积极的工作，矿工“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到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