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的30个历史关键 精彩片段：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
一、春天的故事在思想交锋中孕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10月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为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脱出来，为开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了前提。但是，如何真正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仍然而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以后的路如何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山于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一些错误，但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胆地开辟新的道路，就必然要与“两个凡是”进行斗争。这是当时中国政坛必然要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斗争。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邓小平等领导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实现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转折，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发展才是硬道理
历史演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顺利推进了十几个年头。但是，少数人对改革开放的疑虑甚至反对仍然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1992年1月17日深夜，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在料峭春寒中悄然启程，向着南国奔驰而去。这次考察南方，邓小平把全家都带上了，他想亲眼看看、亲身体会一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18日，专列到达武昌。因为列车要加水，就停了20分钟。在列车短暂停留期间，邓小平对湖北省党政领导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邓小平的这段谈话记录被很快整理出来，发回北京。中央领导迅速行动，邓小平南方之行尚未结束，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文件。
1月19日，邓小平来到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在深圳期间，目睹特区发展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很激动，他说：“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谈起特区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0日，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论断：“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月22日，邓小平对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在前往珠海的轮船上，邓小平与同船的广东省和珠海市领导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谈话，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谈话中，邓小平提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月29日，在考察顺德珠江冰箱厂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乡镇企业姓“社”不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考察上海期间，邓小平又向上海市的负责同志作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更明确、更完整、更深刻的阐发，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邓小平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的精辟概括，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长期思索，尤其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这一问题深刻思索的理论结晶。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