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精彩片段：
第三部 1368年（明）－1867年（清）：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爵士，1793年
1653年，大清顺治十年，刚刚坐稳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奏折，内称，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门港，并向市舶司提出要与我国进行通商贸易。
大臣们为此事展开了一场争论。对于荷兰，有的人很陌生，说它从来没有出现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载者”，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国，也有的人比较熟悉，隐约听说它是一个新崛起的西方强国，在几年前（1642年）击败了西班牙人而独占台湾岛。应不应该与这样的国家做生意，意见很分歧，广东布政司持支持的态度，提出对荷兰的通商请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剑”，也就是不要纠缠荷兰商人是否有“金叶表笺”之类的凭据，应当开放通商。与布政司意见相反，包括礼部尚书、广东巡抚在内的众多大臣都反对与之做生意，理由是：“荷兰人长得红须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铜炮好象很厉害，应该警惕。我国与荷兰一向不通贸易，而它又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争斗，动辄就开炮打枪，是边疆的隐患，不能轻易与它有商业往来。”
面对大臣们的分歧，顺治皇帝的态度有点摇摆。他先是站在反对派一边，认为，“荷兰通贡，从来无例，况又借名贸易，岂可轻易开端。”他最讨厌的是“贸易”这个词汇，因为它与“朝贡”不同，在态度上显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说，“贸易二字不宜开端”。
不过，后来他的态度又有了改变。荷兰人对广东官员大肆行贿，还送了很多珍贵的礼物给京城的太监们，此外更游说顺治非常信赖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拜托他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据荷兰人信函上记载，“皇帝和宫廷官员对我们带至的所有礼物极为满意，甚至礼品尚未全拿出来，鞑靼人似乎已经出奇地满意，并愿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汤若望见到我们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别是武器、马鞍、大毛毯、红珊瑚、镜子众奇珍异品一件件摆出来时，从内心里发出一声长叹。”1653年的10月2日，顺治皇帝正式接见了荷兰使团。使臣进入皇宫后，遵照“中国礼仪”向顺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些行动当然让顺治非常满意，三年后（顺治十三年），皇帝下达诏书，特许荷兰国每八年来中国朝贡一次——“八年一贡”，不过每次的来人不能过百，而且只允许二十个人到京城。
从顺治年间的这次荷兰通商事件可以读出，帝国对国际通商一直持着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态，视天下各国为自己的藩属，不仅不承认平等的贸易，而且连“朝贡”也只能八年一次。对于这样的态度，西方各国在很长时间里委曲求全，无可奈何，而到了二百年后，随着局势陡转，西方国家终而枪炮相向，凌厉报复。
清廷之所以对国际贸易如此苛刻谨慎，除了“大国情结”之外，还与开国初期的海禁政策有关。为了防御郑成功集团对大陆的攻击，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后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强迫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皆内迁数十里，凡界外的村庄、田宅、船只，一律烧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使界外变成无人区。三次内迁造成东南沿海的工商经济重大破坏，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海禁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才稍有宽松。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海关制度的创始。
与“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不同，海关制度建立之后，政府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完全分离开来，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
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自主买卖。
在广东，粤海关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专门辟出一块土地，作为外商的囤货、居住之地，各国纷纷在此建造房屋，外商称之为“商馆”，中方则称之为“夷馆”。它们朝南而建，面江排列。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记载，不少夷馆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名称，比如荷兰馆叫集义行，丹麦馆叫得兴行，英国馆叫宝和行，美国馆叫广元行，丹麦馆叫得兴行，瑞典馆叫瑞行。这些商馆均由各国商人自行建筑，带有浓郁的异国风情，它们也因此成为中国国土上第一批西洋建筑群。
一位叫斯当东的英国人曾描述了夷馆区的景象：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