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精彩片段：
第三部 1368年（明）－1867年（清）：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卡尔·马克思，1853年
正当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号江山”的时候，在炎热的广东，一个比他年长一岁、尖脸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让自己的财富象泡沫一样的急速膨胀。
这位名叫伍秉鉴(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当时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一位在广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与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等六个中国人入选，伍是惟一的商人。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亲伍国莹曾是潘启家族同文行的帐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自创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二十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商总”。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乎想象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他对外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很多来往信函中，都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东印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而伍氏在经营上的才干也让洋人非常钦佩，有记载说，某次，双方要盘点一笔百余万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计算清楚了，然后到伍家对账，伍秉鉴根据核对出来的数据，当场就算出了兑付利息，竟与英商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对方极为惊讶和折服。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英国东印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赚得钵满盆满，引起了英国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不满，垄断地位被打破似乎已是时间问题，伍秉鉴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很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轻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资。
威廉·查顿是东印公司的一位随船医生，后来独立门户创办洋行，伍秉鉴与之合作，查顿在广州注册的洋行名称就是貌似与怡和行“一胞双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终于发生重大变化，国会剥夺了东印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此后，东印公司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在伍秉鉴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占有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商界，查顿有“铁头老鼠”的浑号。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东印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东印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的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做担保，旗昌很快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自1833年英国东印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