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桔者言 精彩片段：
四、知识资产（8篇）
新劳力经济学
一位新相识的朋友，见我屡次为文谈及产权的问题，认为我过于着重物质资产，忽略了人类知识资产的重要。但屈指一算，我起码已有五篇用中文写的文章是提及了知识资产的。我也曾指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文革期间中国对知识的破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相提并论。可能因为我从来未用“知识资产”为主题，我要强调的就不够明显了。
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本小书里，我指出知识贫乏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指出目前在中国，人力资源——包括知识资产——并非私有。
但舒尔兹（T.W.Schultz）阅读这论文后，竟来信说：“为甚么你不提及那最重要的知识资产？为甚么你说中国没有多量的私有产权，人力在中国就不是私产吗？”这指责令我莫名其妙！
舒尔兹是因鼓吹知识资产（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而获诺贝尔奖的。我若在文章内不是每段都提及这种资产，他就可能认为我轻视了它！但舒尔兹怎可以认为人力资产——这包括知识——在中国是私有的资产呢？他曾到中国讲学，怎会连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换工作的权利也不知道？私有产权的定义，是包括自由转让，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在人力及知识的资产上，这些权利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资产在中国不能算是私产。
缺乏了人力资产的自由转让或自由买卖的权利，知识的发展或增长就一定有极大的障碍。单就是这一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言之过早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会稍后向读者详加解释。
马歇尔（A.Marshall）是第一个经济学名家认为知识是资产中最重要的。我同意这观点，且准备在下一篇文章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分析。人力及知识到了费沙的手上，就被一般性地归纳为资产。以费沙之见，任何可以引致有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市值就是资本。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比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去甚远。
而马克思的各种矛盾，到费沙以后就渐变成为历史了。可惜费沙的经典之作“利率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至今还未见有中译本。
近20年来，劳力经济学（Labour Economics）渐被称为新劳力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呢？主要的就是加多了知识资产的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除舒尔兹以外，这门学问的高手包括贝加（G.Becker）、铭沙（J.Mincer）、路易士（G.Lewis ）、雷斯（A.Rees），及他们的多个得意弟子。在近20多年来新崛起的重要经济学说中，新劳力经济及产权经济（后者包括交易费用）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它们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既然远在19世纪末期，马歇尔就认为知识资产最重要，为甚么“新”劳力经济学要到近20多年来才盛行呢？我自己的答案是，知识及科技的进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飞猛进，令人瞩目。有人认为近30多年来在科技上的进展，要比过去的3000年的总和还要大。姑勿论这观点是对或是错，近30多年进展的惊人是无可否认的。
马歇尔有先见之明，但新劳力经济学的盛行，似乎是受了事实说服力的影响。
在知识科技发展最快的30多年中，中国不仅闭关自守；更为甚者，就是中国执政者在这期间内将知识加以惨无人道的摧残！这是中国的不幸。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1/4的以天赋驰名的人口，这摧残是全人类的不幸！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希望还在将来。在知识的问题上我应写些甚么呢？我还是重施故技，写点知识资产与产权的关系吧。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制度上的问题（这点中国执政者似乎是不同意的）；经济制度是产权的问题（这点中国执政者可能不同意）：知识是一种资产（这点中国执政者似乎是同意的）：知识科技对中国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这点中国执政者显然同意）。且让我在下一篇文章，先从“同意了”的一方面说起。
1984年3月30日 重要的知识资产在自由市场的制度里，专业人士靠知识而得可观收入的例子，比比皆是。纵使被一般人认为是极平凡的专业，在香港要有安定可靠的收入并非难事；没有专长而有良好普通常识的人，只要肯干、有信用，何愁找不到雇主或想不出可以谋生的小生意。知识帮助生产，市场于是就奖励知识，这是浅显不过的道理。话虽如此，几个古老相传的谬误却把知识的价值大大地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