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所在 精彩片段：
Ⅰ 阅读
献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所以，我们当伫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伊丽莎白·毕晓普
《旅行的问题》
诗人的散文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加缪在1958年一封向帕斯捷尔纳克☾1☽致敬的信中如此说。后者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中的一员。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这群作家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的二十世纪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具有（或将被证明具有）跟俄罗斯的十九世纪同样的塑造力，并且由于它也是我们所处的世纪而愈见迫切和意义深远。
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一项成就。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对于他们自己的散文，诗人们表示了最激烈的不屑：过分追求严肃性将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诋毁。帕斯捷尔纳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把他青年时代那些出色、精妙的回忆录式散文（例如《安全通行证》）斥为可怖的现代派和自我意识，同时宣称他当时写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真实和完整的，他的诗歌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更典型的是，诗人们都信奉诗歌的一个定义，把它当成一家大企业，其固有的优越性（文学的最高目标，语言的最高状态）使得任何散文作品变成相形见绌的小公司——仿佛散文永远是一种沟通，一种服务活动。“教诲是散文的神经，”曼德尔施塔姆☾2☽在一篇早期散文中说，因此“对散文作家或随笔家有意义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散文作家必须使自己对他们同代的具体读者发言，而诗歌总的来说则存在一群有点儿距离的、未知的读者：“与火星交流信号……是一项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事。”
茨维塔耶娃☾3☽认同这种把诗歌作为文学事业之顶点的看法——这意味着把所有伟大的作品，甚至伟大的散文作品，跟诗歌等同起来。“普希金是个诗人，”她在随笔《普希金与普加乔夫》中总结道，而“他这位诗人在‘古典’散文《上尉的女儿》中展示的力量，是他在别处所难以比拟的”。
茨维塔耶娃在概括她对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的热爱时表现出来一种尚不完全是悖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约瑟夫·布罗茨基☾4☽在他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俄文）所写的前言中加以发挥：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像较早时候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为他的诗歌定义取得一个漫画式的对立面：他把松弛的精神状态等同于散文。给散文和诗人转向散文写作的动机，定了一个贬损性的标准（“通常受制于经济考虑，‘干旱期’，或较罕见地受制于挑起争端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给诗歌定了最崇高、规范的标准（其“真正的主体”是“绝对的客体和绝对的感情”），这样一来诗人就无可避免地被视为文学的贵族，散文作家则是中产阶级和平民；用布罗茨基的另一个概念来说，诗歌是空军，散文则是步兵。
这样一种诗歌定义，实际上是同义反复——仿佛散文与“散文味”是同一回事。而“散文味”作为一个贬义词，意味着冗赘、平凡、普通、驯服，这恰恰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理念（据《牛津英语词典》，最早以借喻方式使用这个词，是1813年）。西欧浪漫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特征的主题之一，是“为诗辩护”。在为诗辩护中，诗歌是一种既是语言又是存在的形式：一种强度、绝对坦诚、高贵、英雄主义的典范。
在现实中，文学群体是贵族。而“诗人”向来是一种“高贵身份”。但是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的高贵与优越性已不再被画上等号，反而是获得了一个敌对角色：作为自由之化身的诗人。浪漫主义者发明了作为英雄的作家，这种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的中心（俄罗斯文学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起航）；碰巧，历史使辞令成为一种现实。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是英雄——他们别无选择，如果他们要成为伟大作家。而俄罗斯文学则继续孕育有关诗人的浪漫主义概念。对现代俄罗斯诗人来说，诗歌坚持不墨守成规，自由，个人对抗社会的、粗劣的当下和大众的叫嚣（仿佛散文最终的真正状况是“国家”）。难怪他们继续维持诗歌的绝对性及其与散文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