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所在 精彩片段:
Ⅲ 彼处与此处
论被翻译
我先说一个故事。
那是1993年夏天,我回到萨拉热窝(我三个月前来过一次),这一回是应当地一位剧院总监邀请,来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一家遭过炮击的剧院导演一出戏。我四月份逗留萨拉热窝期间,曾与他见面,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回来当导演,我说好的,好的,很乐意,而我选择的戏——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也得到他和我见过的其他戏剧界人士的认可。不用说,这出戏将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上演:我从未想过我选择的演员们也许会有或应该会有另外的考虑。没错,他们多数略懂英语,来看我们这出戏的有教养的萨拉热窝人,也会有一部分略懂英语。但是,一个演员的才能,是与他或她用以发展其才能的语言之节奏和声音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塞—克语是我们料想每位观众都懂得的惟一语言。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敢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来导演一出戏,未免太轻狂了,对此我只能说,戏剧保留剧目在国际上的运作方式,如今几乎已像歌剧保留剧目向来的运作方式一样。阿瑟·米勒多年前应邀到上海导演《推销员之死》时,对中文的认识并不比我对塞—克语的认识多。不管怎样(请相信我),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困难。除了你的戏剧技巧外,你尚需要一对能感受音乐的耳朵和一位出色的传译员。
在围城萨拉热窝,你还需要很多精力。
七月份,我乘坐联合国一架军机飞抵萨拉热窝,我的背包里塞满袖珍手电筒和一袋AA电池,我的防弹背心的一个口袋里有贝克特这出戏的几册英文版和法文版。我抵达的翌日,就开始面试一群才华横溢、营养不良的演员(他们大多数是我第一次逗留期间结识的),绘制我心目中的布景草图,以及试图了解萨拉热窝剧院的一般做法——譬如在被围困的匮乏条件下和在不停轰炸的恐怖环境下可能的做法。挑选完毕,演员们和我便在剧院的地下室挤成一团——在第一周之前,不必在楼上工作,那里是舞台区域,较不安全——做即兴表演和磋商排练时间表(每个人都有繁重的家庭责任,尤其是需要花几个小时取水),以及学习互相信任。剧院外的噪音持续不断。战争就是噪音。贝克特似乎比我想像中更合适。
我不必向萨拉热窝人解释贝克特。我的一些演员对这出戏已很熟悉。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剧本。在四月份离开萨拉热窝前,我曾跟监制说好,我指望他准备好贝克特这出戏的译文的足够副本,以便我七月份回来时可提供给演员和其他参与制作这出戏的人。放心好了,他说。可是,我回来那天,向他要剧本副本来派发时,他宣布说,为了对我来萨拉热窝工作表示敬意,正在重新翻译贝克特的剧本,以示郑重。事实上,翻译工作现正展开。
嗯—啊。
“翻译还未……完成?”
“唔,也许已经完成了,”他说。
哦。
就是说,除了塞族人的大炮、手榴弹、市中心屋顶狙击手持续不断的枪火、没电没水、剧院残破、营养不良的演员们的紧张、我自己的焦虑和担忧之外,我还有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的监制解释说,是打字机:一台旧打字机,却是译者惟一可以获得的,色带已非常模糊(已持续使用了一年;现在是围城开始以来的第十六个月)。但是,他向我保证,这个译本将是这次演出的真正资本——只要我耐心点儿。我说我会尽量耐心。
我知道,在前南斯拉夫,曾上演过贝克特很多出戏——最常演出的一出,不是别的,正是《等待戈多》。(事实上,我选择《戈多》而不是选择另一出我曾考虑的《乌布王》☾1☽,部分原因是贝克特这出戏最广为人知)。早在五十年代,就应已有一个译本了。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我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新译本。
“是不是现有的译本不太好?”我问监制。他本人也是一位导演,曾于数年前在贝尔格莱德上演过这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