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精彩片段：
第十二章 在处境最困难的人眼中
在本章中，
我们见见革命者、
局外人和寻求真实性的人。
如果很多利益不相容的人都声称权利在他们那边，你如何在他们之间做决定？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最后一部分的一段话中，萨特勾勒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不通过询问那些“处境最困难的人”或者“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人”怎么看，来决定每一种情况？你只需要找出该情况中最受压迫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把他们对事件的看法采纳为正确的那一个。他们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真理本身的标准，是确证“人与社会真实面目”的方式。如果某件事情在处境最困难的人眼中不是真的，萨特说，那它就不是真的。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简单得有些惊人，轻轻一下子便抹去了强势群体肆意用来逃避责任的那种伪善言辞——也就是所有那些省事的借口，比如说穷人就“配”穷人的命，或者富人就是有权得到积累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比例惊人的财富，或人们应该将不平等和苦难视为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在萨特看来，如果穷人和弱势群体不相信这样的论点，那它们就是错误的论点。这有点儿类似于“热内原则”：弱者总是正确的。从这时起，萨特也像让·热内一样，开始高兴地让自己服从于那些被异化的、被压迫的、被阻挠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试图用局外人的目光，来审视特权阶级——就算特权阶级也包括了他自己。
没人可以说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借用别人的视角会对心理造成压力，还因为任何试图这么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逻辑和概念难题。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谁在任何时候都是处境最困难的人？每次弱者变成强者后，一切都得重新计算，所以必须要对角色的转换进行持续不断的监控——但是要由谁来监控呢？☾1☽
正如梅洛-庞蒂在他的《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指出的那样，萨特本人并不坚持他自己的原则。面对在苏联监狱中那些处境困难之人的凝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重视他们指责的目光，还给出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被无视的理由。不过，或许“凝视”这个概念本来也不是为了始终都能说得通。就像列维纳斯或薇依的伦理哲学一样——理论上讲，他者的凝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程度上是无限的——一个理想并不会因为不可能坚持，就变得不那么鼓舞人心。
萨特这个“在处境最困难之人的眼中”的观念，与列维纳斯“面向他者的伦理学”一样激进。在一些人看来，将道德交给众多的人类目光和个人视角来审视，会引发混乱，失去进行真正革命的可能性。萨特忽视了这种路线，表明了他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独行其是之人。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这条新路径，更多地吸引了那些不愿加入任何党派，但却积极参与新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社会排斥、贫穷和殖民主义的抗议活动。萨特全力支持这些斗争，并竭力提供了帮助——主要是用他最喜欢的武器：笔。为年轻作家的论战著作撰写前言，给了他可以介入的新主题，并让他感到他的哲学真的做到了一些事情，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早在1948年时，他就曾写过一篇题为《黑皮肤的俄耳甫斯》（ ）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是作为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的《新黑人与马达加斯加诗歌》（ ）的序言发表的，在文中，萨特描述了由黑人和后殖民时代的作家创作的诗歌，如何经常翻转了他们的压迫者那种固定、评判的“凝视”。从现在开始，他说，欧洲白人不能再厚颜无耻地评估和执掌这个世界了。相反，“这些黑人正在看着我们，我们的目光回到了我们自己的眼睛中；反过来，黑色的火炬点亮了世界，我们的这些白色头颅只不过是在风中摇摆的中国灯笼。”（那段时间的萨特，仍然在打磨他的比喻。）☾2☽
1957年，他为阿尔伯特·梅米的两本书《殖民者的肖像》（ ）和《被殖民者的肖像》（ ）撰写了序言——被放在一起翻译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两本书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分析女性迷思的方式，对殖民主义的“迷思”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在此之后，萨特又为一部划时代的反殖民主义著作，弗朗茨·法农出版于1961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 ），写了一篇更有影响力的前言。
法农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本身就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一直致力于种族、独立和革命暴力的问题。出生在马提尼克、有着非洲和欧洲血统的法农，曾在里昂跟随梅洛-庞蒂等人学习过哲学，但是他并不是很喜欢梅洛-庞蒂那种冷静的风格。195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 ），探索了在白人主宰的世界中，黑人的“生活经验”被投射到了他者的角色上。这本书充满了激情，一点儿都不冷静，但也具有高度的现象学特征。
接下来，法农搬到阿尔及利亚，并积极参与到了独立运动当中，但也因此在1956年被驱逐出境，去了突尼斯生活。在那儿被确诊为患有白血病后，他去苏联接受了治疗，病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在1961年，当他开始写《全世界受苦的人》时，病情再次加重。之后，他拖着发烧和虚弱的病体去了罗马，并在那里经朗兹曼的引见，认识了波伏娃和萨特。
萨特当时就为法农倾倒了，并且高兴地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写了序言。他本来就喜欢法农的作品，见面后，更是喜欢法农本人。朗兹曼后来评论说，他还从没见过萨特像在那次会面时那样被一个男人深深迷住。他们四个人边吃午餐边交谈，然后又聊了一下午、一晚上，最后，到第二天凌晨2点时，波伏娃不得不坚决要求萨特需要回去睡觉。法农受到了冒犯：“我不喜欢那些霸占资源的人。”他和朗兹曼继续聊到了早上8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