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简史 精彩片段：
第四部分 真相
第十六章 正义：人类的道德困境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人类的道德，很适合处理小型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我抓到一只鹿，而你空手而归，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如果你去采蘑菇，满载而归，但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抢走吗？如果知道你打算暗杀我，我可以先发制人，在暗夜里一刀划过你的喉咙吗？☾1☽
如果只看表面，人类虽然从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情况似乎并没什么改变。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叙利亚内战、全球不平等、全球变暖等问题，只是将过去问题的规模放大了而已。然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规模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从正义的观点（一如其他许多观点）来看，人类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世界。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21世纪的公民无论有宗教信仰，还是相信世俗主义，都抱持着许多价值观，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实现这些价值观。这是个数字问题。经过长久进化、由狩猎采集者建构的正义感，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如果要把这套正义感应用于各大洲数亿人之间的关系中，只会出现宕机停摆。
想要追求正义，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如果你用采来的蘑菇喂养小孩，我却用暴力把整篮蘑菇抢走，这意味着你的一切辛劳付诸东流，孩子必然饿着肚子入睡，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现代的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个特点：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例如，我可能就是静静地待在家里，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定居者的同谋。在社会主义者眼里，我之所以过着舒适的生活，是因为脚踩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野蛮且习以为常地剥削着数亿只家禽家畜。
这一切真的都该怪我吗？这实在很难说。我现在的生存，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络，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来自哪里，是谁制作了我穿的鞋，或者退休基金正拿着我的钱在做什么投资。☾2☽
偷走河流
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正在泥地里玩呢。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叫作“孩子”）。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我实在太无知了。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在我投入时间查明这个事实的同时，可能会错过更重要的一些发现。例如，我晚餐吃了鸡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鸡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地以我的名义、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我该如何应对？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还是觉得结果并不重要，该从绝对责任（categorical duties）来判断（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这样说），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谓的偷盗还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个不属于你的东西。然而到了现在，如果要讨论盗窃，真正要谈的重要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举例来说，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购买某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资收益。这家公司利润极高，但原因是规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废物排入附近的河流，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公共卫生或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该公司财大气粗地请了一大批律师，避免被告上法庭进行赔偿，甚至还聘请政治说客，阻碍制定加强环境保护的法规。
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偷了一条河”吗？我的角色又如何？我从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也从没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如何获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那么，我也犯了偷窃罪吗？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该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们可以用“意图道德”（morality of intentions）的概念来回避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的意图，而不是我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但在这个一切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人必须要“知道”各种事。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地方邮局的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顾员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顾客的包裹遗失，他还会亲自帮忙寻找。他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会确保邮包准时送达。但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效率和体贴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不论是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品、国防军的招募要求，抑或下达给地方盖世太保的残酷命令，都因此飞速传达。对于那些不真诚求知的人来说，他们的意图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诚求知”？每个国家的邮政人员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包，如果发现里面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单，就该辞职或起身反抗？现在回头看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来的。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