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 精彩片段:
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发展
第四节 清代儒家——新经学
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官方儒学——朱子学除了反复咀嚼宋人的残羹剩饭,再也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相反,民间的儒学倒还具有相当的活力。清初的知识分子总结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空疏无用,是导致国破家亡的重要原因。他们摒弃理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为这才是真儒学。经学家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说理学讲明心见性,实际是禅学。它们不研究六经之文,不讨论当代之务,不从事修己治人的实学,也就是说在经学之外搞理学,所以走上迷途。其实本没有离开经学的理学,因而真正的学问只有一种,那就是经学。不过顾炎武的经学既与董仲舒式的微言大义之学不同,也与繁琐的考据之学不同,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阐发、体现他的实学思想的力作,后一本书就是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记述各地山川形胜、经济状况、风土人情等等,为反清复明、治理天下做准备。
与顾炎武齐名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受王学自做主宰思想的影响,发展了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写成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他批评了以往的君主观,尖锐指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在创业时牺牲无数人的性命,守成时搜刮天下人的血汗,以满足一己的私欲。他认为,上古时代人民是天下之主而君是客,三代以后则倒了过来,君是主而人民是客。三代以上之法是“天下之法”,后世之法则是君主“一家之法”。他要求废除“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变君主民客为民主君客,使人民重新成为君的服务对象。这些思想是近代民主意识的萌芽。为改变君主专制,他提出把学校变为议政机关,天子的政策法令要经学校议论通过方可实施。他的学校已经具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某些功能,在当时能提出这种设想,的确难能可贵。黄宗羲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熟悉明史,有专著数部,以布衣身份从事《明史》的修撰,其中不少重大疑难问题是由他定下来的。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宋、元、明哲学史资料,以学案体裁系统反映了宋、元、明各个学派的面貌和演变。他用史学之实,反对了理学的空疏。
与顾黄同时的大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学说,他认为,理不在气外,道不在器外,真正的实体是气或器,理或道是气或器的运动规律。否定了程朱的高高在上的天理。在他看来,道随器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在学习和实践的活动中形成、变化。他还对宋明儒者“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提出批评,认为理离不开欲,理是调节欲求的准则,去了欲怎么会有理呢!王夫之思想深刻,知识丰富,达到了儒家理学的新高峰。
这时提倡经世致用的还有哲学家颜元(公元1635—1704年),他认为理学家们要人读书、静坐、内省,而不鼓励人们去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事,一面害了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同时也误了国家,使它无人治理,无人保卫,走向灭亡。他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存学编·上陆标亭书》),用实实在在的践履,代替道学关于理气心性的空谈。
由于清政府用高压手段禁止人们探讨现实问题,鼓励读书人脱离实际搞考据。因此,顾、黄开创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新经学和史学研究,乾、嘉以后逐渐转变成为考据之学。
考据就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天文历算、地理史实等各方面的研究入手,对古代典籍进行诠释。清代对古文献的整理和诠释成绩卓著,远胜前人,其中一些成果在思想史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胡渭的《易图明辨》论证朱熹等人奉为神明的《太极图》,原本是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证明道学的一本经典《古文尚书》,是晋人王肃编造的伪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通过对天理、人欲等字和词的解释,批评宋明儒把理欲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理是尊贵者压迫卑贱者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而以理杀人更为残酷。
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社会生活之中,清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强烈地吸引读书人的注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人抛弃考据,转而研究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鸦片战争前后,公羊学者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魏源(公元1794—1857年)提出改革朝政和学习外国技艺以制服它们的响亮口号,在当时的政界和知识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儒学在封建社会结束时的最后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