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章与篆刻 精彩片段：
第二章 印章概述
第五节 印章边款
边款是落在印面以外的款识。内容多是署篆刻者姓名、别名、别号、年龄、刻制日期(多用干支纪年)、地点，或注明为谁刻制、与印主的关系、师法来源、印文出处、刻印意图等，也有表达作者的艺术见解和感想，或附刻诗文，配以图案的。
印章边款的使用，是从古代青铜器上的款识借鉴而来的。青铜器物上的款识，也叫“钟鼎文”。凹下的字，即阴文，称为“款”，凸出来的字，即阳文，称为“识”。
古代印章上多无边款，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印章质地都是铜的、玉的，过于坚硬，不易凿刻的缘故。再说那时的印章都是专业工人制作的，也没有必要刻边款。但在隋代官印的印背上，已有凿刻的年号款出现。宋代官印，印背上也大都刻有年款和铸造机关，私印铭款也很精美。边款的盛行，是在人们广泛使用石料制印以后。
元代以后，用石料制印，给文人篆刻带来了方便，他们开始自己篆写印文，自己动手刻制印章。这时的印章，已不仅是自己用，还可以当成礼物，馈赠友朋。印章成了文人相互交往的媒介，这就需要在刻制的印章上落款。
在印章艺术光耀文坛的明清两代，边款已成为印章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枚印章中，边款和印面的关系，如同字画中的题款一样不可缺少。没有边款的印章，就好像一幅字或一幅画上没有作者落款一样，不能算作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边款的出现，为印章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除边款的字体、刀法、技法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以外，从明清以来传世的名家篆刻作品来看，边款为我们提供了鉴定这些作品的实物依据，也为研究篆刻者的生平、志趣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有些篆刻家，本互不相识，但是边款却能把他们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可切磋技艺。如吴熙载和赵之谦二人都是清末著名篆刻家，他们互相敬佩却从未见过面。赵之谦在一枚印章的边款中推崇吴熙载道：“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事隔数年之后，吴熙载才在赵之谦的印谱中看到了这一段边款，便热情地刻制了“二金蝶堂”、“赵之谦”二方印章转赠给赵之谦。两位篆刻家以印会友，在艺林中传为佳话。
边款的字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也有在一枚印章的四周，分刻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但一般刻制边款很少使用篆书，这是因为印文多用篆书，边款用另外一种字体，既好看，也使人感到有变化。
文人篆刻家刻制边款，多用汉魏碑字体，随意写成。字法稚拙，颇见天然之趣。明代刻边款，多沿用刻碑的方法，用“双刀”刻成。清代丁敬则独创了一种用单刀直接刻边款的办法，省去了在石章上用笔打稿的工序。这种不打底稿直接刻制边款的方法，等于是以石当纸，以刀代笔，霹霹剥剥，挥洒自如，字体与刀法的韵味，跃然石上。以后很多篆刻家竞相采用。黄易刻边款，也不打底稿，用“单入切刀法”，右手握刀不动，只转动左手中的石章，每刻成一个字，其石必要旋转数次。近百年来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篆刻家，也都采用这种方法，但齐白石又进了一步，他刻边款的方法是：先刻横笔、再刻竖笔，最后补刻点、撇、捺、勾等笔画。这样比黄易的方法减少了印石转动的次数，简便多了。
明清以来，还有一种用工整秀丽的晋唐小楷刻制的边款，字体笔笔交待得都很清楚，刻制这样的边款，需要有很深厚的刀笔功力。
用行书刻制边款也很普遍。行书字体很适于刻制诗词内容的边款，也有刻散文或其他文学形式作品的。如有一方明代刻制的寿山石方章，高约16厘米，四周刻有《兰亭序》全文300多字，书体是定武兰亭字样(定武兰亭系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通篇一气呵成，不失其“天下第一行书”的气韵。六厘米见方的印面，刻的是兰亭序文中“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句子。可以说这是一件篆刻与书法和文学内容相结合的艺术作品。
古人刻边款都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为了盖印的方便，避免把印章的文字盖倒。边款字数少，只占一面的，要刻在印章的左侧。字数须占两个侧面的，从印章的前面(即对着自己的一面)开始，终结在左侧。刻三面边款，从印章的右面开始，终于左侧。四面边款，则始于印章的后面，经右侧、前面，终止于左侧。五面边款次序与四面相同而终于顶部。总之，刻边款的位置是以左侧为主，无论刻几个侧面，边款的结尾都要在印章的左侧。边款也有只刻在顶端的，大都是扁形无纽章。
刻带纽的印章边款，也有一定的位置。瓦纽、桥纽、鼻纽、覆斗纽、坛纽等，以穿孔的位置定左右；狮纽、虎纽、龟纽等兽纽，则以兽尾所在的位置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