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陵墓 精彩片段：
第九章 唐代帝陵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至907年灭亡，前后近300年，共历21帝。其中除武则天合葬于乾陵，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柷〔chu触〕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具体地点不详)以外，其他18个皇帝的陵墓都在陕西省关中盆地，渭河以北的黄土原(俗称二道原)和北山各岭顶部。陵区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分布于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绵延100多公里。黄土原海拔500—800米左右，原高土厚；北山山脉海拔750—1200米，山峰南北成陡坡，东西为深谷，多属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置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图8)。
唐代陵园建制，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中轴线南北向，东西对称布局。兆域内帝陵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作三级台阶状。陵墓所在的内城偏北，外设外城，陪葬墓多在陵园东南，内外分为三重。这种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其设计思想显然受到都城长安城布局的影响，并且影响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帝陵的设计。各陵占地面积很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120里，乾陵周围80里，泰陵周围76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座陵周围40里，献陵最小，周围20里。
唐代18陵的构筑分为“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积土为陵的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四座，都分布在黄土原上。这类陵丘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类似汉代陵墓，但规模较小。其余14座则依山为陵，分布在北山山脉。这类陵墓利用山势，玄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山腰上，上部不筑坟丘，前面有一条长墓道，气势十分宏伟。经过勘察或试掘的乾陵、桥陵、定陵、泰陵、建陵、崇陵和简陵的墓道和墓门全部用石条砌筑封堵。桥陵墓道全长约70米，宽3.78米。墓道下层的石条排列整齐，石面皆刻出编号，用天、地、玄、黄、宇、宙等字划分，有“天卌一”、“地卌六”、“玄卌一”、“黄卌五”等。石条最长的1.22米，最短的0.37米，厚0.4—0.45米。石条间的缝隙以石灰灌注。估计整个墓道共砌筑石条3900多块。
关于唐陵“玄宫”，文献记载笼统，也没有经过考古发掘，结构尚不清楚。据《唐会要》记载，昭陵玄宫进深75丈(约230米)，前后安置五重石门。五代的温韬盗掘时曾看到：玄宫“中为正寝，东西厢列”，建筑宏丽，不异人间，墓内随葬有包括“前世图书、钟王笔迹”在内的大量珍宝。通过几座发掘的陪葬墓可以对了解玄宫的结构得到一些启示。如懿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是按“号墓为陵”的制度构筑的。懿德太子墓墓室由斜坡墓道、六个过洞、七个天井、八个小龛、前后甬道和砖券穹隆顶前后墓室组成，全长100.8米。其布局模仿皇帝内宫设计。过洞大致相当于宫城门、宫门和殿门，而前后室则象征前朝后寝。墓内有大量的壁画，使用哀册，不用墓志。壁画内容有门列棨〔qi启〕戟，仪仗出行，以及伎乐、供奉、内官、宫女等，都与文献记载的宫廷制度相吻合。
陵园有内外两重围墙，布局左右对称。陵墓四周夯筑内城墙，四面各辟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东华)，西曰白虎(西华)。积土为陵者，城多为方形，四门正对陵丘。依山为陵者，城呈不规则多边形，南、东、西三门大多正对玄宫，北门多因地势而筑，方位不正。门外均有阙一对，四角有角阙。外城墙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内城南门内有献殿，南门外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中间设阙名乳台，南端设阙名鹊台。乳台与南门的距离一般在600米以上，乳台与鹊台的距离一般为2000多米，少者1500米左右。乳台至南门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门阙、角阙、乳台和鹊台基址均为夯筑，夯层厚约八厘米。底部四周砌条石，上部外面包砖。遗址附近多有唐代砖瓦，推测上部原有楼阁建筑。“下宫”多数建在帝陵西南、鹊台西北、距陵墓2.5公里左右的山下，是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和进行日常献祭的地方。
唐太宗昭陵是唐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玄宫所在的九嵕〔zong宗〕山，山南地势孤绝，山北则较平缓。因距献殿较远，所以特在陵的北面玄武门内修建了一座祭坛作为举行大典的场所，是其他陵所没有的。祭坛遗址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寝殿在山南50米，是一座院落式建筑。坐南面北，周有墙垣，东西长237米，南北长234米。正殿在南，东、西、北三面为廊，院中有方亭，院门有三个门洞。九嵕山的东、西、南三面建凿许多石窑洞，有的洞壁用石条砌筑，顶部有壁画痕迹，洞口有封门石。东西两面的窑洞大概是放置随葬品或为陵园杂役人员的居室，南面的窑洞可能是供灵魂游乐的场所，即“顶上亦起游殿”的游殿。山的东南和西南尚存当年架设栈道的遗迹。昭陵地面建筑虽然已荡然无存，但献殿遗址出土的一件屋脊上的鸱〔chi吃〕吻高达1.5米，重约150公斤，可以想见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而由众多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唐陵遗留下大量石刻，形式包括圆雕、浮雕和线雕。题材之广和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堪称我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宝库。这些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两侧和四门外，其中以神道石刻数量最大，种类最多。
大体上早期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的石刻形制巨大、雄浑，题材、数量、陈列位置等并无定制。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的石刻虽仍保存前期风格，但雕刻艺术更为精湛，而且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基本形成定制。中晚唐时期，自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的13座陵墓，石刻大部分形体卑小，制作粗糙，组合上也出现混乱现象，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境况。
昭陵由于山南地险，石刻都集中在陵北。《唐会要》卷二十载：“上欲阐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旧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祭坛东西庑布列太宗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唐太宗为追念自己南征北战的功绩并纪念心爱的战马，在埋葬长孙皇后之后即诏令雕刻“六骏”。据说，“六骏”都是从西域和波斯马中精选出来的良马。在雕刻时，先由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并令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赞语于石的上角。
“六骏”雕刻在高2.5米、宽三米的石板上，据《全唐文》所收赞文记载，原分东西两组。东面第一骏“特勒骠”为黄马，白喙，微黑，是平定宋金刚时的坐骑；第二骏“青骓”苍白杂色，前中五箭，是平定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三骏“什伐色”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是平定王世充、击败窦建德时的坐骑。西面第一骏“飒露紫”紫色，前中一箭，是攻洛阳击败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骏“拳毛騧〔gua瓜〕”为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是平定刘黑闼〔ta踏〕时的坐骑；第三骏“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是平定薛仁杲时的坐骑。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附刻人像的，人正在俯首为马拔箭。据《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它所表现的是攻击洛阳王世充时丘行恭拼死护驾让骑拔箭的故事。“拳毛騧”和“特勒骠”表现出缓步行进的安然神态，其他四匹则表现了奔腾的强劲姿态。这些技艺精绝、又寓意着丰富历史内容的艺术珍品，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可惜已于1914年全部被破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被盗运到美国，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复原后，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昭陵玄武门内，原陈列着高宗年间所刻的14尊“蕃酋”像，包括突厥、吐蕃、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新罗、乐浪等的可汗和王，他们都曾受唐朝的诏封。石雕像高二米多，座高一米。清乾隆以后大多被毁，现存的仅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等。自昭陵设置“蕃酋”以后，各陵也都设“蕃酋”或“蕃民”的石像。乾陵保存较完好，共有61人，玄宗泰陵存三人，敬宗庄陵存八人。德宗崇陵仅存一人，貌似南亚人。
自高宗乾陵以后，陵墓石刻群的组合排列有一定规制。内城四门各列石狮一对，北门外有石马和马夫，南门外神道两侧立华表、翼马、驼鸟、石人、石马和马夫、“蕃酋”像等，但石刻的数量各陵不等。各陵中乾陵石刻最多，现有109件，桥陵次之，现有80余件。桥陵石刻中无“蕃酋”和碑，其余数量、种类、排列顺序和乾陵相同。
唐高祖献陵仿汉代制度开始实行陪葬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明文规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8年)正式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zhunxi谆西，墓穴〕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除陪葬墓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从葬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规定：“其有父祖陪葬，子孙欲从葬者亦宜听允。”据金石著录和发掘资料，昭陵和乾陵均有从葬者。
唐代陪葬以唐初诸陵为多，玄宗泰陵以后甚少，到晚唐基本上消失。其中昭陵陪葬者最多，但各书记载不一。根据调查，地面现存封土坟丘167座，可以确认墓主姓名的有57座，包括文武功臣、皇子、公主、妃嫔，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著名的有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侍中郑国公魏征、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国子祭酒孔颖达以及突厥大将军史太奈、阿史那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