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2:北归 精彩片段：
第十四章 残阳如血
第一节 胡适归国
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5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朝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几近夷为平地、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简短的记述，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9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6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由欧洲返华盛顿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胡适使美，国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同时表示：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当时的行政院长、与胡适关系并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发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态度：“启程莅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至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傲慢加一部分操蛋派议员，不为胡适的演讲鼓吹所动，坚硬的脑袋中一如既往地残存着严重的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奸商巨头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发战争横财。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曾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有过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信用贷款的途径。顾维钧迅速将此消息转达重庆，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陈光甫与徐新六两位金融界巨头前往美国。由于徐新六自港飞渝时座机被日本飞机击落，陈光甫只得独自赴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整日只想着自己如何捞钱和与日本人讲和，压根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谭式地交代陈赴美后要争取3亿～4亿美元的贷款。陈光甫当即认为孔祥熙乃一无知痴儿，不足与之为谋，更无须与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暂时间里，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使馆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托，反对的嘴巴就不易张开。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争取到较多的贷款。陈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很快与美国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美国银行终于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