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精彩片段：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