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伪心理学”说不 精彩片段：
第9章 打破“神奇子弹”的神话——多重原因的问题
在第8章里我们关注了聚合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寻求一种能够在变量间建立单一联系的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不只看两个变量间的单一联系，还将重点关注另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人的行为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决定的。
任何一个特定行为都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变量引起，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变量共同决定的。认定变量A和行为B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变量A就是引起行为B的惟一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发现，收看电视的时间和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相关，但不会就此认为收看电视时间是影响学业成绩的惟一因素。道理很简单，学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大量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的质量等等）。实际上，相对于这些变量，看电视只是影响学业成绩的一个次要因素而已。同样地，收看大量的电视暴力也不是使儿童表现出攻击行为的惟一原因，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
但人们常常忘记行为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他们似乎要去寻找那颗所谓的“神奇子弹”——即他们感兴趣的、造成行为的惟一原因。心理学家希尔多·瓦茨（Teodoire Wachs, 2000）以人们试图解释1998至1999年间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方式作为例子，指出，人们认为涉及的原因包括枪支容易获得、父母对孩子较低的关注、互联网、影视暴力、同伴影响和精神疾病。瓦茨认为，“很少有人觉得校园枪击案激增是上述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只针对某一个潜在的原因”（p.x）。
和本书中谈到的许多其他原则一样，具备原因多样性的观念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提醒我们不要过于依赖单一的原因解释。因为这个世界盘根错节，影响行为的因素也多样而复杂。虽然我们可以证明某一变量引起了某一行为，但并不代表已经发现了影响该行为的惟一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对某种特定行为做出全面的解释，研究者必须探讨各种不同的变量对它的影响，并把这些研究结果整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描绘出所有与该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虽然说某个变量只是影响特定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并且只能解释这一行为的一小部分，但并不是说这个变量就是无足轻重的。首先，这一关系可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其次，这一关系可能具有应用价值，尤其当这个影响变量是可以进行人为控制的时候，如前面提到的电视暴力的例子。如果控制了这一个变量，能够使每年的暴力事件降低1%，那我想没有人会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总之，如果问题行为至关重要，那么懂得如何去控制其中一个哪怕非常小的原因也具有非凡的价值。
罗森塔尔（Rosenthal, 1990）举过一个治疗心脏病的例子，在一个实验中，某种治疗方案能将患者存活率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然而，即使这样，这个结果也被认为是意义太过重大，以至于基于伦理考虑，实验者不得不提早终止研究：既然实验治疗结果这么有效，对那些被随机分配在控制组的病人，让他们仍然使用安慰剂显然是违背伦理的。同样，任何能够将机动车死亡率降低1%的因素都至关重要——每年都能挽救450条生命。将凶杀案案发率降低1%，则每年能挽救超过170条生命。总之，一个结果是由多重变量决定的这一事实，并没有降低任何一个与结果存在因果相关的变量的重要性——即使这一变量仅能让结果产生很小的变化。
交互作用
原因多样化的观点引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交互作用。这个概念在许多方法论的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因此这里不再赞述，只是稍提一下：当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和另一个因素共同起作用时，它们会对该行为产生与各自单独起作用时截然不同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交互作用：一个自变量的影响效果依赖于另外一个自变量的不同水平。赛蒙斯等（Simmons，Burgeson，Carlton-Ford, & Blyth, 1987）指导的一个实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些研究者考察了一组青少年的学业平均成绩，想看看一些生活事件（如转学、青春期发育、早恋行为、搬家和家庭破裂等）是否会对学业产生影响。他们发现上述生活事件加在一起，是导致学业不良的关键因素。
另一个例子是迈克尔·努特（Michael Rutter, 1979）对儿童精神疾病相关因素方面的研究进行的综述，他提出：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实验中，那些被单独分离出来的慢性压力并未增加精神疾病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单独作用时，没有一项与儿童的精神疾病存在关联；这些儿童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会比没有家庭压力的儿童高。然而，当任何两种不同来源的压力同时作用时，患病的风险就超过原来的4倍。若是3种或4种压力来源同时作用，那么患病的风险更是增大了好几倍。很明显，这些慢性压力的共同作用远远超过其各自效果的累加，因为几种并发压力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才令其总体效应远远大于单个压力效应之和。（Rutter, 1979, p.295）
当诸如努特所描述的交互作用发生时，要理解其发生的逻辑，可以先想象一个风险量表，得分80~110代表低风险，110-125代表中等风险，125-150则代表高风险。假设我们发现儿童在无压力情况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2，在压力因素A作用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4，而在压力因素B作用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6。当研究因素A和因素B两者对儿童的共同影响时，如果发现风险指数达到了126，也就是说，联合的风险指数远远超过了独立研究单一因素时所预测的结果，就说明了因素A和B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发展心理学中也有许多类似努特所描述的例子。邦尼·布瑞特米亚和克雷格·拉米研究了两组婴儿，一组是非最佳围产期的婴儿，另一组是正常婴儿（Breitmeyer & Ramey, 1986）。在这两组婴儿出生后，再把他们随机分配成两组——实验组及控制组，然后对实验组实施一个特别的育婴方案，该方案是为了防止出现轻微智力迟缓而设计的。控制组的婴儿则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照料。当这些孩子长到4岁的时候，对他们的认知发展能力进行测试，发现在特别育婴方案下，非最佳围产期出生的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认知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没有得到特殊照料的控制组中，那些非最佳围产期儿童的表现低于正常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该研究中，生理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说明，一个复杂的行为结果（认知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非最佳围产期出生的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时，就会出现负面的认知发展结果。研究者们总结道：“这个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理论架构，即对于那些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低的家庭中成长的儿童而言，先天的生理缺陷和后天不良的环境因素会成为他们发展中的累积性危害因素”（p.1151）。
同样地，另一项有关验证抑郁症的“体质-压力理论”的研究（Metalsky & Joiner, 1992）表明，消极生活事件与三种脆弱的心理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达到最大。这三种因素是：归因风格（倾向于把消极事件归因为一些稳定的、整体的因素）、对自我作消极推断，以及对任何行为后果进行消极推断的总体倾向（见Alloy, Abramson, & Francis, 1999）。
很多消极的行为和认知后果都伴随着相似的逻辑。例如，儿童攻击行为是由遗传基因和不良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Pennington & Ozonoff, 1996）。同样地，佩迪特等（Pettit et al., 1999）发现，青少年在成长的早期如果花费大量时间与同伴交往、同时在家里也很少受到父母监管的话，会更容易出现外化行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