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八编 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章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6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1929、1930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30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
二
7月26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缭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