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精彩片段：
结论
我自1949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与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荛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与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清廷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几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俱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剪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弘，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偃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其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撄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