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 精彩片段：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良师、亲人、坚强战士
——怀念马明方同志
惠世恩
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每当回忆起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反复说过的几句话：“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总是犹如万箭穿心，不由肝肠寸裂，潸然泪下。
我曾经是马明方同志的警卫员，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明方同志对我，无疑是一位良师，革命的指路人。我从明方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我将永远不忘。我还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记住马明方同志，记住我们党的这样一位忠诚战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奋斗终生。
（一）
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不感到拘束，而且还能学习很多东西。
我是1947年给明方同志当警卫员的，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我的文化知识，是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会的。当他知道我不识字后，就决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每天都教我识字。这样，他就当上了我的老师。作为老师，马明方同志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规定要我每天都学会五个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写。他还给我订了一条制度，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文化考试。考试成绩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评的。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让我背写生字。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42个生字，站在我的身边，一边念，一边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当我写下35个字，再也写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严肃地说：“42个字就有7个字写不出来，下去还得好好练，好好记，不能光贪玩呀！认真复习复习，下星期六再考。”考试的日子又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学习，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写对了。看到我的这一微小的进步，明方同志很高兴。他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着头光是笑，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却在想，这还不是马老师严格要求的结果吗！考试完毕后，明方同志特意从桌子里拿出一支金星笔奖给我。从此，我便拿着这支水笔写呀写，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为了让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识，有一段时间，明方同志每天都坚持抽出两个小时，看着我认字、写字。如果发现我笔划下的不对，就干脆捉住我的手让我练习。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那个“岁”字没有写对，明方同志便把我手里的笔拿过去，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让我照着写。以后，这个“岁”字我就牢牢记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认识了一些字，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师外，马明方同志还是我的军事老师。记得有一次，组织上配给了我一支新枪。我对这支枪爱不释手，经常把它拿在手里拨弄。但是，那时候，我却只会用，不会擦。一天上午，我一个人在房中把枪拆开，打算擦一下。可是拆开后，却怎么也安装不起来了。整整捣腾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头上脸上都是汗，结果仍然是没有安好。开饭的时间过了，马明方同志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我两手油，一脸汗，他一句也没有批评，而是坐在一边的方凳子上，亲自动手安装起来。他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这种枪的构造，讲枪上的每一个零部件。不大一会功夫，便全部装好了。装好后，他问我学会了吗？直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后，他才满意地笑了。这时候，我才记起还没有给他打饭，便歉疚地问：“你还没吃饭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着说：“你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吃也不迟。你先洗个脸，再到食堂打两份饭，咱们一起吃。”我和马明方同志一起吃着饭，吃饭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许多爱护武器的道理。他从井冈山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征又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再告诉我，过去，共产党没有枪，只得用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有时，还得别个吓敌人的假枪——笤帚疙塔。现在的枪是同志们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用。一定要注意爱护每一粒子弹啊！明方同志的这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次记起这些话，总是自我告诫说，要警惕，一定要爱护每一粒子弹。
（二）
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作为警卫员，本来应该是我处处在生活上照顾他，可是有些时候，倒是他对我的照顾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随马明方同志离开延安，途经清涧、绥德，到山西省的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经常是熬到夜很深时才休息。但是，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他不顾自己，而是一再嘱咐我要休息好。在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明方同志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整一个通宵没合眼。开始，我等着他工作完毕，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待到我醒来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还是坐在桌子前写材料。这时候，正好贺龙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起床后散罢步已经回来了，看到明方同志还在工作，桌上的灯也忘记吹掉，便关心地问他：“你一夜都没睡觉吧？”明方同志诚恳地说：“时间紧呀，我把会议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两位领导谈话时我还在被窝里躺着。这时，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开了身上盖的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贺龙同志注意到我的这些动作，便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马（我姓惠，他故意这样称）当了一夜警卫员了！”贺龙同志风趣的语言，逗得我只是个笑，盯着马明方同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这样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觉）是很多的。马明方同志常常反过来当了我的“警卫员”。
1949年我跟马明方同志在山西临汾工委工作时，曾受过一次轻伤。那是被敌人的飞机炸伤的。当时，明方同志发现了我耳后流血，便用一块粗白布手帕给我揩去了血迹。他关心地问我：“痛吗？”我觉得没什么，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点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感到头疼，有时疼得简直难忍。明方同志对我的伤痛比我自己还焦急。北京解放后，他立即亲自送我到协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我耳后有一块小小的弹皮留在皮肤里，需要动手术取出来。我当时不同意动手术，担心动了手术没人照顾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却坚持要给我动手术。手术是在一个星期五作的，手术前进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经过的情形怎样我一点都不知道。清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里。而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一只手里端着小白碗，一只手里拿了把勺子，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赶紧把碗和勺子凑到我的唇边来，一边还轻轻地说：“喝一点葡萄糖水吧，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着马明方同志那亲切慈祥的脸，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