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 精彩片段：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明方和爱女小芳
——我心头永远的伤痛
马淑良
我与马明方是1946年在延安相识的。1941年，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回延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立场坚定，经受严刑拷打，顶住威逼利诱，驳斥敌人谎言，始终坚持宣传八路军抗战有功，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不变。他参与领导狱中党的工作，发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绝食斗争直到胜利达到目的为止。1945年经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的多次交涉，在1946年秋，国民党才被迫将马明方等一百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刘亚哲护送回延安。
那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速记组工作，得知他们回延安的消息，我随同志们一道跑到西北局驻地山坡上欢迎。当看到那满载英雄儿女的一辆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从山坡下驶过时，我们高兴极了，不断欢呼着，迎接这些坚贞不屈的英雄战士。经过四年的铁窗生活，冲破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归来了。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中，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马明方等同志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休养三个月。休养期满后，党中央决定马明方同志留任西北局副书记。此值1946年冬季，延安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我经常看到他穿着公家发给的灰色粗布棉衣，在住地附近散步。他相貌英俊，目光炯炯有神。遇到我们常常主动交谈，问长问短，态度和蔼可亲。我心中对他很敬仰，也为我们米脂县出了这样一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感到自豪。
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明方同志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出狱后得知结发妻子早已病故，感情上又受打击。因此，组织上也很关心他的婚姻之事。这期间有些同志在我跟前讲了明方的一些事迹，不时约我去明方的住处玩。我年轻、单纯，不知其中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派她的勤务员（那时叫“小鬼”）来找我，说让我去帮她的孩子做点针线活。我二话没说，跟着这位“小鬼”到了她们家。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热情接待我，问长问短，却只字不提针线活的事。我心里正在纳闷，她们才说明了真实用意，是想为明方和我牵红线。我虽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几年，但那时年纪尚轻，只想着怎样干好工作，还没有过多考虑婚姻大事，更没想到对方是我们热情迎接过的明方同志。突然听了这些话，我自觉心跳脸烧，但我对他了解不多，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们可能觉察出了我的心思，侧重讲述了明方的情况，使我对他更为敬佩。想起他平日和蔼持重，瘦弱的外表带着几分英气的样子，心里又增加了一种亲切感，可他毕竟年长我许多，已有一子一女，当时还是心有顾虑。
后来我得知由于明方长期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家中父母及一双子女全由他的前妻操劳，她长期为明方担惊受怕，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才不幸英年病故。明方的这些不幸的遭遇使我的顾虑逐渐被同情所代替，于是我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我们很快便成婚了。婚礼简朴而庄重，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李卓然宣传部长，曹力如秘书长以及其他一些西北局的同志都前来祝贺。桌上摆一盘瓜子，一盘糖，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把两个人原来的被子放在一起，就算组成了新的家庭。婚礼虽然仓促简单，但是我为能与自己既敬又爱的人结为终身伴侣而感到幸福。我们虽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我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走到了一起。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革命家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
婚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我随着西北局机关大队经常日夜转徙陕北，在黄土高原上行军，有时要趟过没膝的冰凉河水，黑揣暗摸，耳边响着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扫射声，不顾安危紧跟着大队行走，惟恐掉队走失。有一次冒着大雨往前走时鞋走丢了还不知道。明方在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我，在那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行军，我从未因明方是首长而享受特殊的待遇，我坚持步行，不骑马。由于常常夜行军过河，我患了妇科病，一直不能生育。北京解放后，我于1949年10月随同明方去北京，住协和医院经过林巧稚大夫的手术治疗和调理，回西安后身体果然恢复健康。（手术后林大夫才告诉我，我的一个输卵管发炎、红肿，并和子宫粘连，若不手术，会危及生命。）1950年10月的一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降生了，取名小芳，真可谓来之不易。
全国解放后，明方先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我们一家也先后从西安搬到北京，再从北京搬到沈阳。过着忙忙碌碌又和谐美满的生活。
明方非常喜欢孩子，对大女儿马锐、儿子马广很疼爱，将他俩接到延安保育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小芳是他最小的孩子，沈阳人称“老疙瘩”，天真活泼，聪明漂亮，他更加疼爱，视同掌珠。他疼爱小芳的情况是身边尽人皆知的，公毕回家，一进门总是先呼唤小芳的名字，和小芳亲热一阵，若一时未看见便到处寻找，直到见到小芳为止。小芳上初中时一度身体不好，明方非常难过，甚至偷着痛哭，说哪怕是卖东西也要想办法给小芳治病。只要有空暇，他就给小芳讲故事，讲人生道理，解释女儿理解不了的问题。还教她写毛笔字、画画、打乒乓球和玩游戏等。总之，千方百计让女儿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他的精心呵护和医生的治疗，小芳心情好了，积极配合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老师的辅导下，仅用一个多月就补上近一年的数学和俄语课程，又回到了学校。明方真是一位好父亲！
明方廉洁奉公，严以律己。解放初期，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薪津制时，明方的工资级别组织上定为三级，他自己要求降为四级。记得1965年我几次请假带小芳到外地求医治病，回来后明方说：“你在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了，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我当即将已经发给我的一年近一千元的工资全部交给了党的小组长——强晓初的秘书孙煜同志收为党费。此举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办事更加注意公私分明，严以律己。
明方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他的伙食极普通，最常吃的是家乡的粗茶淡饭，如面片之类。常常回家就到厨房帮大师傅做面片吃。他的衣着也极简朴，从不讲究，常常穿着我给缝的补丁衬衣和鞋袜。他以自己老母亲的勤俭持家的美德教育子女，说老奶奶连一根火柴棍都不许随意扔掉，从不浪费财物。他遵从母教和党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发现有人浪费和毁坏公家财物非常生气，当即给以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