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精彩片段：
告别校园
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这天晚上我难以入睡。朋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聚集在我的小屋里。他们都很不愿我离去。惜别之情弥漫在那小小的土屋里，很晚了他们才离去。他们有些是从二队过来的，还要赶夜路回去。他们走后，我的思绪很乱。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是那样脆弱。我很害怕将要进入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那个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乐园还是惊涛骇浪的大海。留恋之情油然而生。不管平时在烦恼时如何抱怨“这外院真不想呆了”！但此刻却有一股浓浓的惆怅，一种深深的眷恋。回顾这简陋的小土屋竟想起两度来沙洋的许多值得回忆的事：
我想到为了教改，我和大家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冒着酷暑和严寒要赶在招生之前提出方案，编出教材；
我想到在与8341军宣队的争议中，我们是那样地以赤诚之心对待外语教改事业，不顾个人政治上的安危，据理力争；
连同那艰苦的日子，此时此刻也变成了甜丝丝的回忆。沙洋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得简陋、拥挤，伙食更差，不知为何连蔬菜都常常供应不上。食堂只能煮一种叫“牛皮菜”的植物给大家当菜吃。那“牛皮菜”又粗糙又苦涩，很难下咽，后来我知道那原来是喂猪的饲料。我记得春节时，家里给我寄来香肠、叉烧肉之类的熟食，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久违的佳肴。
还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们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附近统战部的“六分校”去买罐头肉食。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另一个干校，他们有个“小卖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头，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记得我们一伙人跑去买了一堆罐头回来，在我的小屋里“聚餐”。正在兴高采烈时，8341的政委孙泽福在门外叫我。我们当时已经同8341军宣队产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让他看见我们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荡荡，什么遮盖都没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几个打开的罐头匆匆地放在那摇摇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脸盆里，然后用一块毛巾盖住后就去开门。孙泽福见屋里那么多人，说：“你们好热闹！”接着他用鼻子嗅着屋里的味道说：“你们这些家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们连声说没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开，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头。我们大笑说：“你的鼻子真灵！”孙泽福开玩笑说：“我在我屋子里就闻到了，这里有香味，所以找来了。”于是，“宴会”继续进行。我们同孙泽福即使到最后，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真正要离开了，这点点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就连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风风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闯过来是多么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国语学院这一块外国语言耕耘的园地，毕竟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
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所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