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双重生命_第二部分 三色：红(11～12)

第二部分 三色：红(11～12)

第37节：三色：红(11)

和瓦伦蒂娜看到的落日一样，选让-路易·特兰蒂尼昂扮演法官也为影片增加了一份暮色沉沉的感觉。这位曾主演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浪漫爱情片的法国演员也在特吕弗遗作《情杀案中案》（1983年）中扮演年老的反英雄角色。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特吕弗都在完成自己最后一部影片后的一年之内与世长辞。在这两部影片中，特兰蒂尼昂扮演的都是导演的另我，无论是与特吕弗心爱的范妮·阿尔当（在片中范妮扮演的角色救了男主角即导演自己）合作，还是与光芒璀璨的伊莲娜·雅各布（她扮演的角色唤醒了法官内心被压抑许久的同情心和希望）合作。《红》里的法官最终放弃了干预他人生活的做法，这也反映出基耶斯洛夫斯基“折断自己魔杖”的想法，正如普洛斯彼罗放弃魔法的做法也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内心一样。

影评人戴夫·凯尔（Dave Kehr）在他充满想法的《拯救世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法官一角的回响：

特兰蒂尼昂是《旧约》中的上帝，不过是一个本领大大缩减了的可怜上帝。他的力量可以延及灯泡，但却达不到闪电，而他对狂风与海洋的控制也可以用他知道某个提供气象预报的电话号码来进行解释。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神，可能只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了神——就像是电影人，他们创造出自己的小世界，放入自己的人物。特兰蒂尼昂在法官身上注入了很多属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矛盾性，我们不难想象，一个退休后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像法官一样孤身独住一整栋房子，在人生的混乱中安静地坐着。［12］

《红》完成后，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不会再拍别的电影。“如果三部影片分开来拍的话，我会多失去自己六年的人生。所以说我现在是赢来了三年时间。”他在戛纳开玩笑说。他如此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是否是为了再一次重生？我们想到了《白》中“失去生活动力”的米柯瓦伊，如果说他是累了，那本已退休的法官放弃窃听可谓是又一次地“累”了，他告诉瓦伦蒂娜：“我什么都不想要。”“那就停止呼吸。”她回答说。“好主意。”他说。这或许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的象征，一个获得新生的愤世嫉俗者。正如斯图尔特·卡拉万斯所写的：“正如普洛斯彼罗选择将自己的魔法书浸入水中，我们这位现代巫师也在一个水花中为自己收场了。这是一个静默的水花：虽然《红》以规模巨大的海上暴风雨收场，但故事的核心却在于一个老人的放弃。”他也和凯尔一样，将法官与基耶斯洛夫斯基联系在了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用手中精致的摄影仪器……跟踪着别人生活的交集……现在，在他退休之前，他在银幕上的替身以法官的形式出现，他最终关上了窃听的仪器，任由别人的生活在不再被他监视的情况下继续下去。”［13］

第38节：三色：红(12)

在1997年的巴黎研讨会上，彼埃西维奇谈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或许脑海中想到的正是《红》：“我们害怕他，不过我这里说的害怕并非指那种恶意。他是个法官，一个好法官，很好的参照物。”而导演自己在谈到法官这个角色时也显得很坦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反映了我的世界观。所以我经常说《红》与我自己很接近。”不过他也补充道，“但是瓦伦蒂娜对人对事的那种天真目光在我身上也有……你可以认为这两个人物对立的立场其实都是我的。”［14］伊莲娜·雅各布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两个人物间的对立，对应的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内心的一个疑问：年轻的希望如何与成熟的经验共存？”［15］

千年来临之际，《三色》似乎来得很应景：在这充满种种错误的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人物终于为我们带来了富有同情心的一幕。有个形象在三部影片中都曾出现：垃圾回收筒边的老年人，这对田纳西·威廉姆斯所说的那种“陌生人的仁慈”提出了考验：《蓝》中的朱丽没看见那个想把瓶子塞入垃圾筒的老女人，《白》中的卡洛看到了但熟视无睹，而《红》中的瓦伦蒂娜却伸出了援助之手。在1994年的纽约电影节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解释了这一场戏：“我要说的就是，‘你可以帮助一位年老体弱、没法把瓶子扔进垃圾筒的女士’。它提醒我们，某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老到没法把瓶子塞进垃圾筒。”瓦伦蒂娜帮助老人的行为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法官在做救赎：和观众一样，他也被瓦伦蒂娜简单、善良的举动所触动。瓦伦蒂娜的举动充分印证了彼埃西维奇的简短阐述：“《红》是一部反对冷漠的电影。”［16］

尽管《红》没能在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的赏识——很多影评人与电影人说起此事都会用上“丑闻”一词——但却在美国上映时获得空前成功。和许多影评人一样，凯尔也用高度赞扬的华丽辞藻表示了对《红》的欣赏：他将三部曲称为“重建和谐的史诗”，称赞“基耶斯洛夫斯基令整部影片向着一个交汇点，一个华丽的高潮发展。影片的叙事犹如宇宙中的行星连线般耀眼夺目”［17］。《红》被美国全国影评人协会和纽约影评人协会选为年度最佳外语片，还在奥斯卡上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摄影三项提名，这对外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人来说实属罕见。

在法国，《红》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欧洲最重要的电影人”——阿涅斯·佩克语——的地位不可动摇，阿涅斯·佩克提出的三点理由是：

首先，他是中欧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一文化传统善于针对重要的存在主义命题——爱情和死亡、机遇和命运——提出疑问，将美学和知性反思结合一体。第二，他传递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非形式上的道德准则或意识形态，他对相对性和暧昧性有着敏锐的感觉，善于向观众提出有关当下的问题。最后，对他的作品的多层次读解为我们带来一种知性的喜悦——其心理学和道德层面上的细致程度绝不亚于文学作品，除此以外，他的电影本身就有着一种罕有的感官愉悦。

基耶斯洛夫斯基没能活到老得扔瓶子都困难的年纪，1996年3月13日，在一家华沙医院接受并非急需的心脏手术后，他去世了。劳累的他之前已经退休，但还在洛兹电影学院和卡托维兹电影学院任教，他比自己三部曲中的人物多走了一步：他从这可见的世界抽身而去，留下身后鬼魂般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