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_史塔士（1876~1947）

史塔士（1876~1947）

史塔士（1876~1947），又译司徒拔。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锡兰辅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

1919年9月任香港总督后，1920年，史塔士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香港的经济资源，研究香港经济及商业国际化问题，并制订工厂法及有关法例。同年邀请社会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组教育委员会，制订香港教育政策。创立英文书院，以加强港岛英文中等教育。又开拓港岛东区及北角海滨的大片土地，兴建筲箕湾至石澳、黄泥涌峡至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等公路；开设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1925年10月离港，赴牙买加任总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内，工人运动不断，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使香港海陆交通陷于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调回伦敦，名为商讨局势，结果一去不复返。

两次历史性大罢工均发生在史塔士任内，但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米价上涨，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劳资纠纷蓄势待发。但是，史塔士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处理恰当，连伦敦也不满意。

从史塔士开始，港督译名逐渐中式化，如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戴麟趾、麦理浩等。

百年罕见的粮荒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赶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香港经营粮食的商行，拥有庞大的资金，与产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联系，每年收获季节，就地收购，运返香港，资本雄厚的米行，在当地开设碾米厂，就地加工，运回香港存入仓库，然后再批发给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粮食是零售商的转手货。米价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纵，香港政府不予过问。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后，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日渐突显出来。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歉收，而1919年该地区又遭受严重旱灾，稻谷杂粮的收获仅得二成。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食用，无有多余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问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运输船只受到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轮船公司也乘机提高米粮运输的运费，更增加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当时经营粮食的大商行仓库空虚，粮源又断绝，毫无办法。港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市面米价一日数涨，原来每百斤6元，后来升至60元，几天之间便上涨10倍。

当时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无有积蓄，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食，而零售米商又从中作梗，只卖给大户，不卖给购米数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经常买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粮店门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体谅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碍交通，扰乱治安为名，挥动警棍强行驱赶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时常同警察发生格斗，出现流血事件。据陈谦先生回忆，初时只在维多利亚城的环头环尾一带小米店发生警民纠纷，后来愈演愈烈，中环荷里活道的振隆米店，文咸街的恒裕泰米店等繁华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现殴斗现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当局看到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雇用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上海、芜湖一带买米。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缓解，风潮暂告结束。

同孙中山的冲突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港英政府却采取了与伦敦不同的态度，对孙中山极为仇视，总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杀孙中山。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