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精彩片段：
陈景润--第四章 喋血跋涉
祸从天降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
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仍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狂潮奔涌，难得有片刻的宁静。已是伤痕累累的陈景润，经常处于心惊胆颤的心态之中。此时，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家被抄了，而且被“揪”到数学所进行批斗。内行人整内行人是很可怕的，某些人特地逼华罗庚的学生去批斗他，他们自然知道陈景润和华罗庚的特殊关系，于是，一次次地要陈景润“站出来”，去揭发批判自己的恩师。陈景润坚决不做伤害华罗庚并有损于自己人格和尊严的事，他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拒绝了那些人的无理要求。他对自己的恩师尊敬有加，且在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也不改自己的初衷。陈景润在政治上，对于谁好、谁坏，心里有个谱，且决不做违心的事。据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先生回忆，“四人帮”曾多次要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威胁，利诱，逼迫，曾使他几次差点试图自杀。他最终还是坚持原则，不写一个字。“文革”大乱，暂时的宁静之后，是越来越无法收拾的混乱，某些人借对华罗庚批斗的逐步升级，妄图再次加罪于陈景润，要华罗庚“坦白”为什么要将陈景润在被当成“白旗”拔掉之后，又将陈景润调回数学所，华罗庚态度同样十分鲜明，拒不回答这一问题。陈景润曾被带着去参加批判华罗庚的批斗会，他看不惯那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场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跑了。这种特殊的反抗形式，当然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心地纯洁容不下半点污秽的他，宁可玉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景润从此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了，轻易不出门。他最要好的朋友林群院士是他的老乡、同学，但不在一个研究室，平时，也难得有太多的接触机会。陈景润不善于申诉，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忍着。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他生命中最忠实的旅伴。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用沉默无言筑起一道马奇诺防线。喋血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和韧性，小屋中，他几乎幻成了一幅凝然不动的油画，一座岿然坚毅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