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旅 精彩片段:
第四辑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新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新传”,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新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好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舞莺,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人民日报”。不久举行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文化大革命”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些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悟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屆,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辩出那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别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我跟罗青谈得满投缘,他约我第二天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闲谈起自己人之间的话题。罗青热情真诚,没有我那么多疑虑,谈到和大陆作家在海外相遇,发生过不不愉快的事时,他很动情的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误解和争吵不好吗,何必叫外国人看笑话?”他叫我原谅他的直爽,其实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动。回到房间,我和老作家柯灵谈了我的看法:两岸隔离太久,有点误解难免,某些观点不同也属正常。但同胞之情高于歧见。应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柯灵说:“我同意。大家见面的机会难得,要互相多尊重。我们俩从自己做起好了。”
这天到金阁寺参观,我正一个人顺湖边散步,后边追上一个戴贝雷帽。叼着烟斗的艺术家。他走近我身旁时问道……“你是邓友梅先生吧?”我说:“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说:“我是王蓝。罗青跟我谈到了您。”我赶紧说:“我跟他打听过你。我看过您画龙点睛京剧人物,非常喜爱,跟关良是两种风格。”他说:“谢谢。我看过名单上对您的介绍。原来您也是天津出生,咱们老乡!”我说:“是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的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产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说:“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他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