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评传 精彩片段：
一五、新世纪的“水经注”
——评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中国治水史诗》
黄伟林
杨钦欢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是一个以治水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在多年的治水事业中，他形成了许多关于水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杨钦欢先生比一般的企业家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战略的眼光，他认识到，“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所谓水电局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希望，“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他深知，他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他传达这种想法的声音还不够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于是，他期望“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上述引文见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中国治水史诗》的序和后记，《中国治水史诗》，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策划了《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大书。
程贤章先生是一位记者、作家，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10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大量散文和报告文学，被誉为广东文学界的一棵常青树，广东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广东文学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他被杨钦欢先生的眼光和胸怀感动，以79岁的高龄，毅然接下了主编《中国治水史诗》的任务。那一年，是2009年，5月12日，程贤章先生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从四川返回广东的途中，程贤章先生又专门到广西叩拜了秦始皇修建的灵渠。7月，在新疆“7·5”事件发生不久，程贤章先生又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新疆考察了坎儿井、天池。之后，程贤章先生先后到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吉林、黑龙江、辽宁，实地考察了古运河济宁段、东营黄河出海口、钱塘江、京杭大运河、黄浦江、鸭绿江、松花江等著名江河，约见各地著名作家，讨论治水史诗的写作方案，形成了《中国治水史诗》的总体构架，组建了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组成的撰稿阵容，其中包括4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0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或全委会委员、30多位各省作协主席、文学院院长，以及一批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和重要媒体的主编。
2010年5月，《中国治水史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249万字，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七卷，从古代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灵渠到公元21世纪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从新疆的坎儿井、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到台湾的曹公治水，从东北黑龙江到海南岛南渡江，《中国治水史诗》无不囊括其间，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地方水域的治水历史和水资源现状。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大书，程树榛、李存葆、蒋子龙、谭谈、张笑天、叶延滨、陈世旭、赵丽宏、张炜、何建明、刘兆林、叶兆言、徐坤、关仁山、何申、董立勃、阿成、邓刚、陈应松、冯艺、熊育群、杨克等一批在中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为这部大书奉献了他们的锦绣华章。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他那部影响甚大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将中国理解为治水社会。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是分不开的。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是遍及全国人口中心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在他看来，“治水社会”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地区”，“治水社会”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中国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虽然魏特夫这部著作曾经引起中国学术界较大规模的批评，但他的观点并不孤立。因为《万历十五年》而在中国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就表达过与魏特夫相似的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
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22—23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不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治水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汉语词汇中，江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大禹治水的典故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大禹是一个治水的英雄，而且，大禹正是因为治水有功，从而结束了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老子的“上善若水”将最高境界的善的品性赋予了水。中国最有为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更是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奉为治国的座右铭。甚至“治”这个字，本义就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因此偏旁从水，后来引申为治理之义，才有政治、治国、治本、治病的含义。显而易见，在中国，从词源学上看，治国是与治水意义攸关的。
由此可见，治水对于中国意义多么重大，而承载了如此重大意义的《中国治水史诗》，它的价值自然非同寻常。
《中国治水史诗》的总策划杨钦欢和主编程贤章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后，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书。显然，杨钦欢和程贤章在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模范的，这就是《水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于公元6世纪，距今正好15个世纪。1500年过去，《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以《水经注》为模范的大书，哪些方面对《水经注》有所继承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