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评传 精彩片段：
二〇、承载文化，扬帆出航
——《中国治水史诗》读后
田珍颖
这是一部大书。上下两部的容量，240万字的篇幅，几千年历史的实录，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覆盖，都使它具有大书的规模。
这是一本在出版和写作两方面都获得成功的大书，这样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大书的品格。
先从出版说起。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毫无例外地面对了出版界的困境。市场经济的挑战，使一向安稳的出版业，面临沉浮不定的走向。传统的“等米下锅”的被动式的出版，几乎是出版界多年不变的潜规则。但现在是“市场”咄咄逼人，进与退的选择，近乎关联着出版业的尊严。
《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过程，在转被动为主动的从业姿态上，堪称效仿之典范。它颠覆了出版业被动出版的潜规则，大刀阔斧地兴起了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就其内质来说，它是一次由出版业主动地种植文化的行为。出版者调动了自身能量，又侧重于对社会资源的发现和整合，并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经营性的活动，摒除了以往那种“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自我欣赏的矜持，大步踏入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历练自身。
开展这项工程，出版者首先认定了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创意——中国治水史。这个创意，思绪延绵千年，视野扩展万里，它的厚重，足以让人动出版之心。
创意只是一张线条简略的蓝图。组织坚实的大规模的写作队伍，是这项“种文化”的出版工程最可宝贵的经验。对写作者本土化的选择，对写作队伍中领军人物的确定落实，彰显了这个出版工程的实施者们的智慧，更显示了他们清晰的经营思想。正是这个程序的扎实和缜密，铺就了这部书走向成功的关键性的一步。
接着的媒体造势、严格审稿编辑等过程，不可或缺地保证了这部书的出版畅行。
总结以上，这部书在出版业上树立成功范例的经验是：出版者不囿于原地，打开大门，走向社会，握住一切资源，从而突破转型期的困境，使出版之船扬帆出航。
但这仅是《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把这部书的出版，置于“文化自觉”的平台上来考量，我们还能发现更加深远的意义。
“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穷尽自己一生学识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文化观，“文化自觉”一经提出，受到各界学人的响应。它的前瞻性，更使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时日里，具备了文化引导的作用。“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世界各民族及国家之间的文化，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汇通和融合，所以，“文化自觉”是未来世界大同前奏中的一个乐章。略去“文化自觉”的许多广博深厚的内容不说，择其要点，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即：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它的优长短缺，它的发展趋势，以取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与资源。
《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们民族向人类文化融汇所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创造者们，又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
再值得一说的，是这部书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它是多种社会学科的成功的文学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