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唱团 精彩片段:
负二:电击敌不过催眠
上海的街头,有时可以看到那种旧时代的遗存,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的几十根电线在路口的电线杆上卷做一团,就好似是被随意塞进口袋,最终变得一团糟的几副耳机线被放大了一百倍,然后挂上了电线杆子,还时不时地垂下一两头断头,看的人心里发堵。
而对于我来说,那玩意就不只是让人恶心的问题,而是令人恐惧。通常遇到这种路口,我都会远远的绕开,甚至因此而需要多过几条马路也无所谓,总之离那些电线远远的就对了。
因为若是靠得近了,难保我不会再犯下和9岁时同样的错误。
我叫何亮,1980年生人,几个月内,还可以厚颜无耻地说自己不到30岁,但这种说辞,说穿了只不过是到了而立之年依旧浑浑噩噩地自欺欺人而已。当次贷危机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我丢了工作,至今只是依靠给房地产商人写点文案的零碎工作维持生计。就在一年半以前,我要是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废话,简直是奢侈,但忽然紧早慢赶的生活来了个180度的调头,闲的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才想起写这么一些无聊的事。
接下去我要告诉你的这些事,除了姓名之外,全都是真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当然不想因为公开谈论这些不着调的事而给自己惹上麻烦,所以即使你觉得这些事听起来似曾相识,也不要试图去把它往某个你认识的人—甚至就是你自己—身上套。
虽说我活了近30岁都没活出什么名堂,但说真的,如果你有着和我同样的经历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本应在9岁就早夭的人,落下了那样恐怖的恶习,竟然还一路活到了30岁,这多少都需要些惊人的运气。
9岁那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算不上特别顽皮,因为班上的男生在这一点上基本不分伯仲。我家住在一条叫水电路的小路中的一个里弄,每天要过两条马路,到差不多一站路之外的广灵路第二小学去上学。早上总是老爸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晚上原先都是妈妈接我回家,但过了暑假升上三年级之后,我就被告知要放学自己回家。
那时候,在我们那条小路上,距第一个路口不到大概100米的地方,是虹口区工读学校的校门。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那两扇大铁门我从来没见它们打开过。虽然我们这些小魔王在学校里试图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毕竟只是小孩子,那所工读小学,在我们的心目中大概就和地狱差不多,以至于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这个路口之前就不再有同学愿意跟我同路,而我也总是对工读学校的校门避而远之,宁愿穿过马路,走过这段路再穿回来,也要绕开走。
我记得出事的那天放学之前刚下过一场暴雨,直到走在放学路上,天上还有些淅淅沥沥。那个年代的排水系统远没现在那么通畅,水电路上积了不少水,几乎要漫到街沿上。我穿过马路后,原本想象之前一样再横穿水电路,但看看马路上那不知积了多深的、漂着泡沫和油污的污水,就有些打退堂鼓。
我转头看了一眼工读学校的校门—离近了看,似乎也没那么恐怖。于是我决定破例从门前经过一次,不再绕路—虽然没有同学在身边作证,第二天去跟同学炫耀也没人信,但说不定自打今天以后我就再不用绕路了,以后就有的是机会。
工读学校门口,电线杆的上方,就悬着这样一团乱七八糟的电线,一根断头直垂下来。
之后的事情,我都是从爸妈的口中得知的,因为那段记忆在我脑中彻底地消失了。爸爸的说辞是,我因为顽皮而去摸哪根电线断头而被电倒,虽说我穿着橡胶套鞋,但还是当场就被电得心脏停跳。而幸运的是,工读学校看门的老伯刚好看到我(据那位老伯说他平常下午这个时候都会打个盹的,但那天不知怎的竟然醒着),门卫室又刚好有一台电话(那个年代可不是随便哪家都有电话的),
于是当即拨打了120,我这才捡回一条命。
也不知我那时是不是真的无聊到去摸电线,还是在风中摇晃的断头恰好碰到了我打着伞的手腕。总之毋庸置疑的是,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电击,至今我的左手腕上还留有一道小疤,而我的小学同学想必都记得,从1989年的9月开始,那位叫何亮的同学也足足缺了半个学期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