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精彩片段：
第八章 闲话
五 “窃不如说”
看来，不但荤话和风话是性的闲话，且是关于婚姻的闲话，实际上也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似乎可以这么说，闲话，也是一种性宣泄的方式。或者说，也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把“闲话”，也列入本书讨论的范围之中。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闲话，尤其是爱说关于男女关系的闲话呢？
在我看来，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说，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会说，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似乎只有把它说出来，心里才不会“憋得慌”。至于说出来以后社会效益如何，则全看说的人自身修养了。修养高的，也许会产生高雅的艺术作品；修养差的，便只不过是“下流话”。但雅也好，俗也好，在“必须说”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如果不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迫不得已”，原本是连性本身，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灭的，又岂容大说特说？说，决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言为心声”，想说就想做。倘若不想，说它做什么呢？所以，有秽言，则必有淫心。可见，即便为了杜绝淫心，也必须禁止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又不可说。
其次，性不仅不可说，而且也不可随便做。前已说过，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即便是夫妻，过多的性关系也是“淫”。淫这个词，本义就是“过分”和“失度”。过分和失度当然是不好的。补药补品吃多了尚且会生病，况乎性事？自然以节制为好。但可惜，这个“度”，又几乎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因为要制定科学的量化标准，首先就得进行实验和研究，也就是要做要说。不能做和说，则科学标准也无由制定。结果，一来二去，过分不过分，便都成了“淫”。
于是，性不仅不可说，而且也几乎不可做。不可做又不能不做，便难免“乱做”；不可说又不可不说，则难免“乱说”。前者是造成了通奸、乱伦、嫖妓、性错乱和性犯罪，后者是产生了黄色淫秽读物和低级下流荤话。这两件事，都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相比较而言，一般性地说闲话，倒不失为一种可以容忍的宣泄方式。因为闲话之不同于别的什么话，正在于一个“闲”字。闲这个字，有“空闲”义，也有“空白”义。比如“闲职”其实就是没有职务，“闲差”就是没有差事，则“闲话”也就等于没说，是“白说”。等于没说，就没有不良后果（其实是有，姑不论）；但实际上是说了，就可以达到宣泄目的。“白说”无妨，自然“不说白不说”，所以大家都爱说闲话。
事实上，闲话也很难被禁止。其原因，就在于它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这个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国人说话办事，历来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内外之别等，无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则是“闲话”。闲话既然非正式，自然也无妨“出格”。男女关系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难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话，也就只能变成闲话。
闲话既然不是官话，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问题。更何况，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所谓禁言，也无非只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于消灭，避而不谈不等于消亡，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总之，一方面，性必须说又不可乱说，另方面，性必须做又不可乱做。不可做，就只好说；不能正式说，就只好不正式地说。一路“砍价”下来，最后的成交就是闲话。
但，中国人的爱说闲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屡次说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是“无爱之婚”和“无性之恋”。婚姻中没有爱，就只好到婚外去求爱；生活中没有性，就只好言谈中去说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窃”，也才有田间陇上、街头巷尾的“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