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 精彩片段：
百万黑人大游行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谈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来美国的种族问题，希望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作更多的介绍。这也是我很想多谈一些的题目，但是，要讲清楚很难。首先是题目太大，其次是因为太复杂，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只能讲到一些皮毛。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谈一些，使你至少有一点大致的印象。
这些日子，美国又很热闹，趁着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国黑人的种族情绪，一名黑人领袖出来号召，在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三十多周年后的今天，再进行一次同样的活动，也就是，再来一次到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这立即引起了全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许多不安。人们担心，在这种时候，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会煽起更大的种族情绪，甚至有人趁机挑起黑人对其他种族的仇恨；担心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举行以“种族”为主题的集会，是否会在“群体效应”的影响下，发生一些类似骚乱的事情；更担心万一发生骚乱，万一再和警察之类的发生冲突，又要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人们记忆犹新，在民权运动中，人们的情绪，尤其是黑人的情绪是多么强烈，冲突是多么容易发生。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边上，却能够不去点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张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问题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却不是马丁•路德•金，人们的担心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次“百万黑人大游行”挑头的，正是“黑人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法拉肯，在我前面的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个人物。这个组织历来观点激进，法拉肯本人也以发表大量的反犹太民族的言论而著名，而且他所发表的言论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国人中的越南裔和朝鲜裔，还反天主教和同性恋，总之一向是树敌颇多。他的演说能力，也就是鼓动群众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辩的美国，也是非常出名的。他还邀请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参加这个集会。
这个集会预定的地点，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我想，最不安的应该是总统克林顿和美国政府，因为不管惹出什么麻烦来，首先总是政府的麻烦。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找点什么理由，阻止这样一个活动呢？这是不可能的。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论坛”，而“集会自由”又是被涵盖在“言论自由”里面的，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被怀疑是阻挠之类的举动，那么它将要遇到的麻烦，就远远不止是一场集会了。因此，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管它对于一个这样的集会实际上有多么不安，它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积极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摆出一个落落大方的姿态。也许你会问，对于这样前景不可预测的“巨型集会”，美国政府不能公开阻挠，那么能不能暗中搞点小动作呢？
我想，这是每一个手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人，心中无法抵挡的诱惑。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试过搞点小动作，为自己减少麻烦。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过认真设计的国家制度下，这样做对于政府和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危险。首先是一旦被揭露，将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政治丑闻，涉案的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类事情很难避免早晚有一天会被揭露。对于美国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样的阶段，我也想在这里向你做一点介绍。
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形势感到最无从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动荡，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容易一发急就铤而走险的时候。正在进行的越战，也是这种动荡的一个重要的起因。1969年，就有两个美国知识分子，布卢姆和瓦斯寇，他们也是热衷于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属于一个叫“结束越战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策划了一场大的反战游行集会。当时，他们想使得集会规模尽可能大一些，就去联合当地的黑人一起参加。但是，当时的黑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平等权益。应该说，他们是当时美国社会上两股不同的力量，是动荡的两个不同的源头。他们分开“折腾”，已经使得当时的美国政府头痛不已。问题是，美国政府和老百姓一样，也是第一次遇到六十年代的许多新思潮新问题新骚乱，谁也不知道这种动荡是什么走向，到底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当然希望情况不要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当然希望这种骚动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
有的黑人组织对于这场反越战的集会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们很想联合的“黑人联合阵线”却没有多大兴趣。大型的抗议集会的组织，经常有财力上的问题，于是，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提出，他们可以动员他们的成员前往白人的反战集会“助阵”，但是白人的反战组织是否能给黑人自己的集会捐点款，比如说，他们来一个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为此，他们举行了一些协商会议。
这种主意提出后，在“新动员”组织中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可以考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权运动是自愿参加的，这么一来不是成了交“人头税”了吗？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两个组织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动员”组织收到来自“黑人联合阵线”的一封非常不礼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联合阵线”也发现一张评论这件事情的传单，传单的文章中间，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文章的题目是“给他们香蕉！”此后，“新动员”组织的反越战大集会依然如期举行，而且很成功，但是“黑人联合阵线”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也从此产生隔阂而疏远了。
谁也没有想到，所谓的“催款信”和传单，都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实行的一个秘密“反间谍计划”的杰作。当时美国的反战者和民权运动的组织，都是他们这个“计划”干扰和瓦解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计划，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于国内骚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设立的，得到当时的局长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这套计划的人都知道，弄不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这种做法的“违宪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中搞出这些计划的人，当时也是给逼急了。在美国的宪法里，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实行不允许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变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宪法权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看的一本美国小说里。这本小说好像叫《代号R密件》。这种书在美国，是标准的所谓“畅销小说”，就是情节紧张引人入胜而且价格便宜，最适合在旅行中消磨时间。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以挣钱为目标，他们自己和评论界都不会认为这些畅销小说有什么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小说假设了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为首的一帮美国政府官员，阴谋通过一个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状态的时候，就使《权利法案》失效。经过紧张的种种情节之后，最终阴谋被揭露，没有得逞。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种对于我十分新鲜的东西，它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民众就天天在那里围绕着种种细节和政府计较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如何做到无例外地保证人民享有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无例外，因此在六十年代美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紧急状态”而丝毫减少人民的各种表达意愿的权利，要游行的还是照样游行，要集会的也照样集会。著名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没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去惩罚她，只好随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在六十年代情况越来越不明朗，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专门对付国内犯罪的机构，压力也确实很大。他们有一个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和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每年至少有四五次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华盛顿游行”，还有无数次几乎整年不断的小一些的集会，在国会大厦、白宫、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等附近的广场举行。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断有一些人，试图进入五角大楼、爬白宫的篱笆，其中也有少数“战斗性”特别强的，鼓吹要烧毁桥梁、扔炸弹和杀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确实很难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胁，说不定真有几个是要真干的。结果，联邦调查局终于出此下策，搞了这个秘密计划，主要目的是搞清情况，同时也做了些不光彩的“小动作”。
正因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特别敏感的宪法的“明知故犯”，因此这个计划成为当时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之一，再三强调绝对不准泄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寿命十分之短。1971年3月，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文件失窃，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关这个计划的。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就非常紧张，立即全部停止了这个计划。这个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有了五个分支，从这五个分支和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轻潜在的骚乱、暴力和动荡，减轻社会在这方面的压力。在他们的活动中，确实没有特别的种族倾向和观点倾向。例如，他们的目标中既有黑人的种族主义激进组织，同时也有三K党和一些被称为“仇恨的白人”的各种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秘密计划成员，甚至已经控制了三K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并且不断劝阻它的成员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是寻找一些他们认为有暴力危险的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违宪调查的组织和个人，范围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侵犯了无数“个人”的宪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