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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辞职争执
邦德的身体日渐好转。三天之后，当马西斯再一次来看他时，他已经能用两条胳膊支撑着坐在床上了。他身体的下半部分仍然裹着长方形的白色布单，然而他显得十分愉快，只是偶尔伤口出现一阵疼痛时，才会看见他眯起眼睛。而马西斯却显得有些垂头丧气。
“这是你那张支票，”他对邦德说，“我也好希望自己的口袋里能有一张四千万法郎的支票，走到哪儿都好神气。你最好还是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吧，我去替你把这些钱存进你的账户。那位‘锄奸团’朋友的迹象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点点踪迹也没有。他肯定是骑着自行车或步行抵达那幢别墅的，因为你并没有听见他抵达的声音，利弗尔的那两个保镖显然也没有听到。这件事真是奇怪。对这个‘锄奸团’组织我们知道得很少，伦敦方面也不清楚。华盛顿方面说他们了解，但是他们所提供的都是些从审讯政治避难者那儿得来的零星材料，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就好像向普通法国人询问法国国防部情报处情况、或者在伦敦街头随便拉住一个行人打听英国情报局的情况一样。”
“那个蒙面人很可能是途经华沙从列宁格勒转道柏林而来的，”邦德说，“到了柏林，就有很多去往欧洲其他地区的路线。现在他肯定已经回到了他的国家，并已经向他的上司汇报没有杀死我。我猜想，许多关于我的情况，他们一定是通过二战以来我经手办理的那几件案子而了解到的。他肯定以为在我手上刻下表示间谍的标记是聪明的举动。”
“那标记究竟是什么？”马西斯问。“医生说这些刻痕就像一个带有尾巴的正方形的M，可是它有何含义却不知道。”
“当时，我只是瞥了一眼就昏了过去。但是，当护士给我包扎伤口时，我又仔细地看了几次那刻痕，我敢十分肯定这是俄文字母SH，它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拖着一条尾巴的倒过来的M。这是‘锄奸团’组织的缩写字母，他认为在我手上应该刻上这个标记，以表明我是间谍。这个鬼东西的确让人讨厌，在我返回伦敦后，M局长肯定要我再次住院，在我右手的整个手背上移植一块新皮。不过，就算留着这标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决定辞职了。”
马西斯张大着嘴，呆呆地看着他。
“辞职？”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邦德把视线从马西斯身上移开，低头审视着自己缠满绷带的手。
“当时，我被利弗尔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很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在毒打我之前，利弗尔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脑中回荡。他说我和他一直都在赌博。现在，我突然觉得，也许，他的话没错。”
“你肯定也知道，”他仍看着绷带说，“小的时候，我们动辄就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善恶是越来越难区分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学生们很容易就确定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坏蛋，大家都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除恶扬善的英雄，把敌人统统杀死。”
邦德的双眼虔诚地注视着马西斯，语调沉稳平缓地讲下去。
“这几年下来，我亲手除掉过两个坏蛋。第一个坏蛋是一个在纽约破译了我方密码的日本专家。他在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工作，在那栋大楼的第三十六层是日本领事馆的所在地。我在那栋大楼旁边的一栋摩天大楼里的第四十层租了一间房，越过街道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自己房间的一举一动。洛克菲勒中心大楼的每扇窗户都装着双层玻璃，十分结实，这样可以起到隔音的作用。于是，我从我们在纽约的分局里挑选了一个同事，带上两枝带有消声器和望远瞄准器的‘雷明顿’牌长枪。这些器具被偷偷运到我的房间。坐等几天之后，我们终于等来了机会。我们两人商定好，他先朝那个人射击，一秒钟之后我再射击。他的任务就是把那个人房间的玻璃窗射穿一个洞，这样通过那个洞我就可以射死那个日本人。我们俩的计划非常成功。正如我预想的那样，我同事的子弹打在那玻璃窗上又反弹了回来，飞到了不知什么地方。我紧接着开了枪，子弹恰到好处地从他射击的那个洞穿了过去。就在那个日本人转过脸看那扇被打坏的窗户时，我的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脖子。”
邦德点着一支烟抽了起来。
“那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利落。双方相距三百码，而不是面对面地搏斗。第二次在斯德哥尔摩就不一样了。我必须杀掉一个为德国人卖命、反对我们的挪威双重间谍。由于他的叛变，我们的两名特工落入了敌人的陷阱，据我所知，那两名特工或许被杀死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行动必须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我把行动地点选在这个挪威人公寓的卧室里，用匕首把他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