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 精彩片段：
附录 自传随笔
我已故的父亲对我讲过，我的曾祖父费奥多尔·梅列日基曾经在乌克兰的格卢霍夫城当军队司务长。祖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十八世纪末保罗一世皇帝在位期间来到彼得堡，他作为贵族进入伊兹玛洛夫团任下级军官。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小俄罗斯姓氏梅列日基更换成俄罗斯姓氏——梅列日科夫斯基。后来，他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参加了1812年战争。
我的父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于1812年生在莫斯科，其母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第二房妻子库尔勃斯卡娅。父亲住在罗戈日区，在利贝尔曼夫人寄宿学校受教育。1839年开始担任公职，起初在奥伦堡省长塔雷津手下供职，后来在宫廷事务大臣舒瓦洛夫伯爵手下任副科长，再后在宫内府任科长。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整个期间，他都在宫廷大臣阿德莱尔伯格伯爵手下担任这一职务。
1853年，他娶彼得堡警察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女儿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切斯诺科娃为妻。
我于1865年8月2日生在彼得堡叶拉根岛上宫廷的一栋住房里，当时全家正在这里消夏。我直到现在还喜欢叶拉根公园没有生气的沼泽林莽和池塘，我们这些孩子读了很多迈因·里德和库柏☾1☽的书，在那里玩“野人”游戏。那里有一棵松树至今还完好无损，我当年曾在这棵松树上用木板在枝杈中间给自己搭了一个座位，像一只鸟儿似的高高地坐在那上面，读书，幻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远离人寰的自由自在的“野人”。记得我们钻进宫殿黑暗的地窖，只见潮湿的穹隆上垂挂着一个个钟乳石，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们经常爬上那个宫殿绿色的平顶，从那里眺望海湾。记得我们划船，在十字岛的沙滩上架起篝火，烧土豆吃，仍然感到自己是“野人”。
冬季，我们住在鲍耶罗夫住宅楼，这是一栋老而又老的房子，早在彼得时代建造的，位于冯丹卡汇入涅瓦河的拐角，紧挨着洗衣作坊桥，正对着夏园：一面是彼得一世的夏宫，另一面是他的小房和彼得堡最古老的木头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住宅是公家的，很宽敞，分为两层，有许多房间，有起居室，也有客厅。窗户朝北；房间很大，很阴暗；室内陈设和气氛很严肃，是个典型的官吏之家。父亲不喜欢孩子们吵嚷喧哗和妨碍他工作，我们经过他书房的门时都得踮起脚来走路。
我现在觉得他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他背负着尼古拉时代官吏的重担，变得冷酷而阴郁，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六男三女。我们童年时代生活得相当友好，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自父亲方面的真正的精神联系。
我在男孩子中间是最小的一个，母亲最疼爱我。如果说我身上有善良的素质，那么只应该归功于她一个人。
我七岁或八岁那年，差一点儿没有死于白喉。只有母亲护理我。
父亲时常长期出差，或是出国，或是到克里米亚南岸的利瓦季亚去——当时多病的皇后正住在那里，父亲把子女留给老女管家阿玛利娅·克里斯蒂雅诺芙娜照管。她是雷瓦尔的日耳曼人，很善良，但并不聪明，胆小怕事。我谈不上喜欢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孩子对她颇有好感。我还有一个年老的保姆，她经常给我讲俄罗斯童话和圣徒行状。我至今还记得她那个昏暗的圣像角，神灯静悄悄地亮着，孩子祈祷时体验到的幸福感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非常喜欢到教堂去，我觉得身穿华丽袈裟的神甫很可怕。
父亲有时应母亲的要求带我到克里米亚去，我家有一处小庄园坐落在到乌昌苏瀑布去的路旁。我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南方大自然的优美。我还记得奥列安德辉煌的宫殿，可是那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白大理石圆柱在湛蓝的大海的衬托下——对于我来说永远是古希腊的象征。
我在第三古典中学受教育。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古典主义最沉闷的时期：没有任何教育可言，唯有扼杀生机的死记硬背和循规蹈矩。校长——日耳曼人莱摩尼乌斯老得昏聩了，他的姓氏倒也名副其实。教师们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都不能让我怀念其好处，唯有拉丁文教师克斯莱尔除外。他是一本著名语法书的作者，本来也没有给我们做过好事，不过最低限度他是用善良的目光看我们的。
我跟同学们很少合得来：我性情孤僻而腼腆。我只跟叶甫。索洛维约夫比较亲密，但也并非特别要好，他后来成为政论家和批评家（现在已经故去了）。我跟他交往并非由于性格相近，而恰恰是由于性格相反：他是个怀疑论者，而我当时已经有些是神秘主义者了。我从十三岁开始写诗。我记得第一首诗的前两行是：
乌云从天穹垂落，
露出晴朗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