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精彩片段：
占梦人
上午九点，我们正在哈瓦那·里维埃拉酒店的露台上享用早餐，烈日下，海水突然掀起一个巨浪，把沿着海堤大道行驶的和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汽车抛到半空中，其中一辆嵌进了酒店的侧墙。就像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大厅的彩色玻璃窗碎了一地，这座二十层的建筑中弥漫着恐慌。休息室的众多游客同家具一起被气流掀到空中，有几个还因为纷飞的玻璃碴受伤了。这浪一定大得惊人，因为防波堤和酒店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双向车道，而浪头不但越过了马路，还余下足够的力量把玻璃拍得粉碎。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天性乐观的古巴志愿者们不到六个小时就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了。朝向大海的门关闭了，打开了另一侧的门，一切又都恢复了秩序。整个上午谁也无暇顾及嵌入酒店侧墙的那辆车，大家都以为它原先是停在人行道上的。但当起重机把车从墙洞里取出来时，人们发现驾驶座上有一具系着安全带的女性尸体。这野蛮的一击使她粉身碎骨，面容已无法辨认，靴子撕裂了，衣服也成了碎片，手上戴着一枚镶着绿宝石眼睛的蛇形金戒指。警察证实，她是新任葡萄牙大使的管家。事实上，两个星期之前她刚跟着大使一家来到哈瓦那，这天早晨开着一辆新车去市场釆购。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时，对她的名字没有任何印象，倒是那枚镶绿宝石眼睛的蛇形戒指让我十分好奇。但我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戴在哪根手指上。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因为我担心那是一位我难以忘怀的故人，虽然我一直都不知晓她的真实姓名。她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同样的戒指，在那个时代很不寻常。认识她是在三十四年前的维也纳，在一个拉丁美洲学生爱光顾的小餐馆，吃着香肠配煮土豆，喝着桶装啤酒。那天早上我刚到维也纳，我还记得对她的第一印象：女高音歌唱家那般惊人的胸脯，大衣领子上垂顺的狐狸尾巴，以及那枚埃及蛇形戒指。我以为她是那家木头搭的狭长的小餐馆里唯一的奥地利人，因为她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很杂的口音。但是我错了。她出生在哥伦比亚，在两次大战之间来到奥地利学习音乐和唱歌，那时她几乎还是个孩子。我遇到她时，她大约三十岁，保养得不好，应该不曾美丽过，就已提前开始衰老。不过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同时也非常可怕。
那时的维也纳依然保持着古老帝都的派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它正位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黑市和全世界间谍活动的天堂。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适合我这位流落异乡的同胞。她一直在街角这家学生餐厅用餐，只为缅怀故土。因为以她的财力完全可以立刻买下它，连同里面的所有食客。她从没提起过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总是用维也纳的拉丁美洲学生给她取的德语绕口令似的外号称呼她：弗劳·弗里达☾1☽。刚一认识，我就冒冒失失地问她，在一个如此遥远、同金迪奥☾2☽的狂风峭壁如此迥异的世界，她是如何立足并发迹的。她掷地有声地回答：
“我受雇做梦。”
事实上，这的确是她唯一的职业。她出生在古老的卡尔达斯☾3☽—个殷实的小商人家庭，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从她牙牙学语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天在早餐前讲述自己的梦，这时候能回忆起的内容保存着最纯粹的预见性。七岁时，她梦见一个弟弟被激流冲走。全然出于迷信，母亲禁止那个孩子在小溪里游泳，虽然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但是弗劳·弗里达对于解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这个梦的含义，”她说，“不是说他会溺水而亡，而是说他不应该吃甜食。”
这似乎只能解释为她不怀好意，因为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离开了周末甜点，简直活不下去。然而他们的母亲已经对女儿的预言天赋深信不疑，一丝不苟地遵照这一警告执行。但是某天她一个疏忽，那孩子在偷吃一颗糖球时噎住了，谁也无力回天。
弗劳·弗里达从没想过这项天赋可以作为职业，直到在维也纳残酷的严冬，生活扼住了她的咽喉。她敲了遇到的第一栋想要住在里面的房子的门求职。被问到会做什么时，她实话实说：“做梦。”只消几句简单的解释，这家的主妇就接纳了她。虽然薪水几乎不够应付日常开支，但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房间和一日三餐。尤其是早餐时间，全家人坐在一起了解家庭成员当天的运势。这家的父亲有产业，有教养，母亲天性快活，热爱浪漫主义的室内乐，两个男孩分别是十一岁和九岁。全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因此易于相信这些古老的迷信。他们乐于接纳弗劳·弗里达，唯一的要求是她得通过解梦为全家预测每日运程。
她做得很好，而且做了很多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那时现实比噩梦更可怕。早餐时间，只有她才能决定每个人当天该做什么，怎么做，直到最后她的预言成为这栋房子里唯一的权威。她对这个家庭的统治是绝对的：哪怕最细微的叹息都出自她的命令。我在维也纳那段时间，这家的一家之主刚刚过世，临终前慷慨地赠予她一部分产业，唯一的要求就是她继续为这家人做梦，直到她不复有梦。
我在维也纳待了一个多月，同一群学生挤在狭小的陋室中，等待着一笔终究没能到手的钱。在小餐馆里，由于她的慷慨，弗劳·弗里达每次不期而至对于为穷困所虏的我们来说都有如过节一般。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开怀畅饮，她凑到我耳边告诉了我一个她十分确定的刻不容缓的消息。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昨晚我梦见你了。”她说，“你应该马上离开维也纳，五年之内不要回来。”
她言之凿凿，当天晚上就把我送上了开往罗马的最后一班火车。她的话对我影响至深，从那以后我一直自认为是一场未知的灾难的幸存者。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回过维也纳。
在哈瓦那的这场灾难发生之前，我曾在巴塞罗那遇到过弗劳·弗里达。那次见面非常出人意料，在我看来甚至有些神秘。那天，巴勃罗·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的目的地是瓦尔帕莱索☾4☽，在悠闲的海上行程中安排了西班牙这一站。他一早上都跟我们在旧书店里大淘特淘。在波特书店，他花了相当于在仰光领事馆两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本几乎已经散架的旧书。他像一头笨拙的大象在人群中走动，对任何事物的内在机制都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在他眼中，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生活在齿轮的转动中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