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 精彩片段：
第二卷
第一章 军医院
圣诞节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是离城堡半俄里的单独的院落。一溜长长的平房全都抹上了土黄色。夏天进行维修要为它用掉大量赭石。在军医院的大院里有后勤部门、医务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建筑。病房都安排在主建筑内。病房很多，但囚犯病房一共只有两间，经常挤满了病人，尤其是在夏天，所以时常不得不移动床位。我们的两间病房满是各种“不幸的人”。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的囚犯，有关押在部队各个禁闭室受审的军人，其中包括已判决和未判决的犯人以及流放犯；还有的来自感化连——一个很奇怪的单位，犯有过错和不大可靠的大兵从军营被送到这里来，以便改正其行为，两年多以后从那里出来，大多数人通常都成了罕见的大坏蛋。我们监狱生病的囚犯通常要在清晨向士官报告自己的病情。病人立即被登记在册，并派一名押送兵带着名册把病人送往营部医务所。在这里有一名医师对来自城堡内所有军管部门的所有病人预先进行体检，发现谁确实有病，便挂号到军医院就诊。为我在名册上挂了号，于是一点多钟，我们的人全都从监狱出发去参加午后的劳动以后，我动身去军医院。生病的囚犯通常都尽可能带上一些钱和面包，因为当天别指望在军医院得到自己的一份伙食，还要带上小烟斗以及一袋烟丝、火石和火镰。这些东西都仔细地藏在靴筒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对我们囚徒生活方式的这种新的、陌生的变化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温暖、晦暗、凄清的一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这样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务实、阴沉而萎靡的样子。我和一名押送兵走进候诊室，里面放着两个铜盆，已经有两个病人等在那里，他们是受审的军人，也是和押送兵在一起。一名医士进来了，他懒洋洋地向我们威严地扫视一眼，更加懒洋洋地向值班医生报告去了。那位医生很快就来了，他检查病人，态度很亲切，给我们发了写上姓名的“病历”。以后记录病情、开药、规定剂量等等，就归管理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负责了。我从前就听说，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们赞不绝口。“亲如家人！”当我要去住院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来时所穿的内衣外衣都被收走了，让我们换上了病号穿的衣服，此外还给我们发了长筒袜、便鞋、尖顶帽和棕色粗呢长病号服，衬里好像是麻布，又好像是一种膏药似的东西。总之，这件粗呢病号服简直脏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充分认识它还是在到达现场之后。然后我们被带到囚犯病房，那是在一条长长的高大整洁的走廊的尽头。到处都保持着十分悦目的表面的清洁；乍一看，一切都令人眼前一亮。不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看惯了我们的监狱。两名受审的军人转向右首的病房，我转向左首。门口站着一名持枪的哨兵，身旁还有一名副哨兵，门是用铁闩闩上的。下士（是军医院警卫队的）命令放行，于是我出现在一个狭长的房间，沿着两旁的墙壁放着病床，大约有二十二张，其中有三四个床位是空着的。床是漆上绿色的木床，在我们罗斯这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床，由于某种定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一个角落里，在有几扇窗户的那一边。
正如我所说，这里也有来自我们监狱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至少曾见过。受审的军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要多得多。卧床不起的重病号并不很多。其余的那些人都是轻病号或康复中的病人，他们或者坐在病床上，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两排病床之间还有可供散步的足够空间。病房里有医院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空气被各种有害气体和药味所污染，尽管在角落里几乎整天都生着火炉。我的床上覆着床罩。我把它掀开。床罩下面是一条麻布滚边的毛毯以及其清洁非常可疑的厚床单。床边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锡碗。为了顾全体面，上面盖着发给我的一条小毛巾。小桌子下面还有一块搁板：那里为喝茶的人备有几把茶壶、几桶克瓦斯等等；但病人中爱喝茶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小烟斗和烟丝袋，几乎人人都有，甚至连肺痨病人也不例外，都藏在病床底下。医师和其他管理人员几乎从来不检查床铺，即使碰到有人拿着小烟斗，也装作没看见。不过，病人也几乎总是很小心地到炉边去抽烟。只有夜里才躺在床上抽；夜间是没有人巡查病房的，除非警卫队的某个军官或队长偶尔会来。
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躺在医院里；因而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非常新奇。我发现，我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已经听说过我，在放肆地打量我，甚至带有一些优越感，就像在学校里打量一名新生，或是在政府机关打量一个前来求情的人。我右边躺着一个受审的军人，他是文书，一个退役大尉的私生子。他因假币案被起诉，躺在这里已近一年，看来什么病也没有，但硬是对医师说，他患有动脉瘤。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躲过了苦役和体罚，再过一年将被流放到T城去，在一所医院附近的什么地方靠公家养着。这是年约二十八岁敦实健壮的年轻人，是个大滑头和法律专家，他相当聪明，肆无忌惮而又太自信，爱面子到了病态的程度，极其严肃地自诩为世上最正直、最有正义感的人，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过错，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自信。是他先跟我讲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也相当详细地对我讲了军医院的外在秩序。不言而喻，他首先声称自己是大尉的儿子。他非常想表现得像个贵族或至少是出身于“贵族之家”。在他之后跟我接近的是来自感化连的一个病员，他首先要我相信，他认识不少从前被流放的贵族，还报出他们的名字和父称。这是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士兵；从他脸上就能看出，他是在说谎。他名叫切库诺夫。显然，他是在巴结我，以为我很有钱。他发觉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刻要为我效劳：拿茶壶来替我沏茶。M答应过我，明天要托一个到军医院来干活的囚犯给我从监狱里带一把茶壶来。但切库诺夫已经把事情全都办妥了。他搞到一口铁锅，还有一个碗，把水烧开，又泡了茶，总之干得异乎寻常地热心，这却立即为他惹来了一个病人的恶毒的嘲笑。这个病人是肺病患者，躺在我的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是一名受审的军人，他就是由于惧怕体罚，喝了一杯泡得浓浓的烟草浸酒而害上肺病的那个人；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他一直默默地躺着，气喘吁吁，专注而严肃地观察我，并愤懑地注视着切库诺夫，那异乎寻常、尖酸刻薄的严厉的神情使他的愤懑具有一种非常滑稽的意味。他终于忍无可忍：
“瞧这个奴才！可找到主子了！”他用由于虚弱而喘吁吁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他的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了。
切库诺夫气冲冲地转向他：“说谁是奴才？”他鄙夷地看着乌斯季扬采夫说。
“你是奴才！”那一个充满自信地回答道，仿佛拥有充分的权力申斥切库诺夫，甚至就是为此而被派到他身边来的。
“我是奴才？”
“你就是。听见了吧，正直的人们，他还不信！还感到惊讶！”
“关你什么事！你瞧，人家一个人，没个帮手。当然啦，没有仆人过不惯嘛。为什么不帮帮他呢，你这个毛脸小丑！”
“说谁是毛脸呢？”
“你是毛脸。”
“我是毛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