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_第二卷 第七章 请愿

第二卷

第七章 请愿

在本章即将付印的时候，已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手记的出版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读者通告如下。

《死屋手记》第一章有几句话讲到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凶手。曾附带地把他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囚犯有时会多么冷漠无情地谈到他们所犯的罪行。还说到，凶手在法庭上拒不认罪，然而根据熟悉此人经历的人们的陈述来判断，事实十分清楚，罪行无可置疑。正是这些人曾告诉《手记》的作者，该犯放荡不羁，债台高筑，便杀死自己的父亲，贪图他身后的遗产。不过，在凶手工作过的城市，人们对他的经历的陈述也完全一致。关于最后这个事实，《手记》的出版者拥有充分可靠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说，凶手在监狱里心情极好，总是非常愉快；还说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浮、不明智的人，不过并不愚蠢，而且《手记》的作者从未发现他有任何特别残忍的表现。就是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不言而喻，我认为这一罪行是不可信的。”

日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接到来自西伯利亚的通知，说该犯其实无罪，是白白地在劳役中受了十年的折磨；法庭对他的冤案已正式予以昭雪。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招认了罪行，蒙冤者已获释出狱。出版者对通知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个事实的深刻的悲剧性，关于从年轻时起便在如此可怕的指控下被摧残的生活，不必谈论和大肆宣扬了。这个事实太清楚了、它本身就太令人震惊了。

我们还认为，既然这样的事实也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为“死屋”场景的评述和丰满增添了又一个崭新的、非常鲜明的特点。

现在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我在前面说过，我终于适应了我在监狱里的处境。但这个“终于”的实现是很困难而痛苦的，是一个太缓慢的渐进过程。实际上我为此不得不付出几乎一年的时间，而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因此这一年才那么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能按次序记住这一年中的每一个小时。我还说过，其他囚犯也不能习惯于这种生活。记得，在这第一年我时常暗自寻思：“他们呢，他们怎样？难道能安之若素？”这些问题使我挥之不去。我曾经提到，在这里生活的所有囚犯似乎都没有在家里的感觉，而似乎是在客栈里、在旅途中、在某个羁押站的匆匆过客。那些被终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也无谓地忙忙碌碌或愁眉不展，而且其中的每个人都一定会暗自抱有某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种永恒的不安虽然是无声的表现，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奇怪的烦躁和焦急有时是内心的希望的不自觉的流露，他们的希望有时竟如此不切实际，简直像是梦呓，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希望却往往存在于那些看来最务实的人的心里，——这一切使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外貌和性质，也许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几乎从最初的一瞥开始，就会觉得，这在监狱外面是没有的。这里人人都是幻想家，而这一点很惹人注目。这让人感到是病态的，恰恰是因为，幻想使监狱的大部分建筑具有阴森和忧郁的外貌，一种不健康的外貌。绝大部分人都沉默而愤怒，到了仇恨的程度，不喜欢把自己的希望流露出来。率直、坦诚是受到蔑视的。希望越是无法实现，幻想者自己就越是感到无法实现的苦恼，越是顽强而严格地把希望深藏于内心，但决不会放弃。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因为怀有这样的希望而暗自羞愧吧。俄罗斯性格中那么富于实际而清醒的认识，内心那么富于嘲讽，首先是自嘲……也许，由于对自己的这种经常的、潜在的不满，这些人才会在彼此的日常关系中有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不妥协和彼此之间的冷嘲热讽。比如说，要是他们当中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比较天真而急躁，偶尔大声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开始大谈幻想和希望，那么他立刻就会遭到粗暴的围攻、制止和嘲笑；不过在我看来，攻击得最起劲的恰恰是那些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他走得更远。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天真单纯的人看作十足的傻瓜，对他们抱着蔑视的态度。每个人都那么忧郁而自负，因而蔑视善良而宽厚的人们。除了那些天真单纯的饶舌者之外，所有其余的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善良的人和凶恶的人，忧郁的人和开朗的人。忧郁而凶恶的人要多得多；要是他们当中偶尔有几个生性爱饶舌的人，那么必定是一些惹麻烦的播弄是非者和惶恐不安的心怀忌妒的人。他们好管别人的闲事，但决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这没有形成风气，不合常规。善良的人为数甚少，他们稳重，默默地把自己的期望深藏于内心，当然，他们比忧郁的人更倾向于抱有希望，对自己的期望也更有信心。不过，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部分完全绝望的人。例如，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位老者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总是很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很平静（我曾谈到过他），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之道，有自己的出路，那就是祈祷和苦行观念。还有一个神志失常，读《圣经》入迷的囚犯，这个人我提到过，他曾拿着砖头扑向少校，大概也是丧失了最后希望的绝望的人；而完全没有希望是没法活的，于是他就想在自愿的、几乎是人为的苦行中寻求出路。他声称，他扑向少校时并无恶意，仅仅是想受到折磨而已。谁知道，那时他有过怎样的心理过程啊！没有一个目的和对目的的追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真正地活着。失去目的和希望，人往往会苦闷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和出狱。

不过，目前我正在努力给我们整个监狱的人进行分类。但是这可能吗？现实是无限纷繁多样的，与抽象思维的一切结论，甚至最复杂的结论相比较，现实也不能容许那些明确的、显著的区分。现实倾向于分化。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毕竟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生活，不仅指表面上的生活，也指内心生活。

可是正如我曾多少提到过的那样，我在入狱初期不能而且也不善于探究这种生活的内心深处，因而那时它的一切外在表现都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郁闷和苦恼。有时我甚至开始憎恨这些与我同样在狱中受苦的难友。我甚至会忌妒他们而谴责命运不公。我忌妒他们，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自己人和伙伴之中，能互相理解，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对这种鞭子和棍棒下的伙伴关系、这种被迫的群居生活是深恶痛绝的，人人都暗自把目光转向一旁而避开所有的人。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在气愤的时候所感到的这种忌妒是有合理的依据的。实际上，有些人的看法肯定是不对的，他们说，在我们服苦役和蹲监狱的生活中，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等等和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完全同样地感到艰苦。我知道有这种看法，近来我听说过，也读到过。这个想法的依据是正确的，是合乎人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人。然而这个想法太抽象。忽略了很多实际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理解。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有教养的人和贵族似乎情感更细腻、更敏锐，有更高的文化程度。精神和精神上的发展很难纳入某种现成的层次。甚至教养本身在这种场合也不是衡量的尺度。我首先要证明，在最没有教养、最受压迫的环境里，也可以在这些难友之中发现精神发展的极其优雅的特点。在监狱里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和一个人相识几年了，心里想，这是个畜生，不是人，因而鄙视他。突然，偶尔在某个时刻，他一时冲动展现了他的心灵，于是您看到了他内心的丰富、爱和同情，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的卓越的理解，您仿佛开了眼了，在最初的瞬间您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与教养和谐共处的是残忍、无耻，使您见而生厌，无论您多么善良或有什么成见，您在心里却既不能原谅他，也无法为之辩解。

关于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等的改变我也不想说什么，对出身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种改变当然比庄稼汉更难以忍受，庄稼汉在入狱前往往忍饥挨饿，而在监狱里至少能吃饱肚子。对这一点我也决不争辩。假定说，对意志力较强的人而言，这一切与其他一些困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实质上习惯的改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有一些困难，相比之下，这一切便无足轻重了，以致你不会在意肮脏的环境、粗暴的态度，也不在意粗劣的不干不净的饮食。最娇生惯养、四体不勤的人，在满脸汗水地劳动一天之后，就会吃黑面包，喝着有死蟑螂的菜汤。对这些还是能习惯的，正如幽默的囚徒之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被关进监狱的娇气的人：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狼吞虎咽。

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新来的犯人，入狱后过了两个小时就和其他所有的人完全一样了，在自己家里，和别的任何人同样地成为监狱群体生活中的一个权利平等的主人。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别人，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人，因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自己人。然而高贵的人、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多么正直、善良、聪明，都会成年累月地受到所有的人乃至整个集体的仇视和蔑视；他得不到理解，主要的是——得不到信任。他不是朋友也不是伙伴，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使他们不再欺辱他，然而他终究不是自己人，永远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疏远的孤独。这种疏远，从囚犯方面来说，有时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无意中造成的。不是自己人，如此而已。生活在异己的圈子里是最可怕的。一个从塔甘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刻就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样的俄罗斯庄稼汉，立刻就能与他商量好并作出生活上的安排，也许两小时后他们就在一座木屋或一个窝棚里非常和睦地开始新的生活了。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与平民百姓之间隔着极深的鸿沟，要完全了解这一点，只有在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自己由于外部条件而突然在实际上丧失了原先的特权，变成平民之后。否则，哪怕您一辈子都在和民众交往，哪怕四十年来您每天都和民众接触，例如在身穿制服履行公务的时候，或甚至纯粹出于友情，像恩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您却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关系的实质。一切都不过是假象，没有别的。我准知道，所有的人、肯定是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这个见解都会说，我在夸大其词。然而我确信，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书本知识，不是来自思辨，而是来自实际生活，而且我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检验我的这个信念。也许以后大家都能认识到，我的上述见解是何等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