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博物馆 精彩片段：
82、收藏家
多年来，我从自己的环球旅行和在伊斯坦布尔获得的经验里看到，有这样两类收藏家：
1.以自己的收藏为荣并希望把它们展出的骄傲者（主要出自西方文明）。
2.把收集、积攒起来的东西藏在一边的害羞者（一种非现代的情况）。
骄傲的人们认为，博物馆是他们收藏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一个收藏，无论开始的原因是什么，最终都是为了骄傲地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的。我在美国的私人小型博物馆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介绍：比如，在饮料罐和广告博物馆的介绍上写着，儿时有一天，汤姆放学回家时，从地上捡起了第一个汽水罐。随后他捡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并把它们积攒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目标变成了“收集所有的”汽水罐并将它们展出在一个博物馆里。
害羞的人们则是为收集而收集。像骄傲的收集者那样，一开始对他们来说，积攒物件——就像读者们从我的经历中也能读懂的那样——也是对人生的某种痛苦、烦恼、黑暗动机的一种反应，一种安慰，甚至是一剂良药。然而由于害羞的收藏家们所处的社会不重视收藏和博物馆，因此收集被看成一种需要隐藏的耻辱，而不是一种对知识和学习有帮助、值得尊敬的行为。因为收藏在害羞者的国度里只代表收藏家的伤痛，不代表一种有益的知识。
为了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我开始寻找我们1976年夏天看的那些电影的海报、剧照和电影票。1992年初，我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物品收藏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立刻让我懂得了收集者的耻辱，随后我在城里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种黑暗的情感。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赫夫泽先生把《爱情的磨难到死才会结束》和《两团火之间》等电影的剧照卖给了我。他一再表示，非常高兴我对他的收藏表现出的兴趣，但随后他流露出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
他说：“凯末尔先生，尽管我把这些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卖给您，但是离开它们我很伤心。可是我要让那些耻笑我的爱好的人、那些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垃圾来填满你家’的人看到，像您这样一个出身好、有文化的人对它们的赏识。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既不赌也不嫖，我惟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演员照片和电影剧照……您想要帕帕特亚小时候在电影《请听我母亲的呐喊》里的剧照吗？那是在卡兰黛尔船上拍的，她穿着吊带裙，露着肩膀……您是否愿意今晚去寒舍，看一看因为男主角塔希尔·汤自杀，所以只拍了一半的电影《黑色皇宫》的剧照？那些剧照除了我没有别人看过。另外，我还有德国模特英格在第一代土——德电影《中心车站》里的剧照，她为土耳其第一个民族品牌汽水作过广告。她在电影里扮演一个好心、热爱土耳其人的德国阿姨，那是一些她和电影里的恋人埃克雷姆·居奇鲁嘴对嘴的照片。”
当我问到还能在其他什么人那里找到我要的剧照时，赫夫泽先生告诉我说，很多收藏家的家里堆满了剧照、胶片和海报。当电影胶片、剧照、纸堆、报纸、杂志堆满所有房间时，这些收集者的家人（据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结婚）就会弃家离去，那时，他们就会开始收集所有东西，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家变成一个令人无法进入的垃圾屋。他说，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里肯定有我寻找的东西，只是人根本无法在这种垃圾屋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连走进去都很难。
但赫夫泽先生还是没能经得住我一再坚持，他成功地让我走进了20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们会像传说那样说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很多电影剧照、伊斯坦布尔的画片、明信片、电影票，以及当时我没想到要收藏的饭店菜单、生锈的旧罐头盒、老报纸、印有公司标志的纸袋、药盒、瓶子、演员和名人的照片、还有比任何东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从那些垃圾屋里淘出来的。在塔尔拉巴什的一栋两层楼的旧房子里，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杂物和纸堆里的塑料椅子上，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拥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里感到的羞愧，在后来造访的一个退休煤气收费员家里也感到了。这个收藏家和卧床不起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用煤气取暖的房间里。（家里其他几间冰冷的房间，因为堆满了杂物根本无法走进去，我远远地看见了一些旧灯、维姆去污剂的盒子和我儿时的一些玩具。）让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亲对儿子的不停责骂，而是我知道，所有这些承载着人们回忆的东西，他们的主人都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过、生活过、多数现在已经辞世了，这些东西将在没到达任何博物馆、没做任何分类、没放进过任何展柜和镜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听说了一个希腊族摄影师的十年悲剧故事。这个摄影师在贝伊奥鲁为婚礼、订婚仪式、生日聚会和各种会议拍了四十年照片，因为无处放置，也因为没人要，他在一栋公寓楼的暖气锅炉里烧毁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钱也无人问津的这些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婚礼、娱乐和会议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楼、街区里会成为讥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变态和孤独，也因为他们去翻垃圾桶、收废品人的车子，因此他们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泽先生没过多忧伤，用一种说出人生真谛的神情告诉我说，这些孤独的人死后，家里的那些东西会被人们带着一种也是宗教气氛的愤怒在街区的一块空地上（过节宰牲的地方）烧毁、或是送给捡垃圾、收破烂的人。
1996年12月，一个名叫内吉代特·无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在托普哈内，离凯斯金家步行七分钟的家里，被倒塌的纸堆和旧物压死了，而他的尸体在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因为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由于大门也被杂物堵上了，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爬进去。当报纸用一种半调侃、半恐吓的语言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伊斯坦布尔人就更惧怕这些收集任何东西的收集家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能够在同一时间想起和芙颂有关的一切，因此我还要告诉读者一个我希望不被认为繁冗的奇怪细节。那个被杂物和纸堆砸死、尸体在家里腐烂的内吉代特·无名，就是我订婚那天晚上说起招魂时，芙颂提到的、还在那时就以为死了的内吉代特。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我的博物馆作出贡献的其他收藏家们表示感谢，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隐藏、令人脸红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惭。1995—1999年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收集我和芙颂去过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的明信片，那时我结识了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到过他。一个不想在我的书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给我的博物馆提供了他的门把手和钥匙收藏。他说，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他说的是男人），一生会碰过将近两万个不同的门把手，他让我相信，这些门把手中的大多数，“我爱的人的手”也一定碰过。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收集家希亚米先生，自从发明了照片，为了得到每艘经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轮船的照片，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他和我分享了有双份的照片，他给了我一个展示我想芙颂时、和她一起走路时听到响着汽笛声的轮船照片的机会，他像一个西方人那样，一点也不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