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守_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卢仁太太心下承认那位俄国女士到她家访问三周，不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那位客人的看法虚假、愚蠢——但如何才能证实呢？她吃惊地发现近几年来她对流亡运动一点不感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父母说得天花乱坠、似是而非的观点。移民政治会议曾一度是她经常关注的事情，但是现在在会议上听到的讲演她从不注意。她忽然想到卢仁有可能也对政治产生兴趣——兴许会迷上政治，就像千百万的聪明人迷上政治一样。对卢仁来说，忙上一件新事情是十分必要的。他变得很奇怪了，从前熟悉的那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情形又出现了。他的目光中常有一种躲躲闪闪的神情，好像他有事瞒着她。她担心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令他完全入迷的爱好，她也怪自己思维狭窄，没能找到一个领域、一种想法、一种目标，好为卢仁暂停不用的天赋提供用武之地和精神食粮。她明白她必须加紧行动，卢仁生活中没有被占据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被幽灵钻了空子。对浪漫的富翁而言，旅游是治他们愁闷病的关键药物。但对卢仁而言，在去风景胜地之前有必要为他找到一种有趣的游戏，然后才能求助于旅游这种安慰剂。

她从报纸着手。她订了Znamya（《旗帜》）、Rossianin（《俄国人》）、ZarubezhnyGolos（《流亡之声》）、Obõyedinyenie（《联合》）和Klich（《号角》）等报，买来了最近几期的流亡者杂志，还买来了一些苏维埃报纸和杂志，以资比较。她决定每天晚饭后他俩都要读报纸给对方听。她注意到有些报纸有象棋专版，起先考虑是否要把这些象棋部分剪下来毁掉，又担心这么做是对卢仁的侮辱。卢仁的老游戏以趣味棋局的方式出现过一两次。这令她不快，也很危险。她不能藏起登有象棋专版的报纸，因为卢仁要把报纸收集起来，以便往后装订成册。每当他打开一份登有黑乎乎的象棋棋局的报纸时，她就特别注意他脸上的神情，但他感觉到她的目光，就会匆匆跳将过去。她不知道他是怀着怎样的负罪而又期待的心情盼着象棋版面出现的星期四或星期一，她也不知道他趁她不在时怀着怎样的好奇心仔细观看那些登在报上的棋赛。只要报上登有棋局测验，他就会斜眼瞥一下棋局图，只凭这一眼，便记住了各个棋子的位置，也马上记住了要测验的问题，然后就在妻子给他念社论的时候心里暗暗解起这个难题来。“……整个活动形成了根本的转变和增益，这是计划用来保障……”他的妻子用平稳的语调读着。（真是一盘有趣的棋局，卢仁心想。黑方的后完全自由。）“……在他们的重大利益上形成明显分歧，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压手段有其致命之处，注意这一点并非多余……（”对白方在h7形成的攻势黑方显然有防御之策，卢仁心想。他妻子突然停住不念了，低声说道：“我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时卢仁机械地笑了笑。）“如果在这一方面，”她又往下念，“毫无顾忌的话……”（啊，太棒了！卢仁暗暗喝彩，找到了难题的解拆之法——原来是一着高妙无比的弃子攻杀法。）“……灾难迫在眉睫，”他妻子读完了文章，叹了口气。现在的情况是，报纸读得越仔细，她越觉得没意思。报上用的词语、隐喻、假设和争论如云似雾，都是用来遮蔽事实真相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她总是有所感觉，但从来说不清楚。当她转向另一个世界的报纸——苏联的报纸时，没意思的感觉便漫无边际地扩大起来。这些报上有阴沉清冷的会计室，肮脏沉闷的办公室，这样的办公室让她想起了一个小官员毫无生气的面孔。当时是为了办个什么微不足道的文件，她和卢仁不得不去一个办事机构，那个单位打发他俩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那个小官员是其中一个办公室的，衣衫破旧，动辄发脾气，正在吃糖尿病人专用的面包卷。他可能拿着一份极低的薪水，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全身长满了皮疹。他们当时没有、又不得不有的那份文件，在他看来，具有宇宙般的重要性，整个世界都悬挂在那张纸上，一个人要是没有了它，世界就会无可奈何地倒塌在地，化为尘埃。事情还不止如此：后来证明，卢仁夫妇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得到这份文件，绝望空虚几千年再说吧。要减轻这种Weltschmerz☾1☽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写申诉状。那位官员怒斥可怜的卢仁，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吸了烟。卢仁吓了一跳，忙把烟蒂塞进口袋。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座正在修建的房子，到处搭着脚手架，细雨斜斜落下。屋子一角挂着一件黑色的小夹克衫，那位官员上班期间就脱下它，换上一件发亮的丝织衫。他的办公桌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紫墨水颜色和那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他们一无所获，走了出来，她觉得好像在和一个又老又瞎的永恒老头斗，实际上这个永恒老头已经打败了她，轻蔑地把她战战兢兢奉上的俗气贿赂——三支香烟——扫到了一边。在另一个机构里，他们马上就拿到了要办的文件。后来卢仁太太颇为恐怖地想，把他们支走了事的那个官员可能在想他们会像孤魂野鬼一般在真空中游荡，也可能在等他们无计可施哭着返回他的办公室。她不明白为什么一拿起一份莫斯科报纸，那位官员的样子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也许是同样的厌烦和怜悯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她心里并不满足于此——突然间她明白过来，她也在寻找一种模式，一种能真正代表感觉的东西，所以现在的感觉根本不中要害。各种流亡报纸表达的意见都是模糊不清的，她的思想无法理解各报之间复杂的争斗。这种意见的分歧尤其令她吃惊，常使她沮丧地认为任何一个与父母想法不一致的姑娘想问题都会像当年学校里曾给一群咯咯傻笑的女孩子大讲社会学的那个跛子一样可笑。后来发现意见的分歧极其细微，但其中包含最阴险的敌意。如果这一切对思想来说过于复杂，那么感情开始比较明确地抓住了一件事情：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人都在折磨别人，或者极想折磨别人，只不过那边的折磨和人想折磨人的欲望都要比这里厉害一百倍，所以还是这里好一些。

轮到卢仁读报时，她会为他选一篇幽默文章，要么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他读得结结巴巴，很滑稽，把有些词的音发得很怪，经常跳过句号，要不就是不到句号处就停下来，声音用升调还是用降调也没有任何逻辑依据。她不难看出，报纸引不起他的兴趣。任何时候她引导他就他们刚刚读过的某篇文章谈起话来时，他就连忙同意她所有的结论。有时候为了检验他是否说心里话，她就故意说所有的流亡者报纸都在撒谎，他竟然也表示赞同。

报纸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听听大家的谈话也许不错。她想象着具有不同倾向的人——比如她母亲所说的“一小撮知识分子”——聚集在他们的公寓里，卢仁听到大家针对新事情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时，他即使不立马精神焕发，至少也会暂时消遣消遣。在她母亲的所有熟人中，最有见识的当属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她母亲甚至带点调情意味地断言他是“左派”。然而当卢仁太太请他领一些有趣的、思想自由的、不仅读《旗帜》也读《联合》和《流亡之声》的人到她家里来时，斯米尔诺夫斯基却回答说，她应该理解，他如今已不在这样的圈子里走动了，而且已开始谴责与这些圈子来往的人。他还急匆匆地解释说他如今在别的一些需要他走动的圈子里走动。卢仁太太听得头开始发晕，就像过去在游乐场里坐转盘时那么晕。这次失败后，她开始从她记忆库的各类小小库房中搜寻她曾经偶然遇到的、现在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人。她想起了一个俄国女孩，当年她在柏林应用艺术学校上学时的邻桌同学，是某个民主团体中一个政工干部的女儿。她想起了阿尔费奥洛夫，他去过许多地方，爱讲一位老诗人死在他怀中的故事。她想起了一个不受赏识的亲戚，他在一家自由主义俄文报报馆工作，这家报纸的名字每天晚上都会被那个在街道拐角上卖报纸的胖妇人用喉声高唱一番。她还挑选了一两个其他人。她也想到许多知识分子可能还记得作家卢仁或者认识棋手卢仁，因此会乐意来她家做客。

卢仁真的介意这一切吗？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莫名其妙地深陷其中的复杂精巧的棋局。他无可奈何地苦苦寻找象棋重现的迹象，想知道它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然而他不可能总是保持高度警惕，总是集中精力。他的心力会暂时衰弱，登在报上的棋局会让他无忧无虑地快乐快乐。快乐一阵后，他又会绝望地注意到他太大意，他的生命棋局又移动了精妙的一步，无情地延续着那些致命的密码。于是他决定加强戒备，把握好他生命中的每一秒钟，因为陷阱无处不在。最使他觉得压抑的是无法发明一道理性的防线，因为他的对手的意图仍然深藏不露。

就他的年龄而言，他身材太胖，体力太弱。他在妻子为他选来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从头至尾都在看，都在听，琢磨下一步的线索以及这场比赛如何进展下去——比赛并非由他开局，而是由可怕的针对他的力量指挥着。说来也巧，常会出现下一步怎么走的暗示，也会有所进展，但密码的整体意义仍未揭示明白。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大家向他连连提问，他得把问题暗自重复几遍才能弄懂它们的简单含义并找到简单的回答。三间互不相连的屋子里灯光很亮——没有一间不开灯的——人有的坐在餐厅里，有的坐在客厅不太舒适的椅子上，有的坐在书房的无靠背长沙发椅上。一个穿着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试了好几次，坐到了书桌上，为图坐得舒服，把颜料盒和一堆拆开了的报纸挪到了一边。一个年长的老演员坐在了沙发椅上，他的面部因演过多种角色做了处理，嗓音极其浑厚。就是他，曾穿着毛毡拖鞋演了他最成功的几出戏，演的几个角色需要低吼、呻吟、装神弄鬼、用低沉圆润的声音念台词。挨着他坐着的是记者巴斯肥胖的黑眼睛妻子，曾经做过演员，他便和她一起回忆他们在伏尔加某镇同台演出的美好时光，当时演的是情节剧《爱情之梦》。“你还记得高帽子引起的混乱吗？我手段巧妙，轻松圆了场，”老演员兴致勃勃地说。“无休止的热烈掌声，”黑眼睛女士说，“大家给了我那么热烈的掌声，我永生难忘……”他们就这样抢着说话，各说各的回忆。那个穿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第三次向沉默的卢仁要了“一支小烟卷”。他是个刚刚起步的诗人，热情洋溢地念着自己的诗作，念得像唱歌一般，还轻轻地一扬头，遥望长空。平时他的头也高高扬起，结果他那个动来动去的大喉结极为显眼。他这一次再也要不到烟了，因为卢仁心不在焉地走进了客厅。诗人尊敬地望着他那肥胖的颈背，心中感叹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棋手，盼着有朝一日能和经过休养恢复过来的卢仁谈谈象棋，因为他也是个狂热的棋迷。后来他从门缝里看见了卢仁太太，便暗自思量值不值得追求她。卢仁太太正微笑着听满脸麻子的高个子记者巴斯说话，边听边在想让这些客人都围着一张茶桌喝茶太困难了，以后干脆给他们坐着的地方端去茶水岂不更好？巴斯说得非常快，好像是非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曲折的意思表达出来，还要带上所有的附加内容和油腔滑调的套语，以求支持、调整他的整体意思。听他说话的人要是意外地用心听了，就会一点一点地明白过来，他这一套快速话语的迷宫逐渐显示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连贯性。他的演说偶尔重音不准，带点报刊气，却突然发生变化，好像从他表述的思想中获得了某种典雅和高贵。卢仁太太看到了她丈夫，将一个盘子往记者手里一塞，走过他进了书房。那个盘子上放着一只剥开皮的橘子，橘子皮剥成了好看的花样。“注意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说道，他从头至尾听了记者刚才的一席话，很是赞赏“，注意了，丘特切夫☾2☽笔下的夜晚很凉，天上的星星是圆的、潮湿的、发光的，不只是些小亮点。”他不再多说，因为他总的来看说话很少，看样子说话少并不是出于谦恭，而是出于某种担心，怕抖露了什么本不属于他、只是托他代管的贵重东西似的。卢仁太太突然间非常喜欢他，原因恰恰是他衣着朴素，相貌平平。此人有点像装满稀有的神圣物品的泥土花瓶，里面装的东西太珍贵，以至瓶表面涂上油彩的话会有亵渎神圣之嫌。他叫皮特洛夫，没有一点出众之处。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但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自己的情况。他活在世上只有一样功能，那就是恭敬而专心地管好他受人之托代管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管好，务必分毫不差地保持原貌，保持原有的成色。为此，他连走路时都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尽量不撞上任何人。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在和他谈话的人身上发现了亲人般的关怀时，他才把他深藏不露的巨大宝物暂且露一点点——就一点点，娇嫩、细微，却无比珍贵：一行普希金的诗，或一种野花的乡下称谓“。我记得这家男主人的父亲，”当卢仁的背影退入餐厅时记者说道，“他脸不像他，不过肩膀长得很像。他是个好人，人品不错，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什么？你真的发现那些油印石版画插图的儿童读物……”

“请，请，请大家去餐厅，”卢仁太太说道，陪着她在书房中找到的三个客人走了出来，“茶已经上好。来吧，有请了。”已经坐在餐桌旁的人都坐到桌子一边去了，另一边坐着一个孤零零的卢仁，神情忧郁地低着头，嚼着一块橘子，搅着杯中的茶。阿尔费奥洛夫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个黑皮肤的盛装女孩，黄鹂鸟画得极好。还有一个秃顶的年轻人，戏称自己是印刷工人，骨子里却渴望当政治领袖。另外两个女人是两位律师的夫人。坐在餐桌旁的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怯生、健壮、心地单纯，留着一缕金黄色的山羊胡，穿着一双老年人常穿的厚呢布鞋。在沙皇统治时期，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流亡国外。一九一七年刚刚回国，一眨眼就赶上了革命，随后又遭流放，这一次流放他的是布尔什维克。他认真地谈论他的地下工作，谈论考茨基☾3☽和日内瓦，一见卢仁太太便不由自主地充满深情，因为他发现她长得很像当年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他一道工作的目光清澈、怀抱理想的少女。

和往常这样的聚会一样，所有的客人到齐围着餐桌坐定后，大家反而都不说话了。静得出奇，就连女仆上茶时的呼吸声也听得清清楚楚。卢仁太太不由自主地冒出个荒唐想法，想了好几次：何不问问女仆，她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喘粗气，难道不能喘得轻一点？这个矮胖的乡下姑娘，总的来说不是很麻利——尤其是接电话，简直就是灾难。卢仁太太听着女仆的喘气声，猛然想起几天前女仆接电话闹出的笑话。我把号“是一个法什么……弗什么……弗尔蒂先生。码写下了。”卢仁太太拨通了这个号码，结果一个人厉声答道这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办公室，根本没有什么弗尔蒂先生。事情搞成了一团糟，无计可施。她正想批评批评这个德国的女仆，以此打破座间的沉默，忽然发现谈话已经展开了，大家说起了一本新小说。巴斯口口声声说这部小说写得精致巧妙，一词一句都可见作者彻夜不眠的推敲功夫。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不对哎，它读起来挺容易的。”皮特洛夫朝卢仁太太斜过身去，低声引了茹科夫斯基☾4☽的一句名言：“写时下工夫，读时才容易。”诗人把某个人的话拦腰打断，使劲发出了一个带卷舌的喉音，高声说茹科夫斯基是一只没有头脑的鹦鹉。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听了这话摇头反对。他们到前厅像彩排节目一般相互道别，因为到街上他们又再道别了一次，尽管大家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就在门厅里道别的时候，那位面部经过巧妙处理的演员突然伸手一拍前额：“亲爱的，我差点忘了，”他对卢仁太太说，每说一个词都要捏一下她的手，“前一天一个来自电影王国的人向我要你的电话号码——”说到这里故作惊讶之状，松开了卢仁太太的手，“怎么，你不知道我如今在拍电影吗？对啊，对。尽演主角，好多特写镜头。”就在这时，他被诗人一肩膀挤到旁边去了，卢仁太太也就无从知道演员所说的是什么人了。

客人都走了。卢仁斜身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是剩下的茶点，还有空了的和没喝尽的玻璃杯，固定成了各种各样的姿势，就像果戈理《钦差大臣》尾声中的各种人物一样。他的一只手摊开重重地压在桌布上。他半垂着又一次肿胀起来的眼皮，盯着一根发黑的火柴头，刚刚离开他的手指，正痛苦地扭曲着。他那张大脸微微发亮，鼻子和嘴角一带布满了松弛的皱纹。脸颊上刮了又长、长了又刮的胡碴儿在灯光下闪着金黄色。深灰色的套装摸上去很松软，把他裹得比从前更紧了，尽管做的时候留有很大的余地。卢仁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盛着糖果的玻璃盘子闪着微光。一只茶匙静静地躺在桌布上，远远离开任何杯子或盘子。一小块奶油松饼，看上去并不特别诱人，但真的很好吃，不知为何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这是怎么了？卢仁太太看看丈夫想道。天哪，这是怎么了？她产生了一种回天无力、毫无希望的痛苦感觉，就好像接受了一份太困难、她干不了的工作一般。任何办法都不管用——试了能想到的娱乐活动，也请来了有意思的客人，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她尽力想象自己领着这个又一次闭着眼、拉着脸的卢仁在里维埃拉到处游玩，但她能想象到的全部情景只是卢仁坐在他的房间里，盯着地板发呆。她突然心生邪念，想透过命运的锁眼窥视一下她的将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都一个样，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卢仁，沉着脸，弓着背，沉默，无望。可耻的邪念，不能这么想！她的精神马上重新振作起来，她满脑子又是熟悉的形象和牵挂的事情：到睡觉的时候了，下次最好不要买那种脆松饼，皮特洛夫真不错，明天上午他们得去看看护照办得怎么样，扫墓之事看来又要往后拖了。乘上一辆出租车，开向郊外，直奔一片荒地之中的那个俄式小墓地，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然而总是横生枝节，害得他们去不了。不是卢仁牙疼，便是办护照的事，要么就是别的什么事——反正都是些预料不到的小障碍。不知还会有多少新的烦心事啊……卢仁绝对得去看牙医。“牙又疼了吗？”她把手放在卢仁的手上问道。“啊，是啊，”他歪歪脸说，把一边脸颊往里一吸，噗地响了一声。其实他是前天为了解释他的低沉情绪和寡言少语而发明了牙疼。“明天我就打电话叫牙医，”她果断地说。“不必了，”卢仁喃喃说道，“请别叫，没有必要。”他的嘴唇在发抖。他觉得好像要哭出来了，每样事情现在都变得这么可怕。“是什么没有必要啊，嗯？”她温柔地问，末尾的问号用闭嘴轻轻发出的一声“嗯”表示出来。他摇摇头，又不失时机地吸了吸牙齿。“没必要去看牙医吗？不，卢仁肯定要去看牙医的。谁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卢仁从椅子上站起来，托着腮进了卧室。“我会给他一片药，”她说，“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一片药。”

药片没有起作用。卢仁在妻子睡着之后仍久久不能入睡。如实讲，夜里的几个钟头，在安全、封闭的卧室里失眠的几个钟头，才是他平静思考的几个钟头，不必担心拆解怪物般的密码时遗漏新招。一到夜里，尤其是当他躺下，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时，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时他会尽可能小心冷静地把已经冲他而来的所有杀招细细过一遍，但只要他开始推测他过去的情况将会以什么形式重现时，他就马上迷惑起来，害怕起来，害怕不可避免的、无比可怕的灾难带着无情的精确性朝他压来。这天夜里，面对这种缓慢、高雅的进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无奈。他想干脆别睡了，把这个夜晚，把这种静静的黑暗尽可能地拖长，让时间停留在半夜。他的妻子睡得悄无声息，简直就像没睡在那里一般。只有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发出嗒嗒响声，证明时间仍然存在。卢仁听着这微弱的心脏跳动声，重新陷入了沉思，接着又惊醒过来，发现小闹钟的嗒嗒声停止了。他觉得这个夜晚似乎永远停了下来，现在没有一丝声音显示时间的流逝。时间死了，万物安然无恙，一片天鹅绒般舒适的寂静。睡眠不知不觉间利用了这种幸福和解脱，然而这会儿睡着了，仍然不得安宁，因为睡眠是由六十四个方格和一个巨大的棋盘组成的，他就站在棋盘中央，一丝不挂，浑身发抖，有一个小兵那么大，望着各子所处的大概位置。只见那些棋子或戴王冠，或长马鬃，一个个硕大无比。

他醒来时，他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俯身吻吻他的眉间。“早上好，亲爱的卢仁，”她说，“已经十点钟了。我们今天做什么——看牙还是看签证？”卢仁睁大眼睛，目光迷乱地看看她，随即又闭上了。“昨晚是谁忘了给小闹钟上弦？”他妻子笑着说，疼爱地摸摸他脖子上鼓起的白肉。“照这么睡，你一辈子就全睡过去了。”她一歪头，看看丈夫埋在枕头中的半个脸，发现他又睡着了，便微笑着离开了卧室。在书房里，她站在窗前，望着碧蓝的天空，只见清冷无云，心想今天可能很冷，卢仁应该穿上开襟绒衫。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肯定是她母亲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到她那儿吃饭。“喂？”卢仁太太说，坐在椅边上。“喂，喂，”一个陌生的声音冲着电话激动烦躁地大喊。“对，对，是我，”卢仁太太说，挪到一把扶手椅上。“你是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用德语问道，带着俄国口音。“您是哪位？”卢仁太太问。“卢仁先生在家吗？”那人用俄语问道。“Kto govorit☾5☽，您是哪位？”卢仁太太微笑着又问了一遍。沉默。那声音似乎在同自己讨论，要不要报名亮相。“我想和卢仁先生说话，”他又说起来，转用德语，“一件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事情。”

“稍等片刻，”卢仁太太说，说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两趟。算了，这事不值得叫醒卢仁。她又回到电话旁。“他还在睡觉，”她说，“你想留个口信的话……”

“唉，这就太麻烦了，”那个声音说道，最终还是讲了俄语，“这是我第二次打电话。上一次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这件事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允许丝毫耽搁。”

“我是他的妻子，”卢仁太太说，“如有需要……”